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玉树金蝉

近一年来我看过四个大男人写的母亲。去年春未，看了李老师写的《母亲》我哭了，那是在我十年没看书，没写字的情况之下，首次看书看哭了。哭完后我又有点高兴，我竞然还能被书感动的流泪，这证明我的感情还没有枯竭。同时我在想，我要是有能力，写写我的母亲该有多好。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个能力。去年秋天，看顾大哥写的《小脚母亲》我泪湿双眼。又一次动了写写母亲的念头，无奈水平有限，只好想想罢了。今年春天，看了网上马英九先生写的《母亲》，我没哭，但是我收藏了。前些日子，看到了夏立君老师写的《我的数字化母亲》，我又一次流下了热泪。我想我娘，我想写我的母亲。写作水平有差距，对母亲的爱是一样的，我想我比他们更有优势，因为我是女儿，我是女人。我也是母亲。我应该比他们更了解母亲！更懂母亲，更知道母亲的苦累，更了解母亲的想法和心理。我写母亲不是为了发表，只是为了纪念、怀念和想念。

 

一、生我养我

 

一九四六年早春的一天下午，涛雒北门外，二十三岁的母亲腰系罗裙、身披云肩、头戴花冠、坐着大红花轿，带着娘家陪送的“四小件”(两大一小三个厢子，一张三屉桌，一对捧盒，一对方杌子)嫁妆，在吹吹打打的喜庆鼓乐声中，嫁给了南门里二十六岁的父亲。听当时给母亲当嫁客的大姐(她叫孙慧萍，是日照县有名的小学老师)二十多年后说，母亲的婚礼在当时很出名，母亲是那时很有名的俊媳妇儿，所以当时看媳妇儿的人非常拥挤。以至于有的小孩鞋都挤掉了，过门费了很长的时间。

姥爷有兄弟三人，三人各娶妻成家育有九子二女。姥爷是老大，姥姥生大舅、二舅、四舅，母亲和六舅。二姥姥生三舅、五舅、我姨和七舅。三姥姥生八舅和九舅。母亲是这个大家庭里出生的第一个女孩，所以她是很受宠爱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名子就是”大妹妹”“大姐”或者是“大姑”。我竟然不知道母亲的名字叫什么，因为从没听人叫过，母亲也从没说过。到我上初中填表的时候问父亲，父亲说，就填“孙张氏”吧，可是我嫌难听，就自作主张给母亲起了个“张传兰”的名字。我告诉母亲，她没有反对，但是那名字只是我填在表上的，生产队里的记工单上，母亲的名字仍然是“孙张氏”！母亲结婚时，我家有奶奶、大伯、父亲，还有两个姑姑。从一个大家庭来到另一个大家庭，母亲的身份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受宠的“大妹、大姐”变成了“二嫂、二婶子”，所做的事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姥姥家时，母亲主要是做针线活，听她说，那个大家庭里的每个人，大都穿过她做的鞋，或是她裁缝的衣服。母亲心灵手巧，她的针线活都是跟我那巧手的二姥姥学习的。我姥姥去世早，二姥姥对母亲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二姥姥的记忆，最难忘得就是她那双前尖后阔形状像辣椒的三寸金莲。母亲曾多次领我到三舅家去看她，或向她讨教（三舅是二姥姥的长子，她跟他住，那时也没听说轮着养什么的）。在我看来，母亲和她的二娘是很亲近的。母亲做的针线活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出来的。记得我表舅(他叫黄庆金，当过老师)曾说：“姐姐给我做的鞋我都不舍得穿，放在那里看着就高兴！”

结婚后母亲由姑娘变成了媳妇儿。由专做细活的巧姐变成了拤碓，推磨样样粗活都得做，细活也少不了的媳妇儿。此落差，母亲应该是有点难以接受吧，精神的压力，再加上身体的极度劳累，母亲消瘦的很厉害。我记得她曾经用了一个我想象不到，但却很恰当的比喻：母亲说她当时瘦的拴上根线就能放到天上去了！我不知道她怎会想到如此精到的比喻！于是就有人说，“她是仙女下凡，来阵风就吹到天上去了，不会也不能生孩子”。还有人说什么，“朝太岁了”等等不一而足，反正说什么的都有。结婚后多年不孕，对母亲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算命打挂卦，求医问药，苦药汤喝了几大盆，结婚五年后母亲终于怀孕了。这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她会怀孕。母亲个高，身材苗条，所以怀孕后，到六七个月时也不明显，多数人认为母亲是假孕。以至于怀孕快八个月时，过年推麦子磨面，本家的二奶奶问我奶奶：“永孩家的是有喜了？”(永孩是父亲的小名)奶奶说:“说是有那么个事开，还不知道有个饭帚还是有个条帚！”就这样，母亲在大家的怀疑和期盼中过完了一九五二年的春节。阴历正月二十五日子时，那个全家人盼望等待的孩子降生了，是个小女孩。那就是我，一个晚生了五年的我。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天降大雪，到早晨很多人家开门后雪就往屋里淌。听说后来再没见过那么大的雪。我开口吃的第一口奶是隔壁大娘的，大娘头年冬天刚生完她的第六个孩子，女孩叫小平，我喊她小姐姐。

　　隔壁大娘是个很能干的人，她有亲戚在沈阳、青岛。在我记事以后就常见她去沈阳、青岛走亲戚，回来后我就能吃到几颗罕见的糖果。所以大娘在我心目中是穿过“大皮鞋”，“溜过码头沿”，见多识广且能说会道的人。大娘让我跟她家二姐的名叫，二姐叫“大存”我就叫“小存”了。大娘给我起“存”这名有两个原因：一是随她家那一大群孩子成行成串，成长顺利，二是对我家来说是好好保存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小生命！我长大之后，明白了大娘的美好愿望和良苦用心，也时常心怀感激。

我出生后，母亲奶水不足,饿的我经常哭闹，于是奶奶就抱着我，到有小孩子的人家里找奶吃，那时我们村比我大几个月到一岁的孩子有六七个，所以奶奶抱着我，走遍全村，吃过所有当时有奶水母亲的奶。听母亲说，生我那年的麦收时候，有一个女人挑着一担杏子在我家附近卖杏，她可能正在哺乳期，母亲看她奶水丰盈的样子，好象被奶水涨的很难受，也不管她长的丑俊、穿的好赖，立刻把我抱来送到她的怀里，我在她的怀里吃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顿饱饭。听母亲说那顿奶吃的心满意足，张口外流！只所以这样，是因为每个母亲都有自己的孩子要喂养，能给我吃的奶水就有限了，所以我总是处于饥饿状态。遇上了这么新鲜充足的美食，哪能不拼尽全力，吸食至饱涨以至于漾出。由于这顿饱食，后来母亲还曾戏说我娘是个卖杏子的。每每想起此事，心里便会有暖暖的感觉在涌动。

