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师往事

郝京华

1943年底，新四军五师暨豫鄂边区发展到鼎盛时期。兵力、地盘、人口，均居八路军、新四军各师、各抗日根据地之首。财政收入，也仅次于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位列前三甲。

1944年7月1日，在湖北孝感大悟山“白果树湾”召开的军政扩大会议，是新四军五师全体指战员永远铭记的“痛点”。自此以后，五师命运由“盛”转“衰”：一旦失去宝贵战略发展机遇，战略被动挨打就很难避免的悲剧，终于悄然发生了……

（一）

1939年1月17日，奉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代理书记朱理治）命，李先念率由新四军四支队八团（竹沟）留守处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竹沟出发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这支部队由一个七八十人的中队和60多名干部组成，武器只有一挺轻机枪，40多条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对外番号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支队。李先念（化名李威）任司令，周志坚任参谋长。任务是将武汉外围我党领导的分散、各自为战的和其他民间抗日武装力量汇集，整合，组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游击力量，在武汉周边建立起牢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更有效地配合国民党军主导的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1939年6月上旬，李先念部和陶铸（鄂中）、陈少敏（豫南）率领的三支部队整合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下属五个团队，分途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打击敌伪，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中旬，朱理治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在信阳市浉河区四望山龚家湾召开的“四望山会议”，将豫鄂边、鄂豫皖、鄂中三个区合并，成立豫鄂边区和豫鄂游击纵队。实现了党、政、军的统一。陈少敏任边区代理书记（书记郑位三未到位）。同期成立豫鄂边行政公署，许子威任主任。李先念任纵队司令，朱理治任政委兼书记，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最高统一领导机构是豫鄂辖区军政委员会。朱理治为书记，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刘少卿等为委员。

1940年3月，朱理治奉调延安。华中局任命任质斌代理军政委员书记兼纵队政委。任质斌曾以资质不够向刘少奇坚辞。刘少奇说：“你是红一方面军的代表！”

1941年，4月5日，以豫鄂游击队为基础，对外宣布正式成立新四军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任质斌为副政委、刘少卿为参谋长。

1942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同意华中局关于第五师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意见。

1943年1月，豫鄂边党委扩大会议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确定了两大主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发展到四五万人枪的战略任务。

为执行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的决策，43年2月，党中央任命李先念任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全面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师部暨边区党委、行署设在鄂东湖北孝感市大悟县的大悟山白果树湾。大悟山属大别山脉，主峰金顶海拔813米，占地217平方公里，位大悟县城南40公里，与孝感县的界山相衔。北依长江、处平汉铁路侧冀，控南北交通咽喉，直逼武汉。1929年，徐海东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就曾建在大悟山。是鄂豫皖老区，红四方面军发源地之一，红色基础雄厚。出了刘华清、聂风智、程世才等100多位共和国高级将领和领导人。

至1943年冬，新四军五师兼鄂豫边区，在敌伪顽夹击下，经几年艰苦卓绝斗争，达到发展最鼎盛时期。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形成对武汉日伪占领区的战略包围。开创了纵横千里，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东起皖西，太湖和赣北彭泽，瑞昌，西至鄂西宜昌，荆门，当阳，远安，南到湖北幕府山麓和洞庭湖畔，北达伏牛山尾端的舜阳，叶县，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020多万（其中基本区420余万人，游击区600余万人）。辖7个基本区，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游击区37个县）、39个县级政权。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由1940年底的1.5万余人发展到4万余人。连同各级政权工作人员，总规模近10万人。

1944年春，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4月下旬，日军集结五、六万兵力进攻河南，汤恩伯和胡宗南所率40余万国军，未触先溃，在37天内，在河南就失城38座，损兵30万。河南百姓对汤恩伯等恨之入骨，纷纷自发收缴了大量溃散兵的武器，组成自卫武装，渴望得到新四军、八路军的领导和支持。中央和华中局，向包括五师在内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的部队发出指示，要求抓住有利于我发展的战略空隙，进控中原，争取建立起联接八路军、新四军两大战略区的中枢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五师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战略优势。如果当时五师能拿出主力部队乘日军后方空虚之机，在河南战略展开，既可打乱日军南下战略，又完全有可能实现以中原为枢纽，使新四军、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体的战略目的。这样，不仅可使五师和边区长期以来“孤悬敌后”的处境逆转，而且还可以为五师扩大地盘、财源、兵源；在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战略转变时，形成背靠华北，威迫武汉，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力战略态式。

1944年6月23日，刘少奇、陈毅对第五师发出关于发展河南的指示说：“第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缩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但五师和边区最高决策层缺乏战略拓展的勇气和眼光，在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华中局领导人三令五申压力下，只在44年秋派遣了一支小部队，以“豫南游击兵团”名义，试探性挺进河南敌后。虽然这支小部队在不到一年时间在豫南、豫中开辟了700多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8000余人，曾一度打通了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但规模太小，远不足改变我军在河南的战略位式。

最终，导致解放战争初期，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合围，被动分散突围，丧地损兵的严重后果。

（二）

造成这一战略决策失误的是1944年7月1日，在湖北大悟山白果树湾召开的豫鄂边区党委军政扩大会议所形成的决议。

这次会议由李先念主持，华中局代表郑位三作主报告。参加会议的有边区党委委员，行署主要负责人，以及边区各地委，军分区和各旅的主要负责同志。

会上，郑位三提出结合“整风”实行“以巩固为中心”和“减少战斗”的战略定位；襄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张执一则提出“发展为主”、“全力向河南展开”的战略主张。双方各执己见，争论激烈。在表决中，唯张执一一人坚持“发展为主”，陷于孤立。郑位三的主张，则经表决，缺一票通过，成为会议决议。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但坚持真理，尤其是与第一把手和更上级领导意志主张相左，至少在中共党内历史上，鲜有不吃大亏的。会后，一度让很多参会高级领导干部非常担忧的、郑位三杀张执一“颈上人头”以正权威的恶果并未实际发生。在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主要领导调和下，张执一先被离职整风，实际被摘了“花翎”。后被李先念保护性派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汇报工作，索要钱财和参加“整风”。”张执一的夫人王曦回忆说：“这老张才走，五师就好像没这么个干部啦？真是人走茶凉”。

