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歌的美篇（八）

君歌

难忘的“插队”生活



我曾经是个“知青”，

下乡“插队”两年。

“插队”：指城市青年安插到农村生产队务农，又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指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涉及全国众多家庭和亿万人的一场政治运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1968年，全国各地的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积压在校的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不能按时离校，社会上闲置无业的年轻人逐年增加，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据相关方面统计，到1981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共达1600多万。

这些青年人或在农村插队落户、在兵团军垦拓荒、在草原牧马放羊、在农场植树耕田。

在广阔天地中，他们用双手和青春为国家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奉献。

我是“七一届”初中毕业生。1972年分配去了近郊农村插队， 到1974年8月被招回城参加工作。

“插队”两年期间，实际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我，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知青”。

1972年，17岁的我

比起老三届的大哥大姐们，我插队的时间很短、艰苦程度很小，不值得一提。但这段生活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当时17岁的我离开父母，走入社会，面对坎坷，健康成长，用句时髦的话：“插队”就是我“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系好了这粒扣子，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距我去农村插队整整50年了，脑海中经常浮现出那时的事情，写点儿什么，以示纪念吧。



1972年9月15日，那天阳光明媚，学校用大轿子车送我们到朝阳区双桥公社黑庄户大队插队落户（“文革”中曾改名“红庄大队”）。心情舒畅的我，一路上都望着窗外哼着歌曲。当时座在我前排的李小民（和我分在一个村），免费听了一路歌声，心里琢磨着：她怎么这么高兴啊。

自从1971年下半年同学们陆续分配工作离开学校，整个“七一届毕业生”就剩下我们50多位，一直在校等了一年，心情沉重至极。好不容易不在家吃闲饭了，能不兴奋吗！

记得当时我接到通知，不顾母亲反对，立马拿了户口本去办了手续。

下乡那天，不放心的老妈在同学张凤芝和黄国权的搀扶下，也坐着运行李的卡车，一直送我到了知青点儿。



朝阳区街道、乡镇分布图

“蓝色”为双桥公社黑庄户乡位置图



黑庄户乡大鲁店三队，这是个以种植小麦和水稻为主，相比条件较好的村子。

村子中间有一条笔直宽敞的大路一直通向田地，路两旁的砖瓦房错落有致、干净整洁。

那天，在村里的“大会堂”，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村支部书记李青，是一位从部队转业的干部，看上去就敦实厚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村妇女主任徐银平，一位风风火火、泼辣能干的女同志，具体安排了我们的劳动和生活事宜。当时她的儿子还在怀里吃奶（18年之后，这个男孩儿进入到了我所工作的垂杨柳卫校公共卫生医士班上学，世界就这么小）。分管我们女知青的是一位姓崔的姐姐，人朴实热情；给我们做饭的是位姓崔的大爷，慈祥温和。

第一印象总体不错！

～干过的农活～

一、割水稻：

我们下乡时正值入秋。干的第一件农活是收割水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话儿可一点儿不假，有把干活的好家伙什儿是最重要的。

记得拿到发下来的镰刀，我们不懂得开刃，直接下田就割，那哪是割啊，就是个砍。

当时我和李小民搭伴儿，我割稻她打捆儿。近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稻田，我俩从早干到晚都没能割完，手磨起了泡，腰酸背痛，整个人累散了架。

那天，正好我“老哥”去村里看我，等到天快黑了见我还未回宿舍，直接去地里找我了。见到亲人，我忍不住流泪了……。

二、脱稻粒：

稻子割完送到场院儿就是脱粒入库了。在场院上人们分成三部分，一部分人将稻捆儿打开送入到脱粒机内；一部分人将脱出的稻粒儿接入麻袋，装上推车送到粮垛；另一部分人将脱完粒儿的稲秸捆好码齐。

当时已进入冬天，天气寒冷。我们个个是全副武装， “头戴棉帽还捂着口罩和眼镜，身上穿着棉袄、棉裤、棉鞋和棉手套。腰里围着一条麻袋、头上还顶着一条麻袋（麻袋的两个角一对做成帽子形状）。那个形象，一直在我的眼前，后悔当时没有留下照片，现在看看那是多有意思的服饰啊！