母亲奶水虽然不足，但她有一双巧手，我吃遍全村哺乳期母亲的奶水，母亲也做了相应的针线活(比如鞋子、衣服等)以补偿她们的付出，母亲称这为粗工换细工。听她说，为了这事她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天前半夜绝对捞不着睡觉。春节前几天，整夜是不能睡的。这样的做法后来就成了习惯。我记事之后的好多夜晚，总是看到母亲在杂油灯下做针线活，睡完一觉醒来再看，母亲仍然在做，不时用针挑挑灯芯，有时会用手揉揉眼睛再做。每年春节前一个月，母亲的针钱笸箩里就堆满了鞋帮和鞋底，那都是别人送来让母亲给鞝的半成品鞋子。鞝鞋是母亲的拿手绝活，既使做工不怎样的鞋底鞋帮，经她的手鞝起来，那鞋就漂亮了很多，俨然成了精品。所以有些人会请我母亲给她们鞝鞋。母亲好象也以此为荣，为能帮到大家，受到大家的欢迎而乐此不疲。凡是求到她的人，母亲从未拒绝过，春节前几天，她总是通霄达旦，忙碌不停。可我和妹妹的鞋总是要放在最后才鞝的。

记得有一年的除夕，我和妹妹的鞋底和鞋帮还在母亲的针线笸箩里。我心想，明天就过年了，我能穿上新鞋吗？我心里着急的要命，就怕过年穿不上新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哔里啪啦的鞭炮声惊醒，我赶忙爬起来，母亲已经把套好的新衣服，和鞝好的象盒儿一样漂亮的鞋子(母亲常把自己做的鞋比喻成盒儿)放在了床头上。那是一双高帮带捂眼，桔红色的棉鞋，我看了高兴极了。鞋边放着一个黄铜的鞋拔子，那是娘的陪嫁品，棉鞋是高帮得借助鞋拔子才能提上。否则会把鞋帮睬倒，影响鞋子的美观。母亲是多么的细心，对女儿的爱是多么深沉。我赶忙穿好衣服，这时娘过来帮我用鞋拔子把鞋提上。穿上新衣新鞋的我来到天井，父亲在烧纸，同时被烧掉的还有竹枝竹叶等，那噼噼啪啪的声响好听极了。父亲让我对着火堆磕头，磕完头回到屋里，母亲已经将煮好的饺子摆在了大方桌的边上。桌子的里面还有饽饽，枣山，香炉等。桌子的前面有一个红色、上面绣有许多祥云和龙纹图案的锦缎桌围子。墙上挂了三位神仙的绣像，好像是财神像。（那桌围子和神仙绣像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被烧掉了）。父亲又给神仙们奠饭、奠酒、烧纸磕头，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作揖磕头。母亲说你是女孩，不用作揖，只磕头就行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性别，与男孩不一样，但也没放在心上。

吃过饺子，跟随母亲，到一个我叫大奶奶的人家里拜年，大奶奶的儿子叫陈为海，我叫他大叔，大叔当时好象在沂水的什么地方上班，大奶奶一人在家住，她的家是两间堂屋，进门正面是一张高方桌，桌子上放着一盘桔子。那时不认识桔子，只觉得那东西好看极了，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桌子上还有一盘花花绿绿的糖果。大奶奶是个清爽干练，腰背挺直、头脚干净、精神头十足的小老太太。她那双不可多见的小脚真可谓是三寸金莲。这样的小脚我还在我二姥姥（她是张兵的奶奶）身上看见过。再后来，看冯骥才写的《三寸金莲》我就把这两双小脚当了范本。母亲让我给大奶奶磕头拜年，并递给我一个草编的圆形蒲团，我赶紧跪下给大奶奶磕头，大奶奶一边说不用，一边赶紧起身把我扶起来，并从方桌上的盘里拿了一个桔子，抓了一把糖果装到了我新衣服的布兜里。最令人震惊的是，她竞然给了我五毛钱的磕头钱。那时的五毛钱比现在的五百块钱珍贵的多！（我现在就这样想）那是我出生后首次拿五角钱，那钱好像是紫色的，票面大小比现在的五角纸币稍大一点。那是我这辈子得到的最令我难忘的一次礼物！

二、拤碓推磨

 

拤碓推磨是母亲结婚以后，几乎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要吃饭、就得拤碓推磨。我知道：碓有糍碓和拤碓。糍碓和拤碓的区别在于碓嘴子和碓臼子上，糍碓碓臼子深，碓嘴子长，主要作用是给粮食去皮。拤碓碓嘴子短碓臼子浅，主要是把粮食捣碎成渣或面。我家的碓是糍碓。我长大后常听母亲说这样一句话:“我进了这个门，糍的粮食可以堆成山，推磨走的路比十个万里长城还长。我不知母亲这说法准不准确，但母亲糍碓留下的后遗症我是亲眼目睹，也是很痛惜难过的！现在想起仍然难过不已。

母亲结婚后，全家六口大人吃饭。那时我家单干，有近十亩地。父亲身强力壮，样样农活拿得起放的下，是出名的庄稼把式。大伯头脑灵活，账盘算的门清。我家地里打的粮是吃不了的，可直接卖粮食又卖不了高价，于是大伯就想出一个能提高粮食价格的办法。那就是把吃不了的大麦、小麦、高粱、谷子、糁子等用碓糍去皮，再卖“麦仁”或“米”。这样就提高了粮食的价格，同重量的粮食可以多卖一些钱。糍下来的皮和糠还可以喂牲畜、家禽。这样钱是多挣一些，可母亲就没有好日子过了。那时的母亲每天鸡叫头遍就起床糍碓。天亮就得糍完十几到二十斤不等的“麦仁”或米，奶奶和姑们是打下手的。碓主要是母亲踩踏。因为长时间的坐杌子糍碓，她的庇股上磨出了疮、结成了茧。我十多岁时，看到母亲这样，不明白是何原因。于是她就给我讲了早年糍碓的事。母亲还说：“你大爷每天鸡还不叫，就叫全家人起床，各人干早己分配好的活，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攒点钱就买地，要不是入社了，他还想过成地主呢！”母亲说起大伯，仍有未消的恨意。那时正学习半夜鸡叫那篇课文，我脑子里突然就把大伯和周扒皮联系了起来。其实大伯也是个很可怜的人，一辈子没结婚，管这管那、固执己见、不听人劝、认死理，公社化后还挨了批斗。母亲说：“你大伯就是煮熟的鸭子，皮碎肉烂光剩下嘴了”！

