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皎平渡到彝海，军魂牵我南北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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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照的

9点出发下会理

美不胜收

惬意豆

1，彰冠镇

当前，会理已建成40万亩石榴产业带，其中彰冠镇种植面积24万亩，该镇2021年产量39.5万吨、产值23.5亿元，果农收入达100万元以上的有900多户，最高的果农收入达600多万元。全镇石榴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均占全市一半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石榴第一镇。

漫山遍野的石榴

2，皎平渡

一个大工地，烟尘滚滚，还好没误我们的行程!

观景台

金沙江皎平渡桥，江左是云南，桥头石上有“皎平渡”三个字。江右是四川，山坡上有“金沙水拍云崖暖”七个大字。

3万多名红军，37个船工，6艘木船，7天7夜……这组数字勾勒出1935年5月红军在皎平渡的渡江过程。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在距此约180公里的寻甸县鲁口哨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后，便兵分三路直插金沙江。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指挥下，中央红军3万多人利用6艘木船，在当地37位船工的帮助下昼夜渡江，从皎平渡口顺利渡过金沙江天险。待滇军刘正富旅追赶至江边时，红军早已渡毕毁船，直逼川康重镇会理。这是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胜利。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回望那惊心动魄的7个昼夜， 没有37名船工的奋力摆渡，就没有那场渡江的胜利。1935年5月2日子夜，红军渡江先遣队率先抵达皎平渡口，找到船工张朝寿，经过宣传教育，张朝寿答应找人帮助红军渡江。先遣队在渡口南岸用缴获的2艘木船渡过前卫连，消灭江北岸守敌，夺取了敌人的税卡厘金局。随后，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在北岸和上游鲁车渡找到敌方未烧毁的4艘船。5月3日，中央纵队开始从皎平渡渡江。

站在皎平渡口，金沙江从脚下滔滔流过，两岸的群山层峦叠嶂，当年刘伯承指挥红军渡江时站过的那块石头还矗立在岸边。在江畔，当年参与渡江船工的徒弟毛洪银向记者讲起了80多年前师傅们经历的壮举。

“在红军来的几天前，大家就知道会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道是好是坏，把这些船全部藏起来。红军当时找到张朝寿把情况一讲，他心里面就觉得很高兴，马上就把这附近会划船的人都叫来了。这些船工都是穷苦人，红军对他们很客气，很关照他们。红军说，因为时间紧，要用最快的速度渡江。他们认真地把人组织起来，人下来休息，但船不能停，靠岸就回，心里想的就是‘赶紧渡，赶紧渡，快把红军渡过去’。”

刘伯承曾这样评价红军渡过金沙江的意义：“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当年37名船工奋战七天七夜，打破了‘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规矩，他们冒死在暗流涌动、惊涛骇浪的江面上连夜摆渡，想的是“快把红军渡过去”。英雄的人民，共创英雄的历史！

据禄劝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迎春介绍，红军长征两次经过禄劝，除了在皎平渡参与渡江的37名船工外，给红军带过路和帮助过红军的当地群众，史料中明确记载有名字的就有135人。长征路上，无数个夜渡的船工，无数个带路的向导，无数不知名姓的老乡，帮助工农红军、中国革命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条希望的路、新生的路。

如今，皎平渡面临新的变化。皎平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林说：“乌东德水电站要下闸蓄水，蓄水位高程是975米，而这里的海拔是800多米，皎平渡将成为库区。这涉及川滇两省的移民搬迁。虽然故土难离，村民们还是通情达理。现在所有协议已经全部签完，就要开始搬迁了。”

立于滔滔金沙江，记者感慨：无论是80多年前还是今天，共产党人都在矢志为人民谋幸福，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作贡献！

距37名船工帮助红军渡过金沙江的日子已经过去了80多年，当年的皎平渡口也因为水电站建设即将消失。但是，人民对历史的贡献不会被忘记，关于皎平渡的红色记忆永远不会消失。

