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师往事

郝京华

（三）

“截至1943年6月，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总兵力，有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了二十一个团三十五万人，战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八；其中，日军在武汉地区有七个半师团十二万五千人；而五师部队，则抗击了其中的三个半师团约6万人，占到了武汉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四十八”。

如果新四军五师能抓住这个战略发展的窗口期 ，派出主力，深入河南、湖北之敌兵力空虚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占据中原、控制大别山，则可形成与华北八路军、安徽、江苏新四军暨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联结，为从抗战转向解放战争取得区位先机。

但五师的和边区战略决策，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巩固为中心”、“减少战斗”、“巩固为主，发展为辅”的指导思想下，五师的主力部队从各军分区收缩集中在大悟山整训；游击区地方武工队也取消了。为“减少战斗”，没有师部和区党委事先批准，各级部队不得对敌战斗。五师和豫鄂边的各级军政干部，则全力进入“整风”、抢救阶段。这就直接导致四大恶果；

一：边区一部分基本区转为游击区，边区实际控制面积、人口、粮源、财源、税源、不扩反缩；财政、粮源、兵源都处“坐吃山空”态。

二：一些党员、干部在“整风”中受到怀疑和伤害。尤其是一批知识分子和有白区经历和被捕被俘、脱党经历的党员干部，成为整风清查重点。

三：这一时期，在军事指挥上，也有严重失误。一是集中指挥权，剥夺了基层部队指挥权。凡事必层层请示，以“减少战事”为宗旨，使游击战失去了机动性。二是用“阵地战”，“被动防御战”替代“运动战”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分而歼之”，“内外线结合”的“反围剿”成功战略，与敌人拼消耗。

1944年2月至5月，桂系顽军集中几千兵力向大悟山我根据地腹地连续发动两次猛烈进攻，我军以阵地战方式死守硬拼，五师十倍于敌的精锐主力反陷于“被动挨打”。“大悟山保卫战”，虽然惨胜，但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一样，战略战术上都是不成功的。

与此鲜明对比的战例是：1942年12月16日－19日的“大悟山反扫荡战。是役、日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调集3万多日伪军，分4路向大悟山合围，包抄，以图“围歼”我五师正在集中集训的七、八千主力部队。李先念指挥部队、机关分五路向外线突围。转移插入敌后，向平汉铁路、河汉公路敌据点，发动多次袭击，迫敌回撤；19日我军又返回驻地。

四：由于孤悬敌后的战略格局未能扭转，为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30万重兵包围进攻下、不得不分兵突围，丧地损兵、险重蹈“皖南事变”之辙，埋下重大隐患。

“白果树湾会议”后，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和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已占主导地位。至44年秋夏，新四军五师已陷于艰难困苦的被动时期。仅44年，财政、军供缺口就达4个月，几近“无米下锅”。

但到了44年下半年，五师真遇上吃不上饭的经济危机，延安无力管，自己又不行，就只好“厚颜”向军部和华东局靠拢，低头伸手。

五师和边区领导被迫派张执一经七师（皖江）向军部（皖东黄花塘）求援。作为“求援”条件之一，张执一向军部献上日制中原军事地图――在此之前，军部因得不到军用地图，始终无法实际行使对五师的军事指挥权。延安中央军委，1944年春，曾表扬五师“独立第一”、“发展第一”，五师引以为傲。

主动交上军事地图，表示主观上五师也愿意接受新四军军部指挥和华中局领导了。但军部和华中局领导也拿不出钱；最后在军部、华中局、李先念再三努力下，只有七师曾希圣政委挺身而出，慷慨给五师捐了一亿多法币（相当豫鄂边区全年财政收入），才解了危难。李先念为此，终生感激曾希圣。

1945年1月，王震、王首道奉命从延安率359旅南下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到边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才迫使五师和边区党委将“巩固为主”的战略方针调整为“发展为主”。派出鄂东军区的一部兵力，配合三五九旅向江南进军，创立了“湘鄂赣根据地”。但五师四万余主力仍收缩、驻守大悟山，坚持不向河南战略展开，故对大局仍未起决定作用。