那年代要想吃饭，除了拤碓，更重要的还是推磨。磨分两种：一种是专门推麦子磨面的，叫大磨。这种磨磨扇大，但是磨盘薄，麦子在磨里面走的路长，磨的粉也细一些，我二奶奶家的磨就是大磨。我家的磨是小磨也叫水磨，磨扇小一些但是厚度大。主要是用来推煎饼糊子，和推黄豆用的。记得小时侯，每逢过年过节做豆腐，我家的磨从早到晚是不得闲的，邻居们都到我家来排号推黄豆，因为我家附近就这一盘磨，磨出的黄豆糊子最细腻，同等重量的黄豆做出的豆腐最多，也最好吃。我小时候经常和二妹一起帮母亲推磨，每次推磨母亲都是鸡还没叫就起床，粮食是头天晚上泡上的，把磨抬掇好后，自己先推一会，那磨太沉，到实在推不动了再叫我们。我和妹妹只要一上磨，就叫母亲拉呱给我们听(那时我们称讲故事为拉呱):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人行好事莫问前程》、《包公的故事》、《王三公子》、《烟的故事》、《酒的由来》、《二十四孝的故事》。还有很多成语故事，如《龟免赛跑》、《守株待兔》等。母亲在讲故事的同时，还会吟唱一些简单的诗句，比如“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叫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一边讲故事，一边推磨对母亲来说应该是很累的，所以我俩在一边听故事一边用劲的推磨，努力想让母亲少用一点力气，留点劲好讲故事。可是母亲的累哪是我们能够想得到替得了的！这样的推磨大约一周一次。所推的粮食也不一样，很早的时候有杂粮：如大麦高粱等，后来变成地瓜干地瓜等。不管食材如何变化，磨是一定要推的。磨推完后，母亲就要拾掇熬子烙煎饼了。烙煎饼是个技术活，母亲烙的煎饼那可是人人夸赞个个爱吃。同样的糊子，她烙的就比别人烙的香甜可口。这样说是有事实依据的，比如有时找别人替烙一会，让母亲吃饭或方便一下。结果烙出来的煎饼就不如她烙的好了，不论从观感还是口感。所以烙煎饼是我母亲的又一拿手绝活。我青岛的大姑夫就爱吃母亲烙的麦子煎饼，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每年总要有几次推麦子烙煎饼，然后托人捎或者寄到青岛去的事情要做。

六十年代中后期，为了补贴家用，母亲还烙煎饼卖。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北大才女写的《卖米》，我深深理解故事里女孩母亲的心理、和苦衷，为了几块钱，将那么重的米来回担十几甚至几十里路，那劳累、那苦楚、那无助、那难受是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可她是母亲，为母则刚，她就得面对，就得承受和坚持！我母亲卖煎饼就有过类似经历。记得是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母亲头天晚上泡上麦子，第二天早上没舍得叫我，因为我要上学，等我起来的时候，母亲和二妹己经磨好了煎饼糊子。早晨我放学时，母亲正在烙煎饼，那时用趴鏊子烧草，她坐在蒲团上，左手往鏊子底下续草，右手用匙子抄起成团的糊子，放在面前的鏊子边上，然后沿顺时针方向绕转一圈，再向上向下反手把剩余的糊子抄下摔到盆里。这一连串的动作是那样娴熟连贯，以致于让我看的聚精会神忘记了吃饭。母亲见我有点发呆，以为我想吃煎饼，就揭下鏊子上的煎饼要给我卷起来。我回过神赶忙离开。是呀，我想吃那煎饼，可那煎饼是卖的，吃一个就少卖五分钱，我知道，所以我不敢吃。我想母亲心里那时大概也不好受，那么好的手艺烙出那么好的煎饼，心爱的女儿却硬撑着不敢吃，为了多卖五分钱。因为母亲烙的煎饼好看好吃，所以一般比别人的煎饼，一斤多卖三分钱，在涛雒街卖，多数是熟人买，为了好吃，不在乎那几分钱，母亲烙的煎饼一般是有多少就卖多少，当天烙当天就能卖完，基本不过夜。

可是有一天，母亲烙了二十斤煎饼，当天没在涛雒街卖，第二天早上，竞然挎着去赶巨峰集了。想来母亲是想开拓新市场吧！但是那里的人不了解母亲和她烙的煎饼，当然也就卖不出她理想的价位。所以，母亲硬生生的把那二十斤煎饼又挎回来了。来回五十里路，挎着二十斤煎饼。母亲是“解放脚”，（童年的母亲裹过三年脚，后来虽然放开了，但伤害己经形成，受伤的脚走多了路就疼。）去时还好有希望在心。回程时心情沮丧无助，脚也越走越疼，一步一步走回家，每一步该是多么艰难多么痛苦。看《卖米》我哭了，今天写到这里我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母亲的苦是真苦，更苦的是她没有地方诉苦，有苦不能说甚至别人还会埋怨，说她是自讨苦吃自找难受不值得同情！我那时就埋怨母亲，嫌她为了那几毛钱把煎饼挎回来。现在想来，母亲当时该是多么懊恼和苦楚。肉体上的苦累，也是难以想象的，长满"掂眼"和"磨眼"的“解放脚”，负重二十多斤走五十里路，在今天想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母亲走回来了。记得母亲回来，晚上洗完脚，用父亲的剃刀削脚底的掂眼时说；“走到大洼时(大洼是涛雒西边十里处的一个村庄)我真想把煎饼撇了，实在拿不动了，可是怎么也舍不得，这是十多块钱呀！我就这么走一段歇一歇，好歹到家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总算到家了！母亲说，她结婚后就没睡过囫囵觉，每天鸡叫就起床干活，晚上做针线到很晚，一天也就睡四五个小时，过度的劳累，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她的身体很快的消瘦到极限，现在想来母亲婚后多年不孕应该与这些劳累辛苦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姐妹八十年代与母亲合影

三、为家讨饭

 

在我快两周岁时，母亲生下了我的二妹，家里人都希望换换样，生个男孩，于是给二妹起名叫“换”。名是换了，可母亲第三胎生的仍然是个女儿。三妹是五月初五生的，于是东邻大娘说：叫“换”也换不了，这丫头自己带着名，就叫“端孩”吧。于是小妹妹有了名字。人民公社化后，我家因入社晚，父亲被批判，母亲也受了牵连，他们诬陷母亲偷砍了集体的高梁，那个时代很难辨白冤屈，说啥是啥，人们好象被洗了脑，有些麻木了。自然灾害是老天对人们不敬畏的惩罚。三年自然灾害其间，我家饿死病死三口人。五九年的丰产不丰收，令人们提前尝到了挨饿的滋味，饥饿与水肿夺去了我奶奶、我大伯的生命。那个叫端孩的小妹也因营养不良，年龄小抵抗力差，竟然因为头上长了个疖子而夭折了。 记得那时我上四年级，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我家饭桌子上面放了一个草帘子，帘子上面躺着一个穿着蓝布褂子，褂子是斜襟、扣子处用布条系在一起，头上的疖子己被包了起来的瘦小的身子。那就是我的三妹妹。再后来我东邻家的二大爷来了，他把小妹妹放在一个筐子里，用一根棍背起筐子走了。那天夜里，我和二妹被母亲的嚎啕哭声惊醒了，二妹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我被母亲的样子吓坏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母亲痛彻肺腑的嚎哭，我很惊恐不知所措，我不敢哭也不敢动，我只觉的浑身发冷不停的颤抖，上下牙在不住的打架并发出得得响声。我想忍住可是身不由己，到处都不听使唤。哀伤的母亲被我吓坏了，她顾不得自己了，赶忙把我搂在怀里，不停的拍打着我。在母亲的拍打安抚下，我渐渐平复了下来，闭上眼睛睡去了。这样的情形在我未成年时还发生过两次，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歇斯底里”吧，我不知道是不是。

