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公路和乔尔玛的碑

大漠胡杨

天山公路如同一条玉带，在苍茫云海间把南疆和北疆连接起来。穿行其间，崇山峻岭，深涧峡谷，雪峰草原，湿地湖泊，戈壁荒漠，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因此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

这些年，这条战备公路逐渐对外开放，迎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原本清幽沉寂的天山腹地，骤然之间车水马龙，成了著名的网红打卡之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每年最多能开放五个月时间，所以并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旅行地。但它那旖旎的风光总让人觉得是此生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心心念念，欲罢不能。

天山是一座横贯大西北的山脉，把新疆分隔为南疆和北疆，山的两边是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个盆地又分别被昆仑山和阿尔泰山所护卫，所以又有“三山夹两盆”的说法。

新疆人把天山公路称作“独库公路”，因为它起于北疆的“独山子”，止于南疆的库车县。

“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现在流行的说法是1974年动工，至1984年通车，用了十年时间。其实，早在1964年4月9日，毛泽东就下达了“巩固边防，加强战备，搞活天山，独立作战”的指示，前期工作从那时就开始了。1969年以后，边境事件日益增多，流血冲突不断，形势严峻，天山公路的建设加快了进度。197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加快建设天山公路的命令》，决定调动基建工程兵某部于当年6月底前分批进疆，来啃这块“硬骨头”。同时，还从西安和武汉调来五个测量队，对线路设计作了适当调整。新疆军区还为其配备了后勤保障机构。从那时起，天山公路就成了国家的重点工程，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筑路天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十二支队，对外番号为00129部队，下设三个团，一团驻独山子，二团驻库车县，三团驻新源县，由新疆军区组建天山国防公路指挥部，负责施工现场指挥，指挥部仍然以十二支队为主，新疆军区工兵部参加，指挥部驻地设在乌苏县。

我之所以知道一些运作情况，是因为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于1978年访问过驻库车的二团，采访过库车段筑路施工的现场。

那时，我也刚脱下军装不久，我所在的部队分散在新疆多个地方，我部的二连就驻独山子，也有几个连队在乌鲁木齐挖防空洞。说起来，我与基建工程兵十二支队那批筑路战士的年龄和军龄都差不多，只不是同一个部队，同样见证了那个年代的一段历程。

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从毛头小子步入古稀之年，但当年的所见所闻依然还是那样清晰，难以忘怀。

我在阿克苏驻了一年多，因库车是古代著名的龟兹国，也是阿克苏地区的人口大县，所以去库车的时间多一些，每次去都要顺道去看看建设中的天山公路。

记忆最深刻的是在一个隧道工地。天寒地冻的道口，架起一个很大的铁皮炉子，一个战士专门负责烘烤棉衣。过一阵子，轮换着从隧道里走出来一个战士，来到炉子旁，脱下身上带有汗水和泥浆的棉衣，换上一件已经烤干了的棉衣，转身又钻进隧道去作业了，里面作业的人都如此循环往复。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很像是一段百废待兴的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不太高，人民子弟兵的日子，也并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好。我当兵那会儿，每天的伙食费是七毛五分钱，为了核实这个数据的准确性，我联系了当时的代理司务长，他说没有错，我们算后勤机关，伙食费的标准，比普通连队还要高出一毛钱。尽管如此，还不能保证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得掺杂着吃一些玉米面发糕，甚至把包谷碴子挤压成面条，很粗，也很硬的那种，我们都叫它“钢丝面”，很难下咽，夸张的说法，如同啃钢丝。

基建工程兵跟我原来的部队差不多，生活上也大同小异。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非常之大，却没有足够的油水。说来也不奇怪，那时地方上也比较困难。我当时算是派驻阿克苏地区，在地委食堂搭伙，食堂要我和另一位同事提供肉票，我们哪里来的肉票？于是厚着脸皮找地委书记签字，批了每个月两斤肉票，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酸楚。

天山公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工的，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现代施工设备，基本上都是靠铁锤钢钎和人拉肩扛凿出来的。一万三千多人的基建工程兵分布在五百多公里的崇山峻岭中，用最原始的施工方法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十年间，筑路战士换了好几批，许多战士从入伍到退伍就没有走出过山沟，有的战士甚至在一个坑道里度过了自己全部的军旅生涯。但他们没有人后悔，当从网络上看到游客们晒出在天山公路的美艳图片或视频时，他们也会骄傲地说，天山公路就是我们修的。可是，大多数修建天山公路的基建工程兵筑路战士都没有风风光光地游览过这条号称“中国最美的公路”。

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例外，一位辽宁籍的筑路战士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回到了天山脚下。