回到居所已是晚上十点半了!时近中元节的夜空。

3，铁厂村

会理会议纪念地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是被其认为是自己直接指挥的四大败仗之一的土城战役。当时，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干部团、三军团、五军团、一军团一部等长征红军的大部分主力，以尾追川军郭勋祺部为打击对象。但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付一直被认为是战斗力很弱的川军，却因情报失误、判断敌情不确，遭遇重创。毛泽东东山再起的第一仗的指挥能力受到怀疑。博古即直言：“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但毛泽东的领导权力却没有受到影响。2月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商谈决定，变换中央领导，以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书记。7日，中央红军放弃遵义会议原定的北渡长江与贺龙、萧克部会师计划，开始四渡赤水的战役。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毛泽东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实行大范围迂回，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变被动为主动，从而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打破了敌人的整个追剿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是毛泽东的军事杰作，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通过四渡赤水，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得以进一步确立。

林彪信件代表了一部分将领的意见

四渡赤水历时4个多月，红军实行高度的运动战，其特点表现在“跑路”，艰难的转圈式来回行军。这对于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来说，是难堪的重负。而且，这种行军，由于军情紧急，上级往往不告诉下级作战意图，下级持久行军却不明所止。更为重要的是，疲惫的中央红军在承受这难堪的重负后，并未迅速脱离困境，与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期望大相径庭。所有这些，激起了一部分指战员的不满。 于是在3月10日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黔敌时，毛泽东的权力受到质疑，毛泽东上任不到一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被撤销。毛泽东的职务被撤销是与会高级将领表决的结果。尽管毛泽东通过努力，成立了中央“新三人团”，进一步巩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领导权，但毛泽东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战术还是颇具争议。刘英就回忆说，“在当时，毛主席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着是走路还是打仗。” 3月16日至5月3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提出了严重的质疑。红军在狭窄的云、贵、川边境，围绕赤水河穿插、“兜圈圈”，飘忽不定，行踪无常，只是不断的走，战斗伤亡很大，不少指战员情绪十分冷落、悲观。杨尚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不止一次地感叹：“红军在四渡赤水那一段走得实在苦……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记录：土城战役，朱德亲自督战他所在的红三军团四师阵地，对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非常恼火，对他大发了一通脾气；在娄山关、遵义战役中，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已改变建制，废止师级，直辖团级）伤亡惨重，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参谋长孔权腿被打断，第十团团长张宗逊，腿被打残，参谋长钟伟剑牺牲。 对毛泽东指挥意见最大的是红一、三军团指战员。其中，尤以红一军团长林彪的牢骚最盛、意见最大。按聂荣臻回忆录的说法，“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林彪表示不满后做了3件事：一是发牢骚，埋怨毛泽东指挥红军尽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二是直接打电话给红三军团长彭德怀，要求他出来指挥。红一军团在刚占领的会理城休整。林彪当着红一军团主要将领聂荣臻（政委）、左权（参谋长）、罗瑞卿（保卫局局长）、朱瑞（政治部主任）的面，直接打电话给彭德怀，明确表示，“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拒绝后，林彪做了第三件事，直接给中央“新三人团”写信，并要聂荣臻签字。聂荣臻拒绝后，林彪单独签字上送。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在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方面，对毛泽东的指挥也存有疑虑。在二占遵义、中央指派刘少奇为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彭德怀对刘少奇说：“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伤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结果。”彭德怀还认为，目前中央存在对敌作战犹豫的现象，并对中央的作战方针提出批评。刘少奇与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据此联名报告了中央。彭德怀及红三军团其他指战员的情绪很快被毛泽东指责为右倾。 中央领导层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也存在看法或保留意见。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正跟随红三军团行动。张闻天应该知道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张闻天对他的战略战术存在看法而故意隐瞒。在“新三人团”里，王稼祥对毛泽东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也有意见。他对张闻天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他要张闻天开会讨论，决定红军的作战计划、行动方针。 于是，在抢渡金沙江成功，夺得会理城后的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郊外召开了扩大会议。 特别会议争执激烈 此次会议的召开非常特别。一是参加会议的人员特别。按一般规律，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出席，但当时在军中的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委员陈云、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没有出席。