后来听说那小妹妹被扔到西边的“舍林”里了，那时候小孩死了是不埋葬的，直接扔到“舍林”里喂狗。所以那时夭折的小孩子不说是死了，而是说“叫狗吃了”，或者是“喂狗了”。我小妹妹“喂狗”的时候我没哭，我只是很难受。那时我好象不知道“死”的真正含意是什么。五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哭了，这也算是对我那短命可怜的小妹妹的一点哀思吧，也不枉做了一场姐妹！前几天，看到网上一个贴子说，五月端午出生的孩子很难养大。莫非小妹也是这原因而夭折。我不知道这说法有没有道理，但小妹妹确实是没有养大就走了。在端孩妹妹喂狗的前一年，我的另一个妹妹出生了，她就是现在的老三，因为母亲到此已经生到第四个女孩，所以取名“辞孩”。意思是辞掉不要再生女孩子了。这个辞孩生不逢时，来到人间时正是饥饿最严重的时候，母亲没有奶水，这时大家都在忍饥挨饿，谁也帮不了谁。那场灾难沿海重于内地。于是涛雒及以东一些村庄的人，就开始到巨峰、大坡等地要饭。母亲怕直接出去要饭丢脸，就把自己的嫁衣撕成扎头布，我记得，那是件做工极精致的，玫瑰红稠子斜大襟上衣、漂亮极了。可是母亲为了生计，为了能让她的孩子活命，竟毫不犹豫的撕了，撕的时侯是我帮着她的。因为扎头布必须弄成直布条，一个人不好弄。母亲拿着扎头布，好象还有一双没穿过的新布鞋，还有些什么东西记不清了，随着曾经出去过的人上路了。

到第二天的晚上母亲还没回来，那应该是六、七月，十五、六的一个晚上，月亮很大很亮，我和二妹坐在门口边的大石条上(这石条是我一个表大爷，在我家开染房时捶布用的)，辞孩爬在一个方杌子上，那时她己经两岁多会说话了，但由于极度营养不良不会走路，直到三周岁多她才会走路。她不停地叫娘，不住地哭闹着要吃的。我和二妹不住地拍着哄着安慰着她，说等娘来了就有东西吃了。等到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母亲回来了，带来了救命的吃食：有煎饼、饼子，还有生地瓜干，好象还有一小捧花生。我问娘为何回来这么晚，娘说近处的东西都被人要走换走了，她走了比别人远很多的路才换到的，娘没说她要饭，可看她带回的那些东西，她肯定是要饭了。母亲用她那伤残的解放脚，两天内来回走一百多里路，还要挨家上门与人对换吃物，我不知她受了怎样的苦。我想她一定是为了要保住我们的命，她连自己的命也豁上了。这次之后，母亲又出去了几次。因有了经验，母亲再出去时就没有那么长时间了。多数的时侯是早出晚归。由于有了这些“丰富”食物的接济，我家总算度过了难关。辞孩终于会走路了！ 六十年代中期，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大娘说，换也换不了，辞也辞不掉，不如给她起个可乞的名字叫“妮子”吧。她就是现在的老四，实际上她是老五。

四、当家主事

 

母亲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是我家的当家人。七十岁之前母亲一直在当家主事。应该是从入社之后，大伯就不再当家了，一是大伯身有残疾，不能下地干活也就失去了当家主事的资格；二是那穷家他大概也没兴趣再当了。于是母亲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家人。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头脑清晰，记忆力好，特别是心算口算账在当时全村无人能比。想来当时大伯也觉得母亲能够胜任，所以欣然放权。可是，母亲成为当家人之后，基本上如她形容的那样“扁担上睡觉，没到过宽处”。一个家庭的当家人要掌控整个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当家人要尽可能使收支平衡或者稍有盈余，母亲当了三十五年家，一辈子在为此奋斗努力，至死也就混了个吃穿不愁。其实，这不仅是母亲的悲剧，应该也是时代的悲剧。

涛雒集是逢五排十，五天一逢集。赶集是母亲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她当家主事的标志。每到集日，她便挎着大竹篮子，去集上买一个集空所需要的东西。若是星期天恰逢集日，我便会随母亲一起去赶集。我赶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玩耍，观景赶热闹，有时也帮母亲拿拿东西。集市是在南门外的空地上，离我家很近。集市的场景如丁建元在《涛雒记》里记述的一样，有柴草市；市上有松树枝子、长长的山草、簸箩枝子、还有劈柴。有海货市：市上有各种不同的鲜货、干货；肉市、家禽市、菜市、牲口市、杂货市等等。母亲去的多是粮食市。因为有好长时间我家吃的东西，那时主要是地瓜干，都是母亲买来的。同时母亲还要买麦子，烙煎饼卖。买地瓜干的钱就是母亲卖煎饼赚来的。

年集是从腊月十五开始，二十、二十五三天。年集也叫山集，是最有赶头的集日。那时集市有平常集市的两三倍大，除了原有的那些市，又增加了年画市、对联市、花市。耍耍的、耍猴的、说书的、唱周姑子戏的、卖棉花糖的、卖糖葫芦的，卖泥哨的，那吆喝声、叫卖声、泥哨的呜哩哇啦声，还有讨价还价的声音，真可谓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没赶过山集的人绝对想象不出山集的热闹！赶山集让人提前有了过年的感觉，增强了对过年的期待与盼望。甚至让人提前嗅到了年的滋味。我跟母亲赶山集主要是揭画子和买花，画子又分粗画和细画，粗画一分或二分钱最多不超过五分钱一张，就是那些木版年画，老百姓也叫“抹画子”。这些画子一般是贴在锅屋里的墙上一年一换。锅门口左面或右面贴的是灶王爷;炕头上贴的是一对胖孩儿，还有什么“二月二龙抬头，万岁皇爷使金牛”的，更有什么“五子登科”、“五福临门”、“招财进宝”、“小猪拱门”的等等。细画近似于现在画风，纸质厚、画面也大，当时好象要一毛伍分钱或两毛钱一张，是贴在堂屋里的，虽然贵点、但能贴好几年，且画幅大、观感好，现在想来那还是物超所值的。但当时一毛伍分钱两毛钱还是嫌贵了，所以每年粗画能买十来张，细画也就买三两张，最多不会超过四张。买上画子，跟母亲来到花市，五颜六色式样繁多的纸花、布花、绒花也有好多个摊位。母亲给我买的叫绒姑朵，好象戏剧中武生戴的帽子上有这种绒姑朵。因它是用麻染色后做成的，所以耐用，钉在帽子上可以戴好多天，有时戴到二月二。买完这两样就是买葱、姜、蒜等调味品，记得有次母亲还割了一块肉。还买的什么不记得了。总之，跟着母亲赶年集是我童年、少年记忆中的快乐往事，至今想起仍觉得兴高采烈幸福满满，好象又回到了那欢乐的当年！

母亲赶集买的东西随时代而变化。六十年代主要是吃的，有地瓜干，麦子等。七十年代主要是稻草。八十年代我就不知道了，因我已工作、结婚，很少回家了。后来集市挪到涛雒北门外边，家离集市太远，况且母亲也已年过六十，再加上那“解放脚”走路不便，所以母亲就不常赶集了。

 

