纪念父亲汪克之

一如既往

　　我的父亲汪克之（曾用名汪法震）于1922年8月13日出生在安徽歙县稠墅村的一个富裕的人家。今天是他百岁诞辰纪念日。

　　我的祖父汪任民，家境还算富裕，认知还是比较开明，很早就让父亲出去读书，在徽州中学念完初中。1937年毕业后，随即在徽州唐模小学当上了老师。

祖父汪任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带领父亲一同参加歙县战地服务宣传团。并担任团长工作。祖父这段经历，在歙县文史资料里有记载。

　　上图为父亲汪克之（前排左一）与堂兄弟及同学。

　　我的父亲自幼受其父亲影响，“读书为明理，明理为做人”，酷爱读书，手不释卷，手不离笔，立志要做一个刚直正派的人。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全国点燃了抗日的烽火，激起他抗日救国的热情。《新华日报》和《生活》等进步书刊，使他进一步明白，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

1937年，年仅15岁的父亲，就和祖父一道参加了歙县战地服务团，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次年4月，他多次去岩寺一带寻找新四军，终于在潜口见到了叶挺军长。他一个劲儿的要求参加新四军，受到了叶军长的爱抚和赞许，留下了这个“小鬼”。他在38年4月入伍，同年8月1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永远记住8•13这个有双重意义的日子）。

最初，他担任歙县城区区委委员，后又担任歙绩休（歙县绩溪休宁）青年部长。不久随新四军在皖南、浙西一带，参加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

　　这是一张1938年5月1日新四军宣传队员，在黄山紫云桥上的合影，照片背面记录有：“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一号，由战地服务团五众偕同至半山寺，返时摄于紫云桥”“汪白扉、周宜今、汪法震等摄于黄山紫云桥”等字。（此照片刊登在2020年8月19日的黄山日报上）

　　图片中左三为我的父亲汪克之（曾用名汪法震）

1938年刚参加革命的照片，该照片在歙县文史馆留存。

　　1941年，蒋介石背信弃义，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时，父亲所在部队被围困在一座高山上，敌人三面封锁，一步一岗，只有悬崖峭壁、乱石嶙峋的一面，是敌人监视较松之处。经过几昼夜的奋战，弹尽粮绝，他们吃草根树皮，甚至将大便里未消化的黄豆洗了再吃。子弹也打光了，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连队指导员和大家讨论决定从峭壁方面突围，绝不束手就擒。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指导员的率领下，战友们一起用被战火撕碎的棉衣裹住头部，毅然向谷底猛滚下去。翻滚快到谷底时，父亲的胸部撞击在一块巨石上，肺部受伤，吐血不止，且昏迷过去。苏醒后，他忍着巨大的伤痛，赶到了预定的集合地点。突围的二百多人，幸存者只有三十余人。以后他又熬着伤病，赶上了大部队。由于当时部队和解放区缺医少药，环境十分艰苦、恶劣，父亲的伤病不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还要不断的行军、打仗。他的伤病明显恶化了，左肺萎缩，右肺也只有三分之二的功能完好，支气管严重扩张，导致时常吐血。他以顽强的意志，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从未掉队、离队，在战火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迎来了新中国。一个三等残废军人，就是以这样豪迈的气概，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岁月。

皖南事变后，他干过报纸总编辑、理论宣传工作、文艺工作，还在新四军七师任文工团长，他干一行爱一行，走到哪里都将革命的火种，点燃在人们的心上。

　　1949年2月，父亲调到当时在淮安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任教兼做党支部工作。学员大多来自上海、南京、江浙一带的知识青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就全把年轻人吸引住了，连续三个小时的讲课，学员们目不转睛，课堂上鸦雀无声，下课后，大家不约而同的说，在大城市听过不少名教授的讲演，不似这般有趣生动。日后得知他的经历，更受感动，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渡江前夕，中共华中工委给华中新专一个紧急任务，要在苏南解放后，尽快在无锡公演解放区的文艺节目。这一排练节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当过文工团长的父亲头上。在确定公演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父亲自任导演，抱病日夜排练。渡江胜利后，在无锡的第一次公演，无锡公园剧场座无虚席，但最后效果不太理想。父亲一面组织大家吸收并听取意见，一面把演出队搬进有四千工人的申新三厂，聘请了民间艺人就地协助彩排，就地听取意见，不断改进，又增添了一些苏南民族乐器。几天后，在工厂演出，效果非常好，演完后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于是，再搬到公园剧场连演五场，场场爆满，效果比预期好得多。公演完毕，父亲又病倒了！

　　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无锡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照片上最上面的就是父亲。

　　华中新专迁到无锡后，改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招收了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学员250余人。父亲大病初愈，不顾众人劝阻，和大家一起投入工作学习中。1949年8月，全体师生开赴农村，他也下乡，扑进了发动农民、剿匪反霸、组织农会和建立革命政权的各项斗争中。由于过度疲劳，他旧创复发，又吐血了。在用担架送他上医院的路上，不时的呕血，鲜血染红了乡村小道。

