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是一名小小运动员

琴瑟在御

2022年8月6日，陕西省第十七届全运会在榆林市隆重开幕了！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参加第六届省运会的难忘时日。是的，1975年5月，在我不到12周岁的时候，我曾经作为延安地区乒乓球队的少儿选手之一参加过省运会呢！ 那个时候傻乎乎也不懂是个什么规格的运动会，只知道在西安打了几场球，（而且似乎只赢了一场，输了球就哭鼻子）。到了怀旧的年纪，一看照片，居然是省第六届全运会！值得一记。

小时候，我在县城关“五七”小学（浓重的文革色彩，后已更名）上学，那个时候，读书不被重视，天天搞运动，学工学农学军，闹秧歌、排节目。玩的时间倒真不少，跳房子、跳皮筋、踢毽子……打乒乓球也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记得那时候，学校里乒乓球案（水泥台子）很少，乒乓球拍大多是木板做成的干板。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们便一窝蜂向球台飞奔，抢占先机，我们还经常为争抢球台吵架甚至推推搡搡。也没有专业老师指点，就那么胡乱打，我居然从县里打到地区，荣获延安地区女子少儿乒乓球冠军，因此，被选拔参加省里的比赛。

我们乒乓球队，由16人组成，1名领队，1名教练。6名成人男队员，4名成人女队员，少儿男女队员4名。球队成立后，我们被集中在宜君县集训了几个月，记得那时候，集训地点在一个粮站，训练地与食宿等条件不怎么好，但玩的却很开心。就是在那时，我才学到了推挡、进攻、搓球、削球、上旋下旋等一些简单的打球技能，尽管教练也是业余出身。不过那时候，大家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输赢，否则会被批锦标主义，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因此，训练一点儿也不苦。自然，真本事没有学到多少，战绩不佳理所当然。

我们球队里有延安姚店钢厂和永坪、青化砭油矿的工人，有插队的知青，有上高中的学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位北京知青：一位钟姐、一位赵哥、一位孟哥。北京知青见多识广，能侃会说，再加上一口地道的京腔，收获了一众迷弟迷妹。当然，他们球技也高本地人一筹。我们最爱听他们侃大山、讲笑话，说北京。记得什么《一只绣花鞋》、《梅花党》之类的手抄本就是从他们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听到的。除了讲故事、说笑话，我们还经常唱歌，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等，赵哥多才多艺，嗓音也好，唱歌动听极啦。另一个保留节目就是互学家乡话，北京知青教我们说北京话，什么“没治儿了”、“盖了帽儿了”等，我们几个孩子倒学得挺快，他们学我们说陕北话则难得要命，因为陕北方言中的许多发音普通话或北京话中压根没有，如“延安”的“安”（方言发音部位有变）他们怎么都学不会，好不容易学会一句“害哈害不哈”（懂不懂），就一直说，特别逗笑。钟姐和赵哥对我十分关照，经常给我吃北京家人寄给他们的糖果糕点，教我给家人写回信什么的。后来俩人谈起了恋爱，我没少从中跑腿递话的，也不知他俩后来终成眷属了没有，我总在想，那个赵哥肯定会成为一个专家学者的，似乎什么都懂。

说起来，很好笑，我们结束在宜君的集训后，在宜君县城影剧院的舞台上，还来了一场乒乓球表演赛，舞台变成了球场，底下是黑压压的观众，名副其实的现场直播哟！也难怪，那个时候，文娱生活太单调了！临赛前，我们还与咸阳、宝鸡地区的团队进行过交流比赛，那个时候，延安有革命圣地的光环，所到之处，很受欢迎。到省里正式比赛的状况我忘得就剩下自己输球哭鼻子的事了，估计整体水平也与关中地区有差距。

可惜，省运会结束之后，各回各家，那时候也没有电话什么的，年纪又小，就都断了联系。第二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动乱结束，拨乱反正，学校才真正开始重视学习，我也就把这一爱好搁置了。仅有的一点儿“童子功”也渐渐荒废了。但是，热爱乒乓球的情结一直还在，以前，还曾幻想着自己家能有个打球的房间，现实是此绝非我普通工薪族能圆之梦。于是，退休后，偶尔转战小区的乒乓球室打打球。现在的孩子学打球，那可是天价，在深圳一小时一节课培训费，根据教练的级別，二百到四五百，我观察了一下，确实比我们那时训练正规科学得多，还按照考级的内容和标准训练。可喜的是现今学校、社会层面文体设施越来越完备，即使负担不起高价的孩童也可以得到相应条件的培训提高。

想想我儿时的小伙伴们，他们中有不少人有体艺天赋，可惜遭遇十年动乱，没有得以培养深造，多数人的文化课也被耽误，真心祈祷类似的时代悲剧、人为祸害不要重演！

相比而言，运动员生活比较单纯，按现在的训练强度，就是身体辛苦，但是不太费脑力。特别是乒乓球，既是国球，运动量又不是太大，还对视力有益，有这一特长蛮好！

我那些朝夕相处了几个月的球友们，不知他们的人生路是怎样的，不知他们的生活里还有沒有乒乓的影子？几个月的特殊经历成为我一生的珍藏，我辗转几个地方学习生活工作，但那几张队员合照一直留存着。

祝陕西十七届全运会圆满成功！愿每个人的爱好特长都能滋润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