五、能干的巧娘

我眼里的母亲主要有两个形象。我年幼和年少时，母亲是穿的是"士林布"的斜大襟褂子，黑布裤子，扎腿或撒腿。发形永远是元宝簪，前面长长的留海偏左分开，把两缕可垂到下巴的长留海抿到双耳的后面。那时代三、四十岁左在右的妇女都是这打扮。有一次我从地里剜菜回来，竞然将西边邻家的婶子错认成了娘，因为她们身高胖瘦衣服发型都是一样的，从后边看一点区别也没有。十多岁的女儿认错妈，在今天看来是大笑话。可那时代这事一点也不足为奇。五十岁以后的母亲不再穿士林布衣服。换成了灰或深蓝色的上衣，依然是手工缝制，斜襟布扣。裤子的颜色主要是黑色、藏青等深颜色，布料也从棉布换成了的确良或涤卡等。记得我在西湖中学工作时，有天新村逢大集，一学生家长去给学生送东西，我坐在西头的办公室里，突然发现窗外走过的人象我的母亲，于是我没再多想，立刻站起来，从开着的窗子里跳出去，追上那个酷似我娘的人。因为我追的急，她也急忙回头，一转脸我就很不好意思了。快三十岁的人认错了母亲好象应该是个天大的笑话了，可这事就是发生了。至今，当时目睹此情景的同事还当笑话说起。后来我也曾想过，分析过这件事。其实当时我脑子里一闪念想过不可能是娘，但是那打扮、身材、发型太象了。这也可能是对母亲的想念造成的错觉。虽然是错认了，但证明娘在我心里有多么深刻的形象定势。

母亲是个能干且要强的人，在我的记忆里，不论什么事情，母亲都能做的很好。剪裁缝衣，村里很多女人都找母亲帮忙，给她们裁衣、攒扣、订扣、上领(手工缝衣这都是技术活)。总之母亲的细活是我们村里做的最好的，母亲有一个大的书本子，里面夹着好多大大小小的鞋样子。每当农闲时，特别是秋收完后，好多婶子大娘都会找母替鞋样子，或者剪裁衣服。每次有人来求，母亲总是放下自己的活先帮她们干。所以村里的人都很敬重母亲，母亲也乐此不疲，累并快乐着。母亲心灵手巧，能干会干。记得那年代流行过一首歌，歌词是这的:“阳光映上房，巧姐拌菜糠，鸡肥猪又壮，没用一颗粮”。第二段:“月光照上房，巧姐缝衣裳，将里儿翻成面，省布换新装”。母亲就是巧姐！在三尺三、五大两的年代，地瓜秧、果子(花生)皮上饭桌当饭吃的"瓜菜代"年间，由于母亲的勤俭持家和苦干巧干，我家在那个年代的吃饭穿衣都还算是比较好的。母亲和父亲的衣服虽然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是母亲的勤劳和巧手，从来让父亲和她在人前都穿着整洁、可体。即是发三尺三寸布票的那年过年，我和二妹也穿上了新衣服，因二妹长的比我高壮，无法捡我的衣服穿。所以一般过年我俩都做同样花色的衣服，因为两个人的衣服一起套裁可以省点布，同时裁下来的布块大一些还可以做个鞋面布什么的。那时的每一寸布、每一块碎布头都是好东西，母亲都能让它们物尽其用，派上合适的用场。

我们姐妹穿的衣服和鞋子也都是人人羡慕称赞的。记得四妹两岁时，母亲给她做了一双橙色与黑色交织的方格面的鞋子，四妹那时已会路，但有时也找人背着。那双小鞋漂亮极了，简直是件艺术品。四妹穿上那鞋子后，总是找二妹背着，再不肯把脚放在地上，生怕把鞋弄脏了。一天二妹背着她，我们一起在当时的粮所（山房）南门口玩耍，同在一起玩耍的另一比她大一些的小女孩，羡慕的非要脱下四妹的鞋子给自己穿。二妹不让脱，那女孩的姐姐说，回去让咱娘也给你做。这个场景五十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那双漂亮的小鞋子也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其实母亲不止细活做的好，而是所有的活计样样拿的起、放得下。入社以后母亲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了，母亲割麦子是全队的头趟。现在想起那时割麦的场景我还有些激动和兴奋。早饭后，全队能割麦子的男女劳动力，大约十几人，每人穿着长裤子、长袖上衣、头上戴着苇笠，手里拿着镰刀，在地头上一字排开，母亲就排在右手第一个。母亲从麦地的右边开始。那时所有割麦人都是蹲着的，左手抓住麦杆中部往前倾一些，右手镰刀贴地面抹下，左手把割下的麦子放在左腿与身体之间，这样反复几次，边割边向前蹲行。等到腿与身体之间夹不住麦子的时候，再拿出一撮麦子分两份从麦穗处打结，放在麦子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处捆住麦子。捆好的麦子叫麦个子。只见母亲割下的麦个子整齐均匀的排在了她割过的麦地里，麦个子的大小，捆麦钥子的粗细，麦穗的朝向，整齐的象用尺子量过，母亲割过的麦茬一般扎不到人，因为她割的麦茬低。母亲割麦时，我是捡麦穗的，可是在母亲割过的麦地是捡不到麦穗的。她割的太干净了！所以看母亲割麦是个享受，她简直把劳动做成了艺术。我不知这样说合不合适，我就是这样觉得。评价割麦的标准不光看地里，还要看场里，捆好的麦个子推到场里要晾晒，要把麦个子竖起来紧紧靠在一起，尽量使麦穗散开，接受阳光。有时天气不好，麦个子得几经折腾才能晒好，捆不好的就散捆了。母亲捆的麦个子从来不会散捆。所以母亲割麦的时候，就挣整劳力的工分，一天记十分工。受母亲的影响，我也是割麦能手。记得在日照师范上学时，到向阳河支农割麦，当时全班去割麥的三十多人我就是头趟。

母亲不但能干手巧，并且会在不同场合，说出适合那场景的，不同的成语、歇后语、甚至是名言警句。我在师范上学时，母亲去看我，她的妙语连珠，竞然使我要好的同学田爱琴，佩服的拿着笔和本子与母亲聊了半天，并记下了她说的许多巧话。母亲说的那些巧话，有的是学的，有的是她自己顺嘴说出来的。但不管是学的还是自己发明的，她都能用的恰当合适，让人爱听且佩服。比如形容一个只会说，不会做却又贪功还推卸责任的人，她会说：你就象那个“好干饭，我捞的。有两个沙，她姑淘的米。燎烟味。她嫲嫲（奶奶）烧的火。”的巧嘴媳妇。母亲用了短短十几个字，让一个人物跃然眼前。那些年，生产队里有的人好磨洋工，找理由不干或少干活，母亲就说他们是“害饿了腰软，吃饱了腿酸，半饱不饥不爱动弹”的“懒汉”。并教育我不要跟他们学，那样是没有出息的。

我从小生长缓慢一直比同龄的孩子长得矮小，可是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让我会产生自卑感的话，反而用她那一套套的巧话，让我觉得我很优秀，让我自信满满。我东邻二大爷家，有个与我同岁的女儿，十多岁的时侯就比我高出了快一头，她经常爱和我比高，因她生日比我还小，那时我心里会有一些感觉。这时母亲会对我说：“高人不算富，多穿二尺布。她比你是长的高点，但是你还会上学写字了呢。咱‘胡椒虽小辣人心，称砣虽小坠千斤。’”那时我上三、四年级，能给我在青岛的大姑写信了，那女孩没上学不识字。所以母亲的话语，立刻把我那刚要冒起的自卑感，稳稳的压了下去。我的心里反而被满满的自信所充盈。那女孩的母亲有时担心她只长个子，不长心眼，母亲则这样劝她: “大个子门前站，不干活也好看。你不用担心，长大了一样说个好婆婆家过好日子，你一样能沾她的光。” 由于母亲潜移默化的教育，在六十多年的人生中，不管在任合场合，我都会阳光灿烂充满信心，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产生过自卑感。感谢我亲爱的巧娘！是你给了我自信，让我在漫漫人生路上的各个阶段，都能信心满满努力向前，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看倪萍的姥姥语录，我觉得母亲的语言水平不亚于姥姥，只是我不如倪萍！是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茫茫人海大千世界，没有相同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之路要走。不会重复，不能相同！走自己的路，让自己无愧于天地良心就好了!