三五九旅南下时，为五师输送了大批红军老干部，以增强五师的军事素质。但边区和五师领导在充实、调整、配备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各级领导骨干时，重用文化水平低的南下老红军干部，有意识排斥一部分经长期斗争考验、熟悉当地情况、群众关系密切、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和非中央红军干部。这种带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组织倾向和不当安排，为后来更为艰难复杂的斗争，带来相当不利的影响。

1945年8月12日，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统一领导五师、鄂豫皖及河南党政工作。10月24日改名为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代理书记（徐向前书记，未到职），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为常委；委员有戴季英、刘子久、王树声、任质斌。中原军区和中原行署同时在河南桐柏县叶家大庄宣告成立。领导核心发生了结构性调整，李先念一把手地位，正式被郑位三取代。

（四）

1946年6月―8月，以新四军五师部队、八路军359旅、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组成的中原军区共6万余人，在东向突围的皮定钧旅掩护下，由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带领，分三路，从大悟山宣化店向西突围，史称“中原突围战”。

在国民党30万精锐之师包围下，此“突围”战在战略上配合了其他地区解放军的作战，钳制了国民党数十万兵力，歼敌5090人（歼敌1500人、毙伤3590人），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1947年5月28日，中共中央致慰问电中指出：“我中原各部在极端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但各部损失惨重，损兵高达70%以上。新四军五师的四万余主力部队，突围后仅余7000人。其中，相对成建制的一支，即李先念、郑位三率领的第13旅和第一旅一部于6月28日进入陕南后组建鄂豫陕军区，开展游击战。留守掩护的鄂东军区部队，后分散于大别山的麻城、太湖（县）、霍山打游击。王树声率左路军（中原军区1纵、2纵15旅）突至鄂西北房县上龛地区和江汉军区部队合并组成鄂西北军区（46年9月1日）。46年11月――47年2月，鄂西北军区相继撤消，大部转移至湘鄂川黔外线作战，总兵力仅约3000余人：二分区杨秀坤、刘健部800多人，在豫南、鄂西北大洪山、桐柏山打抗击；鄂西北副司令罗厚福率江汉警卫团六、七八百人坚持鄂西北，分散游击于南保、荆当远地区；副司令刘昌义率700余人东渡襄河，转至皖西大别山区打游击；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张才千率400余人与五师李人林部会合，在湖鄂西打游击。王树声、刘子厚、文敏生等少数领导人化装转撤到华北和华东解放区。47年1月，两部分头下江南，后组成江南游击纵队，游击于湘、鄂、川边。活动3个多月，作战200余次，歼敌3000余人，兵力由4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5月，转战至 豫皖苏地区。这支部队中的大部原属五师老部队。

可惜，五师这个抗战期新四军最大的“山头”，经大悟山“巩固”和中原“突围”一战，已被削成几个分散的“小山丘”，再也未形成万人以上核心战斗力。以至于在1955年评军衔时，新四军七个师，除了五师、六师外，师首长一级不是大将，就是上将，旅级则不是上将，就是中将。一师粟裕大将、钟期光上将、叶飞上将；二师张云逸大将，付国级方毅、张劲夫；三师黄克诚大将、洪学智、刘震上将；四师张爱萍上将、韦国清上将、张震上将、副国级邓子恢；七师傅秋涛上将，付国级张鼎丞。六师亦无上将，则事出有因：1941年10月六师撤出江南后，虽建制没撤，但实际归编入一师了。有上将潜质的十六旅旅长罗忠毅，于1941年11月18日牺牲于溧阳县“塘马之战”。但至少还有温玉成、刘飞等开国中将撑着面子；除了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六师副国级人物还有彭冲、江渭清等。