与会人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朱德、“新三人团”成员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及扩大的红一、三军团司令员、政委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二是会议的时间比较特别。此次会议召开时间长，前后3天，这在长征途中并不多见；参加会议的通知来得很急，中央紧急通知，必须当日下午2时赶到。三是会场比较特别。会场摆在城郊的一个铁厂的草棚子里，草棚外不时有敌机扔下的炸弹爆炸声，有一颗炸弹就落在会场附近，墙壁震得摇晃起来，尘土落了开会的人一身。“军团来的负责人就住在这个草棚子里，就地打铺，地上铺了卧草。喝水、吃饭都由我带警卫员送去。”刘英说，这是为防避敌机轰炸扫射。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的报告事先已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张闻天严厉批评了林彪的信，认为这是动摇、右倾。毛泽东讲话很多，他严厉指责彭德怀，并涉及到张闻天。大家争得面红耳赤。毛泽东对林彪是恨铁不成钢，认为他写信是受了别人的蛊惑，批评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但却认为彭德怀、张闻天是别有用心，是想取而代之。 毛泽东批评了彭德怀的右倾情绪，还说林彪的信就是他鼓动起来的。彭德怀听后十分愕然、难过，但他对毛泽东的盛怒之中所说的话并未过多申辩。不仅如此，他还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没打好，有些烦闷，但只是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在会上，彭德怀也批评了林彪的信，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他表示林彪的信与他无关，“事先我不知道”。 毛泽东在会上，还暗示张闻天与林彪、彭德怀有关，说张闻天到红三军团是联合彭德怀一起反对自己，严厉指责张闻天“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 会理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批评了林彪等少数人的错误思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红军作战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是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毛泽东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理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更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维护了团结，也更加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并为后来粉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奠定了基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应该说，会理会议加强了毛泽东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 会议余波不断 会理会议的争执本应随时间的流逝而渐渐烟消云散，但是其中涉及的权力纷争（至少毛泽东个人是这样的看法）使这一事件竟随革命斗争的胜利而时浮时起，其阴影竟影响当事人几十年甚至一生，特别是在毛泽东与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上更是如此。 毛泽东始终认为张闻天、彭德怀当时存在“换马”的阴谋，会上话里话外如此。会后，在几次党内分歧、冲突中，毛泽东不断地以此作为历史根据，说明他们与自己的“不合作”。 1941年，在延安一次小范围的谈话中，有人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拨军队领导同志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听了感觉十分委屈，回家当晚写了一封申明信，但未发出。其时，正值整风前夕清算十年内战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时期，张闻天已经失去了党内领导职位，并被认为是“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张闻天在回忆这段时期的内心感受时曾这样说：“当时我有点苦闷，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 张闻天犹豫再三，还是主动找毛泽东面谈。第一次，毛泽东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他”。第二次，毛泽东约请康生、陈云、任弼时与张闻天谈话，批评十分严厉，说张闻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张闻天对此过火批评，感觉很不舒服，相当抵触，但仍未辩解。 1943年9月，延安整风进入高潮，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历史经验阶段，毛泽东旧事重提，当面指责张闻天“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听从夫人刘英的建议，在笔记中详细辩解了这件事，说：“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小组，完全是误会。会理会议上，我的报告大纲是同毛、王商量的。我当时批评下面的右倾很厉害，是带勉强性的。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年底，张闻天将笔记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写得很好”。 据杨尚昆的说法，当时张闻天还专门进行了调查，查实是一个同志“信口开河乱说的”。在“笔记”说明事实的同时，张闻天还附上了一件“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 比起张闻天来，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更为“恶劣”。他一直认为，彭德怀是要直接夺权。彭德怀对此一直未多作辩解，以求“事久自然明”。但彭德怀低估了此事对他的影响。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会议后期，议题转向批判彭德怀，在大连的林彪也被紧急召来，作为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救兵”。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实际上已先在党内核心层统一了彻底批倒彭德怀的思想。批判时，毛泽东“新账老账一起算”，认定彭德怀与他自认识以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再次谈起会理会议彭德怀的争权，以作为彭德怀反党的历史依据。在场的林彪当即解释说，他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认为总算澄清了一个20多年的误会。

红军不怕远征难!