六、要强的母亲

 

母亲能干要强，可有时现实往往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在那个年代，聪明漂亮、巧妙能干的母亲结婚六年才生孩子，且十几年连续生了五个女儿，没见一个男孩面，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母亲心里的苦楚也是别人不能体会的。我想母亲大约心有不甘，或者也是为了争口气吧，在四十五岁的高龄又怀了孕！我是个发育很晚的人，尤其是性成熟特别晚。所以母亲怀孕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不懂，照常上我的学看我的书。

那年夏未秋初的一天，突然看到我家门前的空地上多了一堆灰黑的粪块和粗粪。因有臭味我很反感。母亲说那是队长让人送来让她捣的(捣粪就是把粪块粗粪用工具砸、搓、捣细变成粪面)。其实那时母亲怀孕已六个月，所以应该是不能再捣粪了，可是可恶的队长竟然因为她不能去生产队的粪场捣粪，而把臭哄哄的粪送到我家门口，还放下狠话说，让母亲用棍砸也得砸完，不能误了种地。由于这事，后来好多年我对那人很生气，很反感。看看现在的孕妇，想想当时的母亲，老天爷，母亲当年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和体验。写到这里我不禁泪湿双眼，难过至极，我可怜可敬的母亲，你为何要经受这样多的痛苦与磨难！

阴历十月底的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母亲叫我去东邻家找大娘，我和大娘一起出南门向南走，到南店找一个叫十二大娘的人，她是个接生婆。可偏偏那么不巧，十二大娘去外乡女儿家了，我当时急的有点想哭的感觉。但我不敢哭，我浑身有点打哆嗦。大娘拉着我的手急急忙往回赶，到家进屋时，看到三姑在床上扶着母亲，这时小妹己经出生，在等着下胞衣的时候，又出来了一个孩子。大娘赶忙洗手帮助剪脐带抱孩子。忙乱中只听大娘惊喜的说:“存娘，终于有个带把的了。”可是母亲脸上并没有多少喜悦之情。先出生的女孩对母亲是个巨大的打击，这已经是第六个女孩了。在母亲心里，一直觉着期盼着这一胎是个男孩。可先出生的仍旧是女孩，母亲还没有从那深深的失望中回过神来，跌落到谷底的情绪还没有来得及调整。何况双胞胎又是个大大的意外，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况且母亲奶水不好，一个孩子都不够吃，如今两个如何能养活！生了男孩的喜悦被双胞胎的意外扫的荡然无存。现在想来母亲应该是又喜又忧，悲喜交集。

经过几天痛苦的思考，母亲终于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将女孩送人，留下男孩尚可养活。人家已经找好了，就是南门外(现在叫涛雒八村)一家人，老两口那时己经五十多岁，没有孩子。男人姓王，在涛雒水产门市部工作，我认识他叫他三大爷。可是父亲不同意，隔壁大娘也说不行，并给双胞胎起名叫“领”“弟”，还说：“男孩是女孩领来的，如果送走女孩男孩也就被她领走了，你留下男孩也养不住！”大娘的话有没有科学依据我当时不懂，但是大娘说的话正中我的下怀，因为我也不同意把小妹送人。其实母亲要把小妹送人也是无奈之举。由于我们的反对她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坚持。

小妹是下留来了，但是两个小生命的吃、喝、拉、撒，对于已经四十五岁，而且还要操持一大家人吃饭穿衣的母亲来说，该是多么繁重而又忙碌的事情。那时我能帮助母亲做的，就是拤拤布主面子、打打“布主子“。（“布主子”是把米用碓拤成很细的粉，然后用铁勺子做成很干的米糊，母亲用食指把米糊抹到孩子的嘴里。）”布主子“是我们姐妹婴儿时期的主食，我们姐妹除了我出生时能找到奶吃，别的人就没有那好事了。想来那“布主子”应该相当于现在婴儿用的米粉吧。至于用什么米，就看当时的地里种什么了。我和二妹、三妹吃的是糁子米“布主子”，四妹和双胞胎吃的就是大米”布主子“了。双胞胎在母亲精心的喂养下渐渐长大，可是，过度的操心，极度的劳累，让满头浓密黑发的母亲增添了越来越多的白发！ 

 

七 、苦干的娘亲

 

七十年代有了粉碎机、碾米机后，母亲总算是不用推磨和拤碓了，可是继之而来的又有了新的劳动项目。那时，一种用稻草加工的草包子，成为当时许多货物的包装袋，和防洪筑坝盛沙土的材料。所以，打草包子也就成了当时许多家庭的副业。我家第一批就上了草包子机。打草包子是个全家人齐上阵的活，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活可做，大致的程序是:先把买来的稻草浸泡，再把泡好的，用来纺坯的草锤软，纺坯、上坯、上培、打草包子，打到够长，割断坯绳。

打草包子的第一道工序是纺坯，坯是草包子的经线，纺好的坯用挂钩来回挂到机上，再把一个叫掊的部件上的螺丝松开，分成两半，没把的一半放到己上好的坯里面，让每一根坯对准掊上的半眼，再把掊的另一半对准镙丝安好拧紧。打草包子要手、脚、眼睛协调配合才能打好。左手拿掊、右手拿草、脚踩踏脚；左手抬掊、左脚踏下，右边的蹿杆带一根稻草穿进掊下面被分开的坯中间，右脚踏下、蹿杆返回、左手将掊拉下，草被压实，反复动作。此动作左右手交替进行。重复多次，草包子片打成。下机后的草包子片要编边，边编好后再把草包子片对折，然后用弯针和草绳缝起来。其实草包子就是草袋子。不论打完多少草包子，后续的活都是母亲来做，别人替不了。母亲虽然不用拤碓推磨了，不用缝衣做鞋了，但是母亲依然是早起晚睡、繁忙劳累。母亲常说："她就是个劳碌命，一辈子没有个闲着的时候"。记得那时没有表，晚上不到三星过午是不能睡觉的，母亲比我们睡的更晚。她的活是最累的，她要买草，编边，搓绳，缝草包子。并且还要侍侯一大家人的吃、喝、洗、涮，这是何等的劳累！记得我上师范的时候，每个星期六回家，从到家一直到第二天十点钟我都在草包子机上干活，大约一夜能打十几最多不超过二十个草包子。这时母亲会陪我一夜无眠，不停地干她该干的那些活。我那时年轻，精力体力都好，且回到学校后还可以休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时好象很艰苦，其实当时还觉得挺自豪，挺有成就感。可五十多岁的母亲一夜不睡，该是多么的劳累难熬。但她是母亲，再难她也要陪她的女儿干活，尽她做母亲的责任。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网看到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老牛索水”，那瘦弱的老牛妈妈为了给小牛讨得救命之水，竟然任人鞭打辱骂绝不后退一步。可那拼上性命讨到的水，她自己却一口没喝。另一个是；“海獭喂奶”：那被剥了皮的海獭妈妈，竟然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回到洞里，给她的孩子喂最后一顿奶，海獭妈妈死了，小海獭还紧紧衔着她的乳头。我不禁在想；大千世界云云众生，如果没有母亲将一切归零。母亲是多么伟大的名子，母爱是多么伟大的情感，母亲肩负着多么伟大的责任，没有母亲就没有世界！