在苏南新专，曾经流传过父亲的一句名言：“人的生命可以用意志加以控制的”，这句话，深蕴着一个共产党员克病制胜的精神力量。学员们那时怀着敬仰的心情，称他为：中国的保尔，一个永远微笑的人。

这张照片是父亲生前最喜欢的照片。

　　1949年，在无锡病倒后，组织上把他送到上海最好的医院，由中国著名的胸心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家驷主持为他看病，经过多方专家会诊后，认为他主要是支气管严重扩张，使左肺萎缩，需要开刀，已除病根。当时的盘尼西林尚需完全依靠进口，为了准备替他开刀，筹备了足够使用的盘尼西林。黄家驷大夫经过反复诊断，认为父亲当时身体太过虚弱，需要休养恢复一年的时间，再到上海来开刀，手术方案也初步拟订。谁知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黄家驷大夫率队奔赴朝鲜战场，别的医生医术不如他，胆量更不如他，不敢开着一刀，只能采取保守疗法，这一“保守”，贻误了开刀彻底根治的时机。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大整合，以南京大学的工学院为基础，合并金陵大学化工系、电机系建立南京工学院，校址定于原南京大学本部。原任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的汪海粟被任命为南京工学院第一任院长，他从苏南新专苏南区委宣传部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南京工学院任职，我的父亲母亲同时被抽调到南京工学院工作。

我的父亲与母亲相爱了，1953年11月，在汪海粟院长的主持下，他们结婚成立了小家庭。

我父母与汪海粟院长一家在灵谷寺

　　1953年-1956年，父亲出任南工院党委常委、并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母亲则在院办和外办任职。这段时间无论是南京工学院党风、学风、校风良好，全校处在一派开拓、进取、奋发、向上的氛围中。许多工作都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期间我和哥哥相继出生，由于母亲也是独生女，所以父亲提出，哥哥随父姓，我随母亲姓。小家庭也是其乐融融。

外婆与我们一家人

母亲与哥哥。

母亲与我

父亲留下的笔迹

母亲与哥哥及我。这些照片都是父亲摄影的。

　　1957年整风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开始，南京工学院裹挟在纷繁复杂的人事纠纷中，并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以汪院长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型的干部，被打上了右倾的烙印，我的母亲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好在那年父亲因病断断续续一直住院，没能参加大鸣大放的任何会议，右派的帽子虽未戴上，但也视为“汪家将”的核心成员。

在无休无止的批斗会中，母亲胆战心惊心身俱疲，全家噤若寒蝉生气全无。父亲不断安慰母亲，相信历史会证明一切。

　　1958年初，父亲在部队工作的堂弟回家探亲，先到南京见他十分敬仰的堂哥，提议全家去拍一张照片，母亲怕右派的身份影响到在部队工作的堂弟，坚持不参加，于是，留下了这张独缺母亲的照片。

　　由于这两年父亲长期住院以及反右斗争的影响，父亲的党委常委的工作早就被靠边站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也无法工作，1960年，他被委派担任图书馆馆长。这虽然是个重要的带有学术性质的岗位，过去都由教授担任，可是在五十年代的高等院校，却被视为无足轻重、与世无争的闲缺。

父亲只有以拼命工作的行动填补心灵上的寂寞，也许他也意识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他就想多干点事。图书馆是一个多学科、多语种、多工种的的岗位，他在这方面是一个新兵，要学习和熟悉的知识太多了。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病痛的折磨，居然在1960年一直坚持工作了一年，直到冬天病倒。

这张照片是父亲在南工图书馆门口照的。

　　他这时身体更加虚弱，虽还有个“红派司”的高干医疗证，由于政治风浪的波及，物质及医疗待遇上均受影响。

1961年1月12日，我的父亲没能顶住死神的召唤，离我们而去！

1962年，父亲汪克之被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父亲生前酷爱音乐，这首梁山泊与祝英台的小提琴协奏曲，是父亲的最爱。

　　在整理父亲资料中，获得了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档案馆留存的珍贵档案，父亲于1954年4月亲笔填写的《干部登记表》。

　　获得了父亲老家安徽歙县档案馆珍藏的相关资料。

　　回忆父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坚毅而柔情，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他身上闪烁着完美的人格光辉。他长期抱病工作，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病魔作斗争。他勤奋好学、诲人不倦，克服文化底子比较低的不足，系统自学革命理论，最后承担起在大学讲台上教授马列主义美学理论的课程，得到师生们的好评，并被评为副教授。他还钻研革命文艺理论，导演了《王贵与李香香》等革命戏剧，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父亲喜欢读书、摄影、文艺表演和青年们交朋友，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良师益友。

　　今天是父亲的百岁诞辰，同时他离开我们己经61年了，但我的缅怀之情一点也没有淡忘，反而更加思念他，我的好父亲，我们永远缅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