4，黑山羊汤

会理高山黑山羊是会理市特产，鲜肉色泽红润，肉质细嫩可口。

用会理黑山羊肉做成的羊肉汤锅，羊膻味轻、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已被列入会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一个拥军故事

5，冕宁彝海

彝海结盟，是指长征路上，途经四川大凉山的中央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彝族同胞拥护的历史。

1935年5月，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以水代酒，“彝海结盟”。此后彝族同胞护送红军历经七天七夜通过彝区，不仅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也在彝区埋下了革命火种，帮助彝族人民建立了革命武装——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

借道闯绝境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要想跳出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圈，必须尽快渡过天险大渡河。

当时，从中央红军所在的泸沽到大渡河，中间隔着大凉山地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过冕宁，经大桥镇、拖乌，穿过冕宁西北的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彝民对汉人充满猜忌、敌视，彝族区的小路被视为“畏途”，汉人军队要想通过这一地区很难。

为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5月19日，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军，准备借道彝民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5月22日，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率领红1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开路，进入大小凉山地区的彝民区。

彝民区山路崎岖，古树参天，野草丛生。彝民听说军队来了，就将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间或施放冷箭、冷枪袭击。跟在主力后面约百米远的工兵连，也遭到彝民堵截。官兵严格遵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结果被抢得精光，只好光着身子原路退回出发地。

萧华通过通司耐心地向彝民解说红军的政策，可彝民仍舞刀弄枪不许红军通过。正在混乱之际，几个人骑着骡马急驰而来，通司认出为首的一个彝人是当地彝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歃血为盟

萧华向小叶丹的四叔说明红军与国民党军不同，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进入彝民区不是打彝胞，而是借路北上。根据彝人重义气的特点，告知刘伯承率领大批人马也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

很快，红军就得到回话，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刘伯承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决定亲自去举行结盟仪式。

结盟地点定在袁居海子边。刘伯承到达后，小叶丹和另外几位彝族首领立刻上前，准备叩头行礼。刘伯承将他扶起，以诚恳的态度重申红军来意，表示将来红军打败反动派以后，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

5月22日，结盟仪式按照彝族的风俗进行。按照彝族礼仪，人们杀了一只大红公鸡，却没有找到酒。刘伯承说只要兄弟有诚意，就以水代酒[5]。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和小叶丹来到海子边庄重跪下，面前摆着两碗滴过鸡血的水碗。

刘伯承高高端起了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把鸡血水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当天晚上，刘伯承请小叶丹叔侄到红军宿营地大桥镇赴晚宴，请他们开怀畅饮。饭后，把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支队长，并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了革命道理。小叶丹表示要铭记在心，之后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

第二天，小叶丹亲自带路，引导红军进入彝民区，直到走出沽基家支地盘，才与刘伯承依依惜别。红军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胜利地通过了敌人认为无法通过的彝区，迅速抢渡大渡河，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护旗故事

红军走后，国民党追究小叶丹罪责，捉拿小叶丹，强逼果基家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羊。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交出彝家红军旗。他将旗帜随身携带，叮嘱妻子倮伍伍加嫫：“万一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红军旗，红军一定会回来，到时把旗交给刘伯承！”

1942年，小叶丹死于一次伏击。倮伍伍加嫫是一位深明大义、坚韧勇敢的彝家妇女。她在丈夫遇难后的艰难岁月里，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保存红军军旗。敌人找不到红旗，时时敲诈勒索，果基家人过得非常艰难。

1950年，解放军解放冕宁，倮伍伍加嫫取出贴身的彝家红军旗，献给驻冕宁的解放军。后来，这面旗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共产党也信守着当初向彝族同胞许下的民族自治的承诺。1952年，凉山成立彝族自治区，1955年，改成自治州。

设立纪念碑

从彝海沿着步道往上走，小广场正面便是彝海结盟纪念碑，这座气势宏伟的群雕纪念碑，由刘伯承、聂荣臻、小叶丹和沙马尔各4人组成。雕塑基座高3.5米，人像高5米，基座宽2.2米，寓意彝海结盟时间1935年5月22日。

碑座背面用汉、彝、英三种文字刻写了碑文，结束语写道：“彝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长征途中的“彝海结盟”，使得封闭的凉山彝区向外界敞开了大门。从此中国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得以进入，并与彝族本土文化形成互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我党民族政策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对于彝族儿女来说，它将古老文明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何长工

张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