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胜籍贯考辨

郑迅

作者: 徐章程/郑炎贵

本文刊登于《中国京剧》2022年7月刊

作为早期开基之功臣者、前三鼎甲之一的余三胜的籍贯一直为世人瞩目！民国时期，皖鄂籍等说并存。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所谓的“史料新发现”之后，学界与戏剧界竟没有深究，权威性的戏剧史著作与词典便以湖北罗田籍为定论。其实，这仍然难免成为新的轻率轻信之举。我们不妨再作一番梳理析察，以求厘正去伪之道！

一、三胜籍贯从头说，家谱焉能定论乎

最早明确提出余三胜籍贯的文献是穆儒丐的《伶史》（1917年），该书认定余三胜是安徽人。[1]64 但到了1933年，徐慕云在《梨园影事》中第一次提到余三胜是湖北罗田人，而且同时提到余三胜的孙子余紫岩是湖北黄陂人。[2]8,18 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艺兰生在其著作《评花新谱》中，提到余三胜之子余紫云是淮阴人[3]462。因此，1939年，著名考古学家、教育家、戏剧史专家、民国时期安徽通志馆副馆长程演生（别号天柱外史），在其著作《皖优谱》中提出质疑：“余三胜……祖孙父子籍贯之不同如此，殊可笑也”，他根据《伶史》以及《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和民国安徽《潜山县志》中收录的《潜山义园记》，得出了“三胜之为皖人，至少彼之原籍为潜山人无疑也”的结论。[4]36
1982年10月与1983年9月，方光诚和王俊二人先后在《戏剧研究资料》（湖北省）与《戏曲艺术》杂志上公开发表论文《余三胜家谱的发现》和《米应先、余三胜史料的发现》(下文中简称为“方文”)，首次透露了二人于1982年4月到湖北省罗田县，“在当地离休老干部蒋敷德和参加水利工程多年、接触面广的农民工萧波清的帮助下，找到余三胜的家谱”的重大消息。[5,6]“方文”中出示了关于余三胜的《余氏七修宗谱》“史料”，摘抄了有关条目，给出了仅仅截有“開龍、開贵”资料的“余氏七修宗谱”局部图片。有了这个宗谱“证据”，余三胜的籍贯问题似乎一锤定音。其实不然，仔细研读之后，我们发现该“宗谱”存在诸多疑点，可信度低，不能作为余三胜籍贯的证明。

二、疑点重重仔细看，原来谱牒不堪明

“方文”中的《余氏七修宗谱》存在如下八个疑点。

疑点一：修订时间含糊。“方文”中提到“所见为七修本，约1935年修”。众所周知，宗谱是一个家族的重要史料，宗谱的修订时间一定会在宗谱的序言与内容里予以明确，不存在“约1935年修”之说。如在湖北省罗田县《余氏宗谱》（民国辛巳年，1941年修，五修宗谱）的《谱序》和每页的边缘上都看到“民国辛巳”字样。在该谱的第十九卷第二十八页还记载了余之壁在清朝初期从湖北大冶迁往罗田县的事情，如图一所示，但该谱与余三胜无关，没有提供余三胜的信息。“方文”声言载有余三胜信息的“余氏七修宗谱”的“发现”对中国京剧史的研究本该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方文”中对该谱为何修于“约1935年”，并没有做任何交代，实在匪夷所思，值得怀疑。

图一 湖北罗田县民国辛巳年（1941年）的余氏宗谱中的一页

疑点二：截图过短。“方文”仅出示了带有“開龍”和“開貴”信息的局部图片，连一张完整的家谱页面图也没出示，更谈不上提供相应的谱头与谱序的照片或文字了。这种过短的宗谱“截图”，可信度太低。

疑点三：版式奇葩。“方文”中出示的唯一的宗谱图片中，“余氏七修宗谱”字样标记竟然放到了“開龍”和“開貴”之间。稍有常识者都知道，这显然不符合家谱版式，大有人为拼接制作之嫌。我们查阅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余氏宗谱，发现宗谱折页的正反边缘各存有一半谱名和卷数文字，即骑缝式标注。这是中国传统文献书题的惯用方式。在家谱的装订线位置没有也不应该有谱名标注字样，正如参考图一所示。“方文”出示的“宗谱”图片为何是如此奇葩的版式截图，令人大感怀疑。