唯五师，连一个，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司令、政委都没给上。除李先念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评为36位军事家外，解放后郑位三、陈少敏基本挂名不管事；任质斌在副省级挂了几十年，“文革”后才当上国家文物局局长（正部级）。五师参谋长刘少卿，仅评衔少将，在新四军各师级参谋长中，也是唯一。五师抗战期间自己转投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麾下的钟伟将军和中原突围后、孤身赴山东投奔许世友的原五师十三旅（主力旅）旅长周志坚将军，虽然在解放战争时期分别在四野、三野当了军长，但与五师部队毫无关联。周志坚1955年评衔时，是原五师军事领导中，唯一的中将。才没几天，就陷入“舞情”之淖，被降为河南省军区副参谋长。五师十四旅旅长罗厚福，也是冤命。55年被授予“三个一”：一级八一勋章（土地革命期师级以上），一级独立勋章（抗战八路军旅级、新四军支队长以上）、一级解放勋章（解放战争兵团级以上），但被误查“经济问题”，仅授大校（61年晋升少将）；他在鄂豫皖的通讯员林维先（七师19旅旅长）则评衔中将。罗厚福1955年也是全军唯一功评“三个一”、而未评上“将”的倒霉蛋。

其受累根源，应始于“百果树湾会议”及其背后政治博弈的中长期负面影响。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主力部队共21万，五师主力约占25%多，民兵武装高达30万，也占25%。但“中原突围”后，主力损失约80%，若不和中原军区其它突围部队整合，只剩约一个旅的兵力。地方民兵只剩极少数坚持游击战的零星武装。

严重影响了五师这个新四军曾经最大“山头”干部晋升的另一原因是，在“中原突围”前，五师和边区疏散了数万名干部、家属和统战人士，有的就地分散，有的投亲靠友，化妆突围，自谋生路；在“中原突围”时，又留下部分地方部队和地方干部，就地分散打游击，掩护主力突围；在突围过程中，又被冲散和伤亡了数万名干部、战士。这批宝贵的抗日力量和统战人士，一部分牺牲了，大部分一度和组织失去联系。解放后，这批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干部和地方官兵），就成了历次运动清整重点对象。有人再也回不到体制内；有的人，多年背负着“政治历史不清”的沉重包袱，进入体制内，也不被信任。更有许多人被打成“四类分子”，在农村监管劳动。“文革”后，这批幸存的新四军五师老抗日指战员仍高达五、六万人之众。

1980年8月，复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的原新四军五师元老张执一，联合五师老战友郑绍文（最高法院副院长）、刘少卿（总参军训部副部长）、栗再山（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子厚（中央委员、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赵辛初（中委、粮食部长）、刘放（六机部副部长）、李人林（全国政协常委、军委基建工程兵部主任、国家建委副主任）、顾大椿（全国政协常委、全总副主席、副书记）、黄民伟（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明建（最高法政研室主任）、杨子谦（中纪委委员）、蔡斯烈（煤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老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为当年数万名失散的新四军五师抗日官兵，争取恢复政治待遇和生活保障。胡耀邦同志非常重视，批示并责成中组部宋任穷组织甄别核实。经数年努力，终于1983年前后，陆续为五万余人找回失去已久的军龄、工龄、党籍待遇。

《宋任穷回忆录》写到：“‘中原突围’历史遗留问题，是涉及到湖北、河南、湖南等省，影响较大的问题。一九八零年八月郑绍文、张执一等同志给党中央写信，反映1946年我中原部队在突破国民党大军重重包围这一特别紧急的情况，部分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由于复原、隐蔽、掉队等原因，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求组织上实事求是加以研究，定出具体实施执法加以解决。胡耀邦同志对此作了批示，要求加以研究，定出具体实施办法加以解决。中组部把胡耀邦同志的批示和郑绍文、张执一等同志的信转发给湖北、湖南等省委。此后，湖北、河北、湖南等省按照中央要求，做了许多工作。解放初期，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对有些同志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分析不够，定性处理过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同志又挨了整、定性处理升了级。通过这次复查，共解决了5万余件隐蔽掉队人员的遗留问题，纠正了解放初期错误处理的案件，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令人感慨万分的是，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这三位最有资格总结、反省“白果树湾决议”得失，并主动为“中原突围”遣散、失散、牺牲的几万名新四军抗日老兵们讨还历史公道的知情人和主要领导人，或许是不愿冤戴“山头主义”、“分裂主义”的政治大帽，竟终生严守“百果树湾决议”背后的高层决策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