过度的操劳，长年累月的体力透支，再加上年龄的原因，母亲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最明显的是的牙疼，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这话真是不假，看母亲牙疼时的样子真叫人揪心难过，又束手无策。在母亲牙痛之前我从没见过她生病的样子，从没听过她的呻吟声，也没见过她掉眼泪。牙疼让母亲整夜无眠，呻吟声不断，屋里屋外不停的走动，转圈。一会儿用盐水漱口，一会儿再含着盐水，有时甚至疼的蹦跳、撞墙。看母亲牙疼的样子，实在是让人心惊肉跳、难过至极，可是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如今我也有了牙疼的经历，疼起来真的很难受，赶紧吃药也要疼很长时间才会缓解。母亲那时无药可吃，她舍不得花钱买药，每次牙疼总是硬抗，等把腮都疼肿了，等它疼过劲才能转好。在我的记忆中，五十岁之前的母亲从未生过病，也没见她吃过药，更不用说打针了。其实母亲的牙疼应该是身体报警的信号。可是母亲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她的精力和体力全部用在了家庭和孩子们身上，牙疼狠劲一过马上就得干活，有时一边疼也一边在干。有时疼的整夜睡不着，第二天照常该干啥干啥。可五十多岁的母亲必竟是血肉之躯，如何经得起如此的折腾和不管不顾。牙疼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疼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疼痛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了。母亲的腮肿了消，消了再肿，可她依然无暇关注自己的身体，持续的牙疼将她折磨的身心憔悴疲惫。母亲的两颗牙疼掉了，她没有难过，还说，牙掉了就好了，再也不会牙疼了。 其实牙疼分两类，一类只是牙齿有问题，另一类是身体有火，通过牙齿疼痛来释放。母亲的牙疼是第二种，所以牙疼掉了，身体火气并未消尽，即使此时的火气消尽，以后还会再聚集，再释放，再疼痛。如果不走牙齿，就会走别的地方，生别的病。

　　总之，人的身体是有极限的！过度的透支会使身体不堪负重，负重过度则会生病，所谓积劳成疾就是这意思，母亲太累了，母亲累坏了。母亲不光是牙疼了，有一天她正在给草包子编边，编边本来是蹲着编的，可那天她却是坐着编的，应该是母亲己经感到身体不适了，但是我们都没有在意，只见坐着给草包子编边的母亲，缓缓地歪倒在了草包子上，脸上脖子上全是汗。我和妹妹们都吓坏了，赶紧喊叫、揉搓胳膊、掐人中、按太阳穴。一番紧张的的折腾之后，母亲睁开了眼。我问她刚才怎么会事，母亲说没事，就是晕了，没关系，等会找宋开发(宋是我村的赤脚医生)看看、量量血压。可能是血压太高了。看来母亲不是第一次晕倒，也知道自己血压高，只是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脑海里，母亲是金刚不坏之体，她不会生病，她也不能生病！ 那时我正在临沂师范音乐班培训，母亲晕倒时正是春节放假还未开学。开学后，我带母亲去了临沂，当时我好友庄见芹的大姐在临沂上班，能干善良乐于助人的大姐把我当亲妹妹看待，我在临沂学习那段时间经常去她家，得到过她的许多帮助。这次带母亲来，也是大姐给找的人并陪我到临沂市人民医院给母亲看病。经过检查后诊断为“更年期综合症”。晕倒是瞬时高血压造成的不是心脏病。因母亲的两颊自然红润，所以有人怀疑她有心脏病。母亲没有心脏病但她确实是病了，更年期综合症严重时会让人痛不欲生。好再母亲没那么严重，也可能是她顽强的毅力，和母亲的责任感让她不敢生病也无暇生病。 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能干的母亲依然不停的在干着各种活计。依然是早起晚睡，忙碌异常。我记忆里的母亲从来没有闲着的时侯！

母亲与她的儿子媳妇儿和孙子们

八、操劳的母亲

 

七九年“五一”我结婚时，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九十元钱给了我，我用自行车带着两床被子到了大花崖婆婆家，我自己整理收拾的洞房，然后去三线厂走了一趟，就算结婚了。八一年阴历二月底生了儿子。三月初六，母亲与三妹从涛雒坐车到日照，再转车到西湖给她的外孙送“祝米”，由于各种原因我己经有快两年没见母亲了。母亲老了，不到六十岁的人，看上去有快七十岁的样子。头发已经灰白，走路有时好象也不太稳当。听三妹说，那几年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更年期综合症”缠了她好多年，到那时还没从那病痛中走出来，所以走路有时打晃，有时得三妹扶着。可是为了脸面，为了看我，快两年没见，母亲是想我了。为了她的外孙，母亲不顾自己的身体，辗转倒车到婆婆家来，现在想起来我还好难过。 儿子六个月时，因上呼吸道感染到县城医院住院。治愈出院后到涛雒住了一天，看到母亲还是有点病恹恹的样子。那时已经是分田单干了，我和二妹都已出嫁，四妹和双胞胎都在上学，只有三妹和父亲在地是干活，所以母亲有时也得下地，家里外面，六七口人吃饭，吃喝拉撒洗涮，这时间家里还翻盖了房子。母亲的操心费力是可想而知的。过度的操劳，让更年期的母亲加快了衰老的步伐。

七十年代未，二妹闯了东北，八十年代中期，三妹也去了东北。三妹走后，四妹为了考学也去了东北。家里只剩下年老体弱的父母亲和双胞胎了。八五年我调到城关二中，八六年小妹来城里打工，在电脑公司上班。八八年，小弟结婚了，八九年底，弟媳妇儿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父母亲挺高兴，同时母亲的累又来了。她被自己的一对双胞胎淘白了头。好容易拉扯大了，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又生了一对双胞胎，本来这是大喜事，因那时正推行一胎化。可是年老体弱的父母高兴之余又戴上了“愁帽子”。但是，正如母亲常说的“到哪山，砍哪柴；过哪河，脱哪鞋”，二十多年前那样的生活水平，母亲都能把自已的双胞胎儿女养大，二十多年后的双胞胎孙子也一定没有问题。要强的母亲，拿出了当年养育双胞胎儿女的心劲和经验，同弟媳妇儿投入到养育孙子的极度忙碌中。这双胞胎是七个多月的早产儿，出生时每个仅三斤多重，要把这样一对孩子养大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和人力、物力。可是母亲做到了，她象个将军，指挥她所有的女儿，倾尽所能，帮她养育孙子。东北的几个人供应奶粉，我和小妹供应钙奶饼干和白糖；孩子的姥姥家供应大米面。总之双胞胎兄弟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在他们妈妈和奶奶的精心喂养呵护下渐渐成长。一个月后，长到了五斤重，还不到别的新生儿的体重。四五个月后就长的快了，总之一岁后与同龄孩子就差不多大小了。

