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文笔赛旋风

姚文学

柏杨文笔赛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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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翱翔闯重雷，独立高岗对落晖，孤鸿不知冰霜至，仍将展翅迎箭飞。”这样的诗句，地动山摇，魔鬼破胆！来自哪里？它是柏杨先生七十五岁高龄时，发自肺腑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之初，大陆与台湾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坚冰，开始解冻，两岸互传的歌声，是最先让人们看到的团圆信号。“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这样沉寂，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这首如泣如诉的《绿岛小夜曲》，歌词动人，旋律优美，曾经风靡大陆，广为传唱，深受喜爱。可是，谁能想到，它却诞生于台湾火烧岛上一名政治犯的笔下。作者出身音乐教师，服刑期间，失去自由，极度寂寞，寻求精神寄托，常常目不转睛隔窗与一名女政治犯遥遥相望，日久生情，突发灵感，谱写出这首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歌曲。人的身体一旦失去自由，如果精神也随之凝滞，他一定会变成行尸走肉，呆若木鸡；反之，如果思接千载，神游万里，即使身陷高墙深院，也许，他同样能够创造出奇迹。

　　柏杨先生也曾是火烧岛上的一名囚犯，冰冷的铁窗，漫漫的长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唯有自我拯救，适者方能生存！柏杨先生没有去遥望哪里有远方的姑娘，而是把深情的目光投向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一头扎进故纸堆里，梳理、探寻、拷问、总结。浩瀚的历史海洋，成了他十年监狱生涯的精神归宿。先生在《柏杨回忆录》中写道：“逐渐适应监狱生活，我还发明一项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我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火烧岛，国民党政府美其名曰绿岛。正是这个地狱一般的天地，构成柏杨先生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不是改弦易辙了，而是采取隐蔽战略，在战术上更进一步，由嘴上理论，转为动手实践了！这里是他的“针灸时代”的开端，由此他才开始攀登人生业绩的顶峰。柏杨先生出狱以后，仍然沿着这条“历史课题”的道路继续前行。围绕一部《资治通鉴》，他整整花费10年的心血，阅读、翻译、评说，一本接着一本送到读者的手中，最终完成一套共计72册的《柏杨版资治通鉴》，文字量超过千万以上。提起这段经历，先生颇有感慨：“这十年也几乎成了我的另一场新的监狱，书房成了囚房。每天晚上连做梦都梦见《资治通鉴》，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忽然惊醒。

　　读柏杨先生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广泛流传的火辣辣的杂文著作，着实容易让人感受到类似鲁迅的风格，凌厉的语言处处展露思想的锋芒，愤世嫉俗，咄咄逼人。遥想当年，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犹如重磅炸弹，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拍手的拍手，拍案的拍案，形成亲柏和反柏两大读者集团，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不休，怒涛击岸。接着，诸如“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加起来是一条虫”、“窝里斗”、“劣根性”、“酱缸文化”等等一批新鲜的词句，迅速成为新潮的流行语。

　　纵观柏杨先生在文化方面的一生贡献，以笔者之溅见，大致分为三个段落。杂文成就只是他20世纪60年代的那一部分，属于他的“匕首时代”。那时，他分别在台湾《自立晚报》、《公论报》长年开设“倚梦闲话”和“西窗随笔”两个杂文专栏，咬牙切齿踩踏愚昧的尾巴，仰天叩问现代化的基本精神，毫不留情炮轰病态文化及社会官场丑恶现象。杂文是一把双刃剑，在投掷的同时，随时也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柏杨对这种危险的存在心知肚明。他说，“不听话”是他的最大性格弱点之一，只要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他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实在无法控制自己，忍不住就要奋蹄长嘶……之前的50年代，他以精彩的小说创作闻名于宝岛台湾。《时代》、《秘密》、《凶手》、《沉船》、《重逢》等等一篇篇短小精悍的小说，全部取材现实生活，洞察深刻，构思巧妙，简约而又含蓄，极富艺术张力，字字如血，仿佛是他长夜痛哭之后的泪水结晶，道尽人间冷暖的千古本质，无不令读者悲叹之余，掩卷长思。这段人生是柏杨的“棉球时代”，不过，此时他只有一个叫郭衣洞的本名罢了。柏杨真正的辉煌，在于他中后期对于历史学的深入透彻的研究，那一本本砖头似的历史著作中，字里行间虽然仍保留一些杂文抨击的惯性，不时有激烈的爱恨情绪跃然纸上，但针灸医术，毕竟是对准穴位，治病疗伤，根本不会露出一点一滴的血迹。他的“针灸时代”具有开创性的深远意义！由20世纪50年代到21本世纪初，柏杨在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从由表及里到追根求源，从高呼呐喊到默默行动，呈现出递进式猛烈向前跨越的层层旋风