疑点四：时间记载方式阴阳混合。“方文”的宗谱图片上显示：“开龙:字起云，生嘉庆壬戍二月十日卯时。妣氏何，生道光辛巳（元年、1821）四月五日辰时”。宗谱给出了“开龙”和“何氏”的出生“时辰”信息，说明所记出生日期当为阴历日期，而“二月十日”和“四月五日”属阳历记法，至于阴历则应该写成“四月初十”和“四月初五”。本文图一中的“九月初九酉时”的记载方式是规范的。由此可见，“方文”记日与记时竟采用了“阴阳混合”方式，显然与传统习惯不符，实属罕见并且可疑。“方文”中还有其他地方也采用了这种“阴阳混合”时间记载方式，例如：“开贵”的夫人韩氏出生日期写成了“七月三日申时”，“科荣”的出生日期写成了“八月七日寅时”。

疑点五：谱载人物与三胜父子信息不关联。从“方文”宗谱提供的“开龙”与“科荣”这两个关键人物信息看，无论是人名还是字号，都与余三胜、余紫云不搭界，清代史料上的余三胜没有家谱上所谓的“开龙，字起云”之说，清代《评花新谱》和《菊部群英》载明余紫云，“字研芬”，“正名金梁”，“号砚芬”，“小名昭儿”，“字艳芳”，[7]462,496而“方文”宗谱则载：“科荣，字松庭”，可见两者之间毫不相干。就此不妨与同为“前三鼎甲”之一的程长庚的家谱相比较一下，程谱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先后发现了道光十二年、民国九年与三十年共三套谱，虽然程的谱名记为“文檄”，但该谱同时又记有“字长庚”等原始信息，而且还记载了程的嗣子章瑚章圃，人物名称与之前众多的史料一致。反观“方文”所举的“开龙”在宗谱里的核心信息，却与历史上的余三胜父子名不相符，毫无联系点，岂不是主观臆想硬套？！虽然“方文”谱上还记有开龙等人的生卒信息，但已属孤证，没法与清代史料比对。“方文”谱载开龙葬天津墓地有碑，亦没有实物佐证。至于“方文”以“开龙”有近亲两人葬于春台义地义园来证明其为伶人身份，实乃牵强附会，因为谱上分明记录“开龙”之父葬安徽义地，“开贵”葬宛平春台义地，按《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中《春台义园记》可知，“此园本专属春台，则亦惟春台之人许其厝葬”，[7]9开贵入葬春台义地，只能证明其本人为春台艺人，怎么因此推断其兄开龙的伶人身份呢？！至于“方文”出示的“族侄”信息来为三胜伶人身份作附会旁证，因系同姓宗族侄辈人物，显然不是近亲，不足为论！

疑点六：开龙与三胜寿龄大不同。“方文”中“开龙”生于1802年2月，卒于1866年6月，享年64岁。该信息与《伶史》中的 “后以疾卒，年七十余”和《梨园影事》中的“以七十余岁而卒”矛盾，[1]64,[2]8令人怀疑。

疑点七：谱记陈氏信息经不得考问。“方文”还提供了“余氏七修宗谱”中这样一则信息：“族侄科翥，……妣氏陈，生道光甲申（四年，1824）……妣卒咸丰辛酉（十一年，1861）五月二十日卯时，葬顺天府大兴县春台义园，…公卒葬罗邑西门外乡陈人山”，作者举此为据，意在为开龙的春台伶人身份附会张目，其实弄巧成拙。从引文看，“科翥”本人安葬在罗田县城的西门外，其妻“陈氏”则安葬在“顺天府大兴县春台义园”。按春台规矩“惟春台之人，始许其厝葬”，莫非“科翥”之妻是春台伶人，否则怎能入葬春台义园，而“科翥”本人只能归葬湖北罗田呢？京剧史料记载，直到1902年，京剧才有第一位女演员-思晓凤。[8] 而“方文”提供的“陈氏”信息，竟然是道咸间的徽班女演员，岂不是要改写京剧的历史？实在不敢妄测！

