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泛黄的毕业照，往事或深或浅在我的记忆中被唤醒……。 <p class="ql-block"> 照片中的我们是西安市38中的七一届学生，多数出生于1954年和1955年，依居住地划分，属西安市道北。1962年9月我和适龄孩子一样，就近入中架村小学（1965年太华路小学建立，全班转入该校）。每日清晨，背着妈妈自制的书包，三五结伴步入校门，无需家长接送，没有择校的概念，没有所谓的重点班，没听说过学区房，更没见过哪家为了选个好学校而举家搬迁。</p> <p class="ql-block"> 之所以特意提起“道北”，因为这曾经一度是“落后、破旧、暴力”的代名词，西安人提起道北时的讽刺与轻蔑神情溢于言表。追溯渊源， 1934年陇海铁路西安段开通后，一些修路的河南人把家安在了道北；1938年抗战爆发花园口黄河决堤致更多的河南人逃荒到西安； 1942年河南遭年馑，饥荒与战乱使约170万河南人背井离乡逃至潼关内，来道北栖身的有13万人。生存的艰辛炼铸了道北人逆来顺受又侠肝义胆、淳朴粗爽的性格，张口是一口西安河南腔，高喉咙、大嗓门，说起话来像吵架。但如同《人世间》光字片的社会底层老百姓那样，虽然文化底蕴差，行事可能比较莽撞，但多属性情中人，善良，正直，热心。正如作家路遥在他的作品《平凡的世界》里的描述：“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他们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因此对任何出门人都有一种同情心；他们乐意帮助有困难的过路人......。” 凭心而论，1973年从道北走出去的我只是感觉陋巷陋院陋室，散发着恶臭的旱厕以及定时供应的自来水凸显落后，但由于所处的时代风清气正，人人平等，邻里互助，生活不乏美好。我家先后在大华三村、纱厂街居住过，无论是工房、大杂院还是临街房夜不闭户是常态，在我的记忆中很少听闻恶性事件发生。1968年夏季，我不足36岁的妈妈突发脑血栓，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醉心于闹革命，就连实行人道主义的医院也不正常上班。那天夜里，爸爸和邻居叔叔伯伯拉着躺在架子车上的妈妈在西安市多家医院奔波，最后总算在塘坊街二院叫开了门，已经说不出话的妈妈得到了及时医治，我们全家打心眼里感谢周围古道热肠的好邻居。</p> <p class="ql-block"> 这是大华纱厂的南大门 我家距此约20米</p> <p class="ql-block"> 道北的声名狼藉应该是七十年代以后到九十年代。尤其是“生于此，长于此”背负11条人命的26岁罪犯魏振海1990年3月20日被枪决前后，黄赌毒、斗殴、抢劫、勒索随处可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那个时段的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凌乱、人间邻里亲情疏淡、信任危机世风日下不可避免的导致原本经济落后区域人格和精神的缺失者更广泛，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身陷其中不能自拔也就水到渠成了……。</p><p class="ql-block"> 其实道北这片土地文脉深厚，在历史上厉害得非同一般！唐代是长安城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大明宫的所在地，唐代21代皇帝中，有17位皇帝曾在此主政，前后延续270年历史。</p><p class="ql-block"> 随着大明宫遗址的开发，我奶奶家原先居住的童家巷、生产路20年前已被巍峨的丹凤楼所覆盖，2021年6月投入使用的火车站北广场与丹凤门相对而建，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交通枢纽遥相呼应。当年狭窄的小巷子、拥挤的大杂院、气味逼人的旱厕、上着锁子的自来水龙头、成片的棚户区已经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清洁优美的居住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道北”的称谓亦消失在西安人的记忆中。</p> <p class="ql-block"> 呵呵，话题有点远了，言归正传。自入小学至1972年高中毕业，我们同窗10載，从相识到相知；50年后秋霜滿面的我们再度相聚，只为寻觅往日的欢颜，一起怀念逝去的青葱岁月......。</p> <p class="ql-block"> 缘遇一一圆聚</p> <p class="ql-block"> 久别重逢 相聚此刻</p> <p class="ql-block"> 好友相拥说着悄悄话</p> <p class="ql-block"> 为我们共同拥有在高校任教的经历而庆幸</p> <p class="ql-block"> 共同举杯，共同祝愿</p> <p class="ql-block"> 从开蒙心智的第一天起受到明礼做人的教化熏陶，从小我们立志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处在多子女时代，周围很多家都是四、五个孩子甚至更多，由于父母工作忙，对孩子的要求和期望值也没有更高的奢望，只要不学“坏”，但若犯了大错或淘气惹“祸”，父、母亲也会严厉的责打。