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忆中的附中校园生活

新生活篇章

一转眼，离开华东师大一附中校园已经整整五十年了。虽然岁月的流逝已经抹去大部分中学时代的记忆，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回忆往事，一些粗的印象仍然不时浮现在脑海中，告诉自己这是我的母校，要感恩母校对自己的培养。考入华东师大一附中时填写的学生情况表。从1965年9月入学到1966年6月“停课闹革命”，再到1969年3月离开师大一附中，我们名义上在学校呆了三年半，但其实上了不到一年的课。但即使是在这短暂的时间内，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任课老师。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语文课费新宝老师。1966年2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费新宝老师在课上朗读这篇文章时声情并茂，念着念着几度哽咽，泪水打湿了她的眼镜，不得不拿出手帕擦眼镜。我们那时虽然还小，才14岁左右，对时事政治并不怎么关心，但我们都认真听着费老师的朗读，被焦裕禄的事迹所深深感动，也体会到了文学的魅力。班主任庄国荣老师平时一脸严肃，同学们有些敬畏他。有一次午休时，一个同学为走近路从窗外爬进教室，被庄老师看到，责令他原路爬出去。其实庄老师对班级认真负责，他教我们地理课，但作为班主任经常来教室关心同学。至今50多年过去了，庄老师仍活跃在我们班的微信群里，叫得出大多数同学的名字。数学课谈若华老师讲课慢吞吞地，条理性、逻辑性很好，课堂讲的一般都能消化，好像回家作业很少。钱根娣老师是我们英语课小班的年轻新老师，年龄比我们同班大龄生大不了几岁，有时师生之间开个玩笑会脸红。那时教学方法是“听说领先”，分小班让学生课堂上多说。十年后我考上大学，英语很快就捡起来，得益于附中的英语学习基础。 我毕业于虹口区一所普通小学，那时虽然学习成绩好，班主任推荐我报考师大一附中，并如愿以偿考上了，但进了附中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发现个个同学都很优秀，如班里王恩莉、朱英华语文非常好，作文常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吴伟国数学好，数学谈若华老师常叫他到黑板上解题。由于平时各科测验成绩一般，使我产生很大学习压力，暗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不做班级的尾巴。但是学习不到一年，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停课闹革命”，学习压力也就没有了。 那时一天6节课，上午四节，下午2节，中午在校就餐。家庭条件好的在学校食堂吃，我家里条件不好，只能自带饭盒、籼米和菜，到学校食堂蒸饭吃。我们班是体育班，不少同学是业余运动员，享受每天几分钱的免费营养菜，闻着他们吃着香气喷人的大排，我们都很羡慕。中午有短暂的午休时间，喜欢象棋的陶象雯、尤翔等不忘楚河汉界大杀几盘，两旁观战者摇旗呐喊。 那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学校有游泳池，夏天除了体育课可游泳外，还可买票游泳。1966年夏天，学校组织到在吴泾的划船俱乐部去横渡黄浦江，事先由体育老师在游泳池内组织测验，在水中不靠岸踩水20分钟即可参加横渡。我有幸通过测验，参加了横渡黄浦江的活动。 1966年文革开始，在伟大领袖亲自领导下，校园外，红卫兵上街敲锣打鼓破四旧、砸庙宇、毁文物，批斗领导干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对文革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互相辩论，好不热闹。校园内，老师、学生情绪高涨，红卫兵喊口号，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徐正贞校长、蔡多瑞副校长，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又传来青年教师秦松自杀身亡的消息，高潮一个接着一个。我因为“出身不好”无缘参加红卫兵，又是一年级新生，对学校的事情了解不多，只能做逍遥派、旁观者，观察着、思索着┄┄。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全国掀起大串联活动。我也决定外出串联。11月初在北站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到了南翔站却整整停了两天多。前方传来消息，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卧轨拦车，要求到中央告状。这就是著名的“安亭事件”。“安亭事件”解决后，火车继续北上。我到了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学的大字报。鉴于大串联造成全国交通濒于瘫痪，中央号召学生步行串联。我与同班俞光顺、王以民一起，花了6天时间从上海走到杭州，参观了浙江大学的大字报。 　　由于“停课闹革命”，除了年级组织的1966年10月到江苏省昆山县天福庵“三秋”学农外，在1967-1968年我们还相继参加了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上海永生金笔厂和上海港务局五区的学工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港五区学工。大概是1967年夏天，由于港务局的文革运动，导致大量外轮停泊在港口来不及卸货，我们就被派到港口的外轮上帮助卸货。大吊车司机将吊钩缓缓放下，我们在十几米深的船舱内用绳子放在货物下面，挂上吊钩，大吊车起吊后将货物转移到岸上。我被安排晚班，每天晚上8点上班，清晨4点下班。虽然船舱内闷热无比，但甲板上休息时有凉风习习和黄浦江美景，中间又有美味夜宵和酸梅汤饮料供应，下班时迎着晨曦回家，在那个喧闹的年代感到一丝的宁静和满足感。 摄于约1969年2月。在上山下乡前与部分同班同学的合影。摄于约1969年2月。在上山下乡前与部分同班同学的合影。 　　1968年7月应该是师生相拥、依依惜别的毕业时节，却在没有毕业典礼、没有离校通知中平静度过。同学们已经厌倦了文革的政治运动，但又无法再续求学之梦，只能在茫然中等待着。终于，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要求在校的66-68届三届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开启了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也和班级和年级部分同学一起被学校分配到吉林农村插队入户，于1969年3月1日离开了上海，离开了整整三年半的附中校园生活。 写于2018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