疑点八：信息来源不明。 “方文”中给出了“开龙”的祖父、父亲、弟弟、长子、次子、族侄的信息，但没有给出“开龙”的孙辈的信息，说明在该“宗谱”修订之时（约1935年），宗谱修订人员没有联系到“开龙”的当时在世后人，没有得到“开龙”系后人的认可。而且，因“方文”中“阴阳混合”的时间记载方式，无意中已经自我否定了从《余氏六修宗谱》等以前版本获取抄录信息的可能性，传统老谱记时方式不会如此不伦不类！所以，“方文”提供《余氏七修宗谱》中的信息来源不明，令人怀疑。

从以上八个疑点可以看出，“方文”提供的“自认为有关”余三胜的《余氏七修宗谱》，可信度很低，不能作为余三胜的籍贯证明。因此，“方文”中基于该“宗谱”信息对余三胜进行的种种推测也是没有价值的。
在余绍瑞、余恩聪等修订的《龙舒余氏宗谱》（敦睦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安徽舒城县)第二卷第五十至五十一页中，有“至於為優、為人奴、為僧道，皆為下賤之人，不入宗譜，以安良善”的“家禁”记载。由此可见，在民国时代的宗谱中寻找余三胜的踪迹难度大，须慎重。

三、伶史王批认皖籍，优谱分析合理情
在已知的清代史料中尚未发现关于余三胜系罗田人的籍贯的记载。最早提到余三胜籍贯的《伶史》（1917年）的《余三胜世家第三》中记载道：“三胜，皖人，其先以作小负贩来京师，因家焉，…… 顾家贫，无力就外传，业贾复无资，以梨园为能治生，逐入伶籍，职为老生。以同治二年，搭广和成班 …… 三胜业伶凡十余年，家称小康，后以疾卒，年七十余”。[1]64潘光旦在《中国伶人血缘关系之研究》（1941年）中对余三胜是湖北人表示怀疑。[9]91
根据当代京剧史家钮骠的论文《王（瑶卿）批＜伶史＞辑录考略（下）》，当年著名京剧演员、戏剧改革家、戏剧教育家王瑶卿对《伶史》批注时，并未否认批驳余三胜的安徽籍身份，反而强调“三胜乃安徽某科班出身”。[10]39由于《伶史》中只提到余三胜在同治二年（1863年）搭“广和成班”的事实，王瑶卿才特地对余三胜的安徽某科班出身作了补充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瑶卿在“批注”中还披露了一件涉及余家内幕的隐私之事，即“紫云乃三胜承继子”。[10]40这充分说明王瑶卿对余三胜家族的情况了解之深。钮骠在文中还提到，“与余叔岩相交甚厚的老顾曲家张伯驹先生也说过余三胜是徽派老生”。程演生在《皖优谱》中指出，“世多以三胜为鄂人者，殆以其于咸同间独工汉调耳”，也隐含着余三胜先习徽调后转工汉调之意。[4]36
关于余三胜与余紫云的“养父子”关系，在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线索。艺兰生的《评花新谱》(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写道：“景和余紫雲，字研芬，淮陰人，年十五，隸四喜部，……，或曰乃父即三勝，道咸閒負重名，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諒哉”。[3]462 “或曰”二字表明艺兰生对“余紫云与余三胜之间的亲生父子关系”持怀疑态度。另外，潘光旦在《中国伶人血缘关系之研究》（1941年）中提到“余紫云，三胜子，一说养子，旦角”。[9]166
王瑶卿生于1881年，13岁（1894年）开始演戏。[11]3他的启蒙老师是谢双寿，年长后又私淑于余紫云等名家。[11]21根据周明泰的《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1932年）记载，余紫云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初七，[12]24卒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2]86从时间上看，王瑶卿有机会接触到余紫云本人是没有疑问的。而且，王瑶卿与余叔岩于1918年在“普庆社第一舞台：义务夜戏”还有一起演出的经历。[13]861因此，王瑶卿揭露余紫云的身世并坚持余三胜是安徽人的观点是可信的。