他叫陈俊贵，复原回到老家以后，当了一名电影放映员。有一天，他在放映电影《天山行》时，看到这部电影讲述的正是他们筑路天山的悲壮故事，那些熟悉的场景，使他瞬间崩溃。

1979年9月，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陈俊贵在北京修地铁，接到命令后跟随部队转战新疆，参加修筑独库公路的大会战。第二年的4月8日，是一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日子。二团二营施工场地被暴风雪袭击，电话线被刮断，中断了与团部的联系。五连四班战士陈俊贵奉命随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和老兵陈卫星到40公里外的团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他们带了二十多个馒头就出发了，谁知风雪太大，他们也在途中被大雪围困，经过两天连走带爬，精疲力尽。在生死关头，班长郑林书拿出最后一个馒头，对陈俊贵说，你是新兵，年龄最小，你把这个馒头吃了。陈俊贵说啥也不肯吃，他说要吃就四个人分着吃。班长说，一个馒头四个人吃，等于谁也没有吃。他见班长发火的样子，才含着泪把馒头吃了。他们继续赶路，又走了不知多远，班长郑林书倒下了，他已经预估到自己有生命危险，要他们三人继续赶路，并且交待说，如果有机会，替他去看看他的父母，就说儿子不能尽孝了。陈俊贵默默地点头，示意记住了。

班长牺牲不久，副班长罗强也没有能够爬起来。陈俊贵和陈卫星后来幸被哈萨克牧民所救。回到部队后，他因冻伤引起并发症，在医院治疗三年，出院后复原回到老家。

他想起班长，想起班长给的那个馒头，想起自己对班长的承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放映室里捶胸顿足，泪流满面。他觉得对不起班长，几年过去了，还没有联系到班长的父母。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回天山公路去，为班长守墓三年。

不久，他辞去了电影放映员的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从东北来到大西北，来到那拉提草原，来到老班长的墓地。那时，天山公路通车后，老部队就撤并了，基建工程兵的番号都不存在了，原来的营房也人去楼空，只遗留下来一些残垣断壁。他和妻子从瓦砾中捡起一些破砖烂瓦，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盖起了栖身之所。

和班长郑林书葬在一起的还有其他为修筑天山公路而牺牲的战友，陈俊贵每天用布擦拭墓碑，一边同故去的战友心灵对话，一边等待着战友的家人来扫墓。

三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可惜他一直没有等到班长的亲人，自己也兑现不了给班长的承诺，于是他选择了继续坚守。

后来，国家和军队相关部门在天山公路旁边一个叫乔尔玛的地方竖起一座纪念碑，修建了烈士陵园，专门纪念为独库公路工程献出生命的烈士，并且把分散在天山公路沿途的烈士墓地迁进陵园，供后来人瞻仰悼念。

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乔尔玛烈士陵园的纪念碑上镌刻着148名烈士的名字，事实上在纪念碑竖起来之后，又有20人在隧道维护和雪崩灾害中壮烈牺牲，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一首首青春之歌。

陈俊贵也把他一家人迁入了烈士陵园，继续担当守墓人，后来也得到了班长老家的信息，于是赶到湖北，找到了班长的老家，遗憾的是，他没有见到班长的父母。班长的姐姐告诉他，其实弟弟牺牲之前，父亲就过世了，临终前交待说，不要把他离世的消息告诉我弟弟，说弟弟在为国家做事，不要影响他的工作。不久母亲也去世了，这个家就像天塌下来。我们也知道新疆很远，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盘缠……

陈俊贵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又过去了，如今快四十年了，陈俊贵已过花甲之年，为了感恩一个馒头，他用一生来饯行一句承诺。他的妻子为了他，在墓地里陪伴他大半生。如今，在墓地里长大的儿子，退伍归来后又接过了他的班，成为新一代的守墓人。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为逝者守墓的故事，有的甚至让人刻骨铭心，如为明末辽东督师袁崇焕守墓的佘氏家族。一代爱国将领，抗清名士袁崇焕，被誉为“大明最后的长城”，却遭到奸贼陷害，朝廷列其十大罪状，被凌迟处死，家人也被流放三千里。他死后，一位姓佘的将士偷偷取走了袁崇焕的头颅，埋在自家院子里。他临终前，告诫后代一定要世世代代为袁将军守墓。佘氏家人秉承先祖遗志，世代子孙为袁崇焕守墓390年。2020年8月12日，最后一个佘氏家族成员，第17代守墓人佘幼芝老人在北京去世，才划上了一个句号。袁崇焕虽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但谁能怀疑佘氏家族用17代子孙390年的光阴证明其善良和诚信呢？

穿越天山路，寻访乔尔玛。我被天山公路沿途的风景所陶醉，我为守墓人陈俊贵的事迹而感动，我惋惜那些为天山公路付出生命的军人。同时，我也理解了那些为国捐躯烈士的亲人未能都去扫墓的心情，游客的观光之处，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伤心之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融进了天山的泥土。当然，我也希望远道而来的游客不要忘记他们，满目风景，是因为有人为我们铺路前行。巍巍天山铭刻着烈士的英名，他们的英灵依然守望着天山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