记得小学1——2年级时上午只上半天课，下午同学自由结合凑伴在家写作业；三年级以后增加了两节下午课。虽然学校的器材设施简陋，但老师朴实、认真、严肃，教学活动搞得实实在在。最让人兴奋的莫过于少先队活动时的蓝白统一着装，持队旗、敲队鼓、行队礼、唱队歌，庄严的仪式唤起我们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那时我常常为自己臂上佩戴的两道杠而感到荣耀，秋香臂上的三道杠让我好生羡慕呦！</p><p class="ql-block"> 少儿时期的我们是幸福快乐的，也是无忧无虑的，学习也认真刻苦，放学后坐在地摊看小人书是美好的记忆！</p> <p class="ql-block"> （上图系本人网上下载）</p> <p class="ql-block"> 1966年文革爆发打断了正常的教与学，我对文革的原始记忆就是同学之间唱的顺口溜： 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由于只有11、12岁，似懂非懂地目睹大批判、破四旧、大串联等行为。少年不识愁滋味，将近两年时间不能到校上课，就在家疯玩儿，男孩儿热衷粘知了、捉蜻蜓、拍三角、弹球，女孩儿丢石子、抓旮旯、跳皮筋、踢毽子、跳方。直到1968年底，仅有小学四年级水平的我们草草完成小学的学业，一起升到了初中，正式成为38中学的一名中学生。</p> <p class="ql-block"> 入校后工宣队进驻了学校，教学秩序得到了恢复，年级的管理一律按部队编制，实行营、连、排、班编制序列，我们被编为一连二排（1、2、3排为一个连），我被授命于一连长，每逢学校集会或大型活动，各连、排长都一脸认真的履行点名、列队、拉歌等职责。</p><p class="ql-block"> 学校管理逐渐有序，规范了红卫兵组织，从七一届开始，加入红卫兵要经过本人申请，经过考查合格，举行宣誓仪式后，才算正式加入。</p><p class="ql-block"> 我们这届赶上文革中第一批恢复共青团组织，我是参加拉练归来学校发展的第一批的团员，直到毕业我一直担任团支书兼校团委委员。</p> 市38中第一届团委会 1972.12.12 <p class="ql-block"> 复课闹革命也从七一届开始，因而我们成为了文革中第一批高中学生，当时的教材《语文》《数学》《外语》《工农业基础知识》（物理、化学）虽然内容很浅显，但多少还是学了些文化知识。</p><p class="ql-block"> 最缺憾的是文史哲类书籍无处借阅，因此特殊时代形成了特殊的读书方式。记忆最深的是我、玲珍和秋爱三个人挤着合看一本书，玲珍正面拿书看，我与秋爱一左一右歪着脑袋按照自己的进度翻看着，可能是颈椎长时间扭曲压迫神经，也许是蹲的太久吧，起身时趔趔趄趄几乎摔倒，她俩一把拉住面色苍白的我坐下；还记得秋爱不知从哪儿借到一本没头没尾的《收获》刊物，因多个同学预约排队故她反复叮咛我次日上学时必须归还，于是乎，被窝里打着手电看通宵。</p><p class="ql-block"> 就这样，我先后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平原枪声》《烈火金刚》《创业史》《欧阳海之歌》；阅读了缺页少尾的《激流三部曲》等文学作品。</p> <p class="ql-block"> 王新国同学（西安某高校教授）深情回忆道：除了课堂教学，其余大部分时间我们进行学工、学农、学军和各种政治运动。附近的木材加工厂、黄河棉织厂、丝绸厂、钟表元件厂都留下了我们的汗水，尤其是在草滩农场秋收学农和冬季狄寨塬拉练时，老师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风雨、共患难，因此师生、同学间结下了纯真、深厚的情感！</p> 按照学制缩短的要求（初中两年、高中两年），1972年底少数同学分配到了本地集体企业、服务行业离校走向工作岗位；更多的同学自1973年3月起陆续奔赴三原、富平、长安县的农村插队锻练；我当时抱着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朴素信念，毅然选择了当年插队范围最远的千阳县山区成为“知青”；从此同学们各奔东西甚至天各一方的分别了......。 <p class="ql-block"> 再聚首 神采飞扬，魅力绽放</p> 乘兴我也高歌一曲 <p class="ql-block"> 放飞心情 不擅舞的我偶发少年狂 </p>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佳偶天成 祝两对同学伴侣情深无终期 定格美好的时刻 <p class="ql-block">奔七的同学们随性欢歌载舞尽享快乐</p> <p class="ql-block">10载同窗情，一世为挚友，期待再相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