余三胜在道光年间，先为压台主角，后于1845年成为四大徽班之一的“春台班”班主。[12]14“春台班”可能就是王瑶卿所指的“安徽某科班”。该“春台班”是嘉庆六年由皖省艺人北来京师组织成立的，班主为陈孔蒸，管事为李华贵。[13]501820年“春台班”报散，[13]811823年“春台班”恢复，班主仍为陈孔蒸,管事仍为李华贵,除张全保系顺天府籍外，其余五人则俱属安庆籍。[13]89根据《春台义园记》的记载，1835年，“春台班”陈孔蒸、蒋云谷等倡议同业集资，在左安门内南极庙左侧,购置郭姓荒地16亩为“春台义园”，但在捐款名单中没有余三胜。[7]9
从《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和民国《潜山县志》（1920年）第五卷中收录的《潜山义园记》可知，清咸丰七年（1857年）春旅居北京的潜山人陈盛江和周瀛等号召潜山同乡在北京右安门买地设罝“潜山义园”，余三胜名列“潜山义园”的“首事”（主持者）之一，与程长庚并列。[7]10,[14]39《潜山义园记》中记载道，“……潜为安庆属邑，地瘠多山，民每轻去其乡，佣贩自给。近年故乡兵火，避地北来者尤众，奔走衣食，谋生不遂，往往客死，无过而问者。……使天下之游斯土者皆如二君之用心，将无邑不有义园，俾死有所归，游魂无馁，岂不足以劝将来、厚风俗哉？故乐为之记。”可以看出，“潜山义园”的主要目的是安葬客死北京的潜山籍人士。潜山义园是《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中记载的唯一用县名命名的义园，民国《潜山县志》还记录了民国8年（1919年）由安徽潜山会馆董事刘宗炎和副董事徐道傳等签署的《潜山义园地新契》。[14]40程长庚和余三胜等旅居北京的皖籍艺人参与“潜山义园”购置并被推为首事一事，是他们本人以实际行动对自己籍贯的证明。
我们还注意到，2015年，何毅在论文《余三胜籍贯考》[15]1138-1144中基本上延续了“方文”的观点，并提供了《余氏八修宗谱》的局部图片。图片显示为打字印刷本，“开龙”和“开贵”二词为手写体，其他为铅字打印体，一看就知这是解放后新修谱本。何毅强调“八修宗谱”的信息与“方文”提供的所谓“七修宗谱”一样，“七修宗谱”疑点诸多不足为据，“八修宗谱”更不值一提了。何毅忽略“紫云乃三胜承继子”这一重要信息，利用余紫云和余叔岩的“事件说”来推测余三胜的籍贯，但这是不严谨的，也是不可靠的。另外，何毅还提到余三胜口音中的“n和l不分”一事，并用“口音说”来证明余三胜是湖北人。其实，安徽潜山方言也是“n和l不分”，在朱甦的《潜山方言》一书中就有“潜山源潭片方言较重，n和l不分”的记载。[16]6 余三胜“口音”反而支持了余三胜为安徽潜山人的说法。

综上所述，程演生《皖优谱》中考证得出的余三胜是安徽潜山人的结论是合情合理的。余三胜，安徽潜山人，安徽科班出身，徽派老生，曾任徽班“春台班”班主，同治二年（1863年）转“广和成班”独工汉调。

作者简介：
1. 徐章程，广西百色学院信息工程学院二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博士，丹麦技术大学博士。
2.郑炎贵，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安庆地方文史学者，专著《皖耕集》由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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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光诚,王俊.米应先、余三胜史料的发现[J]. 戏曲研究, 19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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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钮骠.王（瑶卿）批《伶史》辑录考略（下）[J]. 戏曲艺术,1982,(02).
[11] 马彦祥等.说王瑶卿[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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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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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何毅.余三胜籍贯考,第六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2015年5月.
[16] 朱甦.潜山方言,合肥：合肥工业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