　　《中国人史纲》和《柏杨版资治通鉴》是两部煌煌巨著，犹如两面鲜艳的大旗，树立柏杨“针灸时代”的上空，高高飘扬。

柏杨先生认为：天下最有趣的学科，历史应坐第一把交椅。让他大失所望的是，他发现中国史籍好像驴毛炒韭菜，简直是一团糟。他说，年号制度是其中的致命伤，每一个都像一枚地雷，让人一碰就脑袋开花；帝王称号更是一个绝症；史籍中还存在许多混淆黑白的历史事件；另外古老的文言实在无法卒读。因此，他下定决心，要彻底突破正统写法，还给世人一个面目清秀的历史新面貌。

《中国人史纲》一书，首先打破了流传的朝代框框，创造性地用世纪（一百年）为单位，使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一目了然。其次，书中不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一律现代化地直呼其名，删去那些令人头昏脑涨的亡命称号。尤其别心裁的，是作者在每章最后特设“东西方世界”一节，大大开阔了读者的阅读视野。该书的问世，对过去那些霉味熏人的史籍是个严峻的挑战，也标志着柏杨先生的实践行为初战告捷。

《柏杨版资治通鉴》，可谓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当初，远流出版公司只得专门成立“柏杨版资治通鉴杂志社”，以分期出版发行的形式推向社会。柏杨先生年过花甲之年开始动笔，译写十年划上句号。中间，还分别诞生出师大版、名远版、改革版等三种不同的版本，可见其受到社会的欢迎程度非同凡响。这套书，是柏杨先生怀着一颗忧愤之心，平民治史，“土法炼钢”，名副其实十年打磨的一把“宝剑”。几百年来，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代代推崇，的确不愧是中国最优秀的两部史书之一。遗憾的是，它太像一面锈蚀的古镜，晦涩的古文遮蔽了它的浑身光彩，后人已没有耐心越过障碍去欣赏其中的美味。针对这种现象，柏杨先生将原著一遍一遍地细读，从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爬过来，被唐德刚先生风趣地称作是下了一番“乌龟功夫”，将其译成现代语文，另附“柏杨曰”写出读史心得体会。柏杨不仅为读者扫平阅读的路途，还点燃启示的路灯，真是扶君上马，又送君一程。在柏杨看来，中国的文言古文早已死亡，古文今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所以，这套书在中国史学界是划时代的；相对于柏杨本人，则是身体力行，冲锋在前，从我做起，斩除一条“僵尸迷恋”的“劣根”。

　　记得2006年，媒体发布柏杨封笔的消息，当时闻之，心头震颤。中间隔了一年，到2008年，先是听说他抑郁绝食，不久果然传来他仙逝的噩耗。多年以来，柏杨先生一直以勇士的姿态、孤鸿的形象，站立时代的前沿。他的过世，中国的文化大舞台上又缺少了一根挺拔的支柱！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经撰写《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一文，对柏杨做过专门的个案分析。他说：“柏杨，无可否认的，是我们人文学科里的一位天才——文史哲、散文、小说、诗歌一把抓的天才。在历史方面，他应该被编入‘通史家’这一范畴。”美国《纽约时报》更是将柏杨比喻为中国的伏尔泰。天才，也许过誉。饱受齐胸深的磨难，确是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但是，柏杨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过人的毅力，想创造出那么多堆积如山的精神产品，恐怕只能是痴人说梦。2007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柏杨研究中心，他捐献出自己的著作手稿、日记、书信等珍贵资料达11745件。荣亦写作，辱亦写作。写作，是贯穿柏杨生命的一条主线。

在海峡两岸数以万计的读者心目中，柏杨就是《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他是可爱的。在无人到过的沙漠上，刻上一串串蓄满勇气的脚印，柏杨先生是一位值得敬重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