九一年底父亲在孙子的叫声中安祥去世。我接到电话急忙往回赶，到家后把带的几百元钱给了母亲。母亲虽悲伤但不慌乱，父亲的后事一切打理的井井有条，并对我说：“你不用太难过，对你爹你孝心尽到了，哭大了你光头疼”。我亲爱的老母亲此时还在关心着她的女儿。她的心里得有多少爱才够分享呀！送走父亲之后，母亲真的的老了。可是要强的母亲依然当家主事。九四年，弟弟要盖新房，听说母亲为了要房场，给村里管事的人下了跪，我听说后难过的要命，七十岁的老母亲，为了儿子盖房给村干部下跪，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我后来问母亲为何要如此做，母亲竞然说那是她的策略。她说；那些叫他“二婶子”“二奶奶”的人没等她跪下就把她扶起来了。并且当场答应了给房场。母亲说起这事还有点很得意的样子。新房子在母亲的张罗下，在小妹的资助下，在小弟及各位妹妹的努力下盖好了。小弟一家搬入新房，母亲仍留在老屋。九四年盖新房之前，三妹领着外甥：国良、国龙、张华回来了，正好与母亲同住。想来母亲这时还是比较舒心的，因为三妹能干且孝顺，我也很放心。九五年秋天，四妹的婆婆回老家有事，叫母亲去水泵厂照顾几个月大的行行，（行行是我外甥）可是，此时母亲身体已不能胜任看孩子的事情了，听说有次晕倒，把妹夫吓坏了，于是赶紧将母亲又送回了涛雒街里的老屋。

 

九、母亲的晚年

 

九六年春的一天，我回家看望母亲，这时三妹已经带着孩子们搬到小滩居住，母亲在家独居，所以我们姐妹回家比较勤。母亲告诉我说，前面邻居家，在她门前的空地上积肥，粪堆的模样象个坟，她很生气。还说那家人的孙子去偷播她的门栓。我听了后很纳闷，回城后就想找人给问问怎么回事。这事让我纠结难过了好长时间。后来问小弟，他说没啥事，是母亲自己想多了。再后来，四妹回家正好碰上母亲拿绳子要上吊。可能是母亲阳寿不到，命不该绝，正好被四妹撞破救下了！此后不敢再让母亲独居。三妹把母亲接到了小滩，有三妹照顾母亲我就放心多了，并且离得近，也可常去探望。 可是后来，小弟又想让母亲回家，照顾他的双胞胎儿子上学，侍候他俩中午吃饭(因我家老屋在街里，离涛雒小学近)。三妹又把母亲送回老屋。这阶段，实际上母亲已经是老年痴呆症的开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糊涂了”。可是我们谁也没有向那方面想，总觉得聪明要强的母亲，还不到“老糊涂”的年龄。可是母亲真的照顾不了上学的孙子，自己反而需要人照顾了。小弟无奈，只好把母亲接到他的新家居住。此时母亲的病情进展的比较快，但是我们还是没朝生病那方面想。

九九年春节过后，母亲有时大小便就弄不干净，有时甚至失禁了。那个春天很冷，记得我给母亲洗衣服得砸开比较厚的冰才能洗，没想到一生干静利索的母亲，竞然穿着有屎嘎吱的棉裤，睡着有未干尿渍的铺盖。一个星期我回了三趟家，给母亲洗衣服、晒被褥，母亲在不停的诉说自己的痛苦和难受。来回的奔波劳累使我得了急性尿路感染，打针吃药还不能误了上课。看来这样是不行的。麦收前几天，我跟同学宋细相的车，到涛雒把母亲接到了小滩三妹的家里。母亲到小滩后，吃穿住用三妹都照顾的很好，母亲看上去好象好多了。只是有时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三妹出去干活，她在家放在水壶里做菜，把电饭锅放在煤球炉子上做米饭。三妹为了不让她进厨房，就把厨房门锁上，她便用草棒把锁眼塞上。总之聪明讲理的母亲有点不可理喻了。还经常把自己的衣服收拾到一个大袋子里，好象随时要准备出发的样子。还时常的把全家人的鞋，用鞋带子系在一起，在院子里用棍子挑着玩。给她解开她还会再系上，好像那是件很有趣的事，她在乐此不疲的干着。我去看她的时候，母亲一般很安静，说话也不是很多，问她什么，回答多数时候还是正确的，但有时会答非所问。一般说来，老事记得清，比如她小时候的事，什么“天后宫”的戏楼、去那里听戏，“天后宫”唱对台戏她还捡到小铜钱等等。涛雒街的圩墙壕沟街门吊桥。她坐着门板划着水进街买东西。反而离她越近的事情她倒记不清了。有一次，三妹指着我问母亲“她是谁”，母亲说:“她不是您二姑吗”并且一脸笑嘻嘻的样子。三妹说你好好看看她是谁，母亲认真的看了看我，说：“噢不是您二姑，是俺大闺女呀。我心思不能是恁二姑，她怎么会来看我呢！”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三妹打电话说母亲找不着了。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但前几次都是很快就找到了，可是这一次，从下午到打电话时，一直没有找到。涛雒、日照到处都找不到。我马上到了小滩，十一点多的时候，边检所打电话到涛雒二村，村里找到了小弟。原来母亲是记得她儿子的，也记得她的家在涛雒二村。母亲接回三妹家中时己经快十二点了。我问母亲去哪里了，母亲说：“她从涛雒的新家向街里走，准备到我七叔家找七婶子玩（其实那时七叔和七婶子都已去世），结果走着走着到了海边了。”这次事件后我们不敢再掉以轻心了。 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公益广告播出的，老父亲用手抓了饺子，放到衣服的口袋里，并且自言自语的说要留给儿子的时候，我曾经哭过。这几天看到网上一个长须飘飘，道风仙骨的老者，端着一碗饺子，嘴里一直念叨着:“这是放了盐的，这是放了盐的”场景让我又一次泪湿双眼。是呀，母亲心里有她自己的世界，她心里依然记得，那些对她来说极为重要的人和事。那些她烂熟于心的埸景，她会从一个地方，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她的每次出走，都是为了寻找她心里的，那个她熟悉的人，或者是场景。我们怕母亲再走丢，于是决定写张纸条放进她的衣袋里。可是那次以后，母亲再没出走。

可是母亲老了，母亲病了，母亲真的是病了！二零零一年十月底，母亲在旧病上又添了新病，母亲突然不会说话且行动不方便了，打针吃药无济于事。勤劳能干的母亲躺下了，不能起床了，小弟赶忙把母亲接回涛雒家中。从添新病母亲再没说话，也再没有自主行动。一生聪明能干、善良手巧、爱说话，会说话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天，一句话也没说，一步路也没走。阴历十一月初二母亲走了！母亲永远的走了！母亲带着她满肚子的话到天堂找父亲去了！天堂的门大开，父亲正在等她。愿天堂里的父母不再操劳受累，不再遭受苦难的折磨！愿父母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