郑位三是1943年冬，受中央和华中局双重委派，作为华中局代表派到新四军和豫鄂边监督、指导工作的。在此之前，虽然1943年春中央已明确新四军五师暨边区从中央直属转归新四军、华中局节制。但五师实际很少受军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和指挥；孤军奋战，独立性很强，有电台直通延安。客观障碍是，五师与军部及其它兄弟师的联系，只有通过五师――七师间建立的穿越大别山南侧的沿江游击通道才能间接实现。

郑位三当年才42岁，已被尊称为“位老”。是鄂豫皖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5年的党员，参与领导过1929年黄麻起义，资格老、地位高，先后担任过鄂东北省委书记兼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鄂豫皖特委书记、新四军二师政委。郑位三到五师，是带着“上方宝剑”：中央和华中局的本意是让郑位三替代李先念负责全面领导工作；并对五师人员进行“整肃”。 早在43年5月13日，郑位三未来五师之前，中央书记处至陈毅，饶漱石并告郑位三，任命郑位三“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并准备加派刘晓（时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到五师。但位老到职时，只传达他是华中局党代表，不讲中央其它任命。1944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又致电位老并鄂豫边党委：“中央决定郑位三为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因“位老”自带电台和机要员，此命令又被压在位老处一直未公开。

李先念是1943年初在蒋家楼子会议上刚当选为鄂豫边党委书记兼五师政委的。5月就被中央和华中局怀疑，并拟派“位老”来监军和“分权”，亦事出有因。“树大招风”：新四军五师是新四军、八路军师级建制中，唯一由原红四方面军骨干系担任党政军主官一把手的。当时，延安有人认为李先念招兵买马，发展过快，地盘、人口、武装在新四军中均排位第一；被告状说四方面军某些人贼心不死。中央和华中局还明示“位老”五师机要部门有“特奸”要防范；专门给“位老”特配了可密联中央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单独电报系统。

位老到五师后，发现中央、华中局对李先念和五师的怀疑、判断有误。就没有在组织上大动干戈。但位老坚持“巩固”和“整风”的方略不变，恐有上级控制李先念和五师进一步大规模扩张和清查干部队伍隐患的授命；而非正常军事战略考量。也就是说，“政治”高于“军事”，“整肃”优于“发展”，有可能是中央及华中局、为防患出现“张国焘第二”，交给位老的核心任务。

在“白果树湾”会议前，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三位主要领导和五师参谋长刘少卿及张执一、郑绍文、王海山、刘放、周志坚、王翰等参会的地级、旅级、军分区级党政军诸侯，多是主张“发展为主”的；但在会议表决时，除张执一外，由于事先被悄悄打了“招呼”，其他同志出于政治稳定的大局，都投了位老“巩固为主”的赞成票。五师副政委任质斌，后来就坚决要求带部队去河南敌后拓展；也是一种以脚投票、表示不满“巩固中心”方略的表态。

张执一发展为主的主张，基于以下军事战略分析：

“当前，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寇节节败退。美军在华南，华东都建有空军基地，近日还轰炸了武汉。襄南指挥部报告说，他们救了位在轰炸武汉中被打下来的美国飞行员，正在送往这儿。日军打河南，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打通平汉交通线；现在，鬼子把主要实力调去打长沙，留在河南的实力不会有太多，占领的也都是大城市。国民党的部队大溃退，必然会空出许多地方，而且和武汉当年失守时一样，会丢失很多枪支。这敌后空虚，正是我军进驻的大好时机，而且是打通与八路军的联系，改善我五师急孤军作战局面的好时机。”另一方面：“河南还有几万国民党部队，象李品仙，何柱国等；豫南还有张轸的挺进军；河南的地方武装，土匪也不少。他们不打鬼子，都是坚决反共的……要派大部队过去才能达到的目的”。（隐秘战线：p.246页，海南出版社）

在白果树湾会议上，张执一慷慨陈词，积极主张“抓住战机，倾巢而出，打到河南去，打通与八路军的联道。”他认为：“五师去河南，比八路军要方便很多。因为八路军南下要跨越陇海线，而且八路军中河南藉官兵不多，没有五师这样的优势。从战略眼光来看，占据河南中原才有利于把握今后的战局，可使华中、华北、陕西等抗日根据地连成片，不仅能改善五师长期以来孤悬敌后的处境，而且从大局讲，也可使我党的军事力量立于不败之地。”（张执一回忆录，手抄版）

张执一是五师中不可多得的将才，文武双全，湖北汉阳人。1926年参加湖北农民协会，27年加入共青团，29年转入中共。抗战前在上海、武汉从事地下工作，坐过牢。抗战后回湖北，搞过兵运，统战、情报、开辟过根据地，带兵打过仗。白果树湾会议时，他以襄河地委书记兼三军分区政委的身份，正在参加位老主持“高干整风班”学习。时年33岁，经验丰富，血气方刚。

“白果树湾”会议后，由于位老和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经历过党内多次残酷斗争的领导干部们的政治智慧和包容襟怀，大体维持了“和而不同”的高层政治生态，没有产生重大分裂和对立；没有重蹈当年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大肃反”杀人如麻的复辙。

但五师战略进取的态式，受此政治内耗的折腾，自此转向战略收缩和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