装扮成这样，一是抗寒、二是避免从脱粒机里飞出的稻粒儿打入眼睛及减少吸入机器里飞出的尘土。一天下来，卸下装扮，口罩和鼻孔里依然还是黑的。

还记得装满稻粒儿的麻包（约200斤），那些男壮劳力扛在肩上，沿着一条宽约50公分、厚约10公分的木板，晃悠悠的走向近一层楼高的粮垛。

当时我也尝试了一下，麻包放在肩上走了两三步腰就受不了了！

三、运河泥：

过完春节就是挖河泥、运肥、平整土地。田地周围的小河内淤积的泥土，冬天结了冰，用镐刨成块儿，手抬肩背送到地里，待春天化了就是肥料。

最难忘的是往地里送肥，每人推着独轮车，相互跟着，小跑儿在窄窄的田埂上，那可是没点儿技术和胆量真的干不了。现在想起来我都佩服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四、“双抢”：最忙最累的就是6月份进入芒种节气的三夏“双抢”。

1、抢收麦：抢在雷雨季节前割麦、脱粒、入库。大块儿的麦田，一干就是一天。天气燥热、麦茬儿扎身、腰酸背疼、手上磨泡。白天割麦是前弯腰的姿势，晚上在炕上必须向后弯腰才能缓解腰疼。真正体会到了“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场景。

2、抢插秧：麦收忙完容不得喘气就是田地灌水开始插秧，这又是另一样的劳累辛苦。每天一早儿先去秧苗田里铲起带着泥的稻苗，装进筐里挑到水田，那连泥带水也有个几十斤吧。秧苗扔进田里，接下来就是面向水田背朝天——插秧。中午就用田里的水洗洗手，吃着自带的干粮休息一下。腰酸背疼还能忍，最怕蚂蟥钻皮肤（后来买了插秧靴就好多了）。我和村里4个爱唱歌的小姐妹一组，经常是歌声笑声驱赶着疲劳和辛苦。

记得每天下地干活都要经过一个小桥儿，水泥砌的栏杆，被夏日的太阳照得烫烫的，是个最好的热疗场所。每次下工，我都会躺或座在上面待会儿，即看日落又做理疗。特别是“倒霉”的那几天，座在晒了一天的水泥台上那叫一个舒服，活血止痛去疲劳。

五、种红薯：秋天队里安排种红薯，我们每人一副扁担、两只铁皮水桶。往土里插薯苗容易，到河沟里取水，浇到栽好的薯苗上可真不易。河沟不深，但要顺着斜坡下到水边，先把右肩的水桶灌满，一换肩再把左肩的水桶灌满，抬腿上坡，颤悠悠的走向田间。

那时真的是一点儿不含糊，干下来怎么也得十来趟吧。想想那身姿真的是铁姑娘形象。要不评工分的时候，怎么能和男知青一样的满分呢。

～经历的囧事儿～

一、水漫“金山”：

刚到队里的时候，知青宿舍还没有盖好，我们四位女生被安排住在老乡家。房东大哥在公社机关工作，人严谨且不苟言笑；大嫂在果树队工作，人爽快热情，三个儿子都还小；大哥大嫂待我们特别好。家里的房子又是新盖的很干净，这一切让我们感到温暖。

马上入冬了，给知青订购的煤球炉子还未到，晚上睡觉被窝儿特别凉，再加上晚饭经常是喝粥，夜里是有尿也憋着，不愿意去院子里的厕所。

记得一晚，外面刮着大风，我做梦憋着尿就是找不到厕所，好不容易找到了，这痛快，一激灵儿醒了，尿床了！

二、“黑头花脸”：好不容易取暖的炉子来了，我们这些住贯楼房的孩子即不会生炉子，又不知道要先蹚炉子，直接就将煤球倒入炉中，炉壁被烧得通红。后来还是村里的老乡帮我们把炉子蹚好了，耐用又保暖。

第一次买煤球的事儿终生不忘。购买煤球要用独轮车从三站地外的煤球厂推回到我们的住地。一路上路到是好走，但掌握好独轮车可不是那么容易。不长的路程共翻了三次车，才把煤球运回宿舍。

我们几个满身汗、满手黑、满脸花，都像“黑李逵”。还不错，至此我会推独轮车了，后来能和其他社员一样在田埂上一路小跑推车送肥，就是买煤球练出来的。

三、“血流如注”：记得是个秋雨绵绵的日子，每人一垄，收玉米杆儿。细细的秸秆，虽然比不上南方的甘蔗，但嚼起来也是水水、甜甜的。大家一边干活，一边捡品相好的在嘴里嚼着。不知是我不会吃，还是秸秆太锋利，我的舌头被划破了，鲜血一会儿就充满了口腔，血流不止，张开嘴对着镜子，看见舌头中央是一个深深的大口子，好吓人啊！

害得我两天没敢吃东西，仗着年轻，再加上舌头上的血管丰富，时间不长血不流了，一天多伤口就愈合了。但是自此我再也不敢吃甘蔗了。

四、“登高望远”：离村子不远的田间，矗立着一排拉着银线的高高铁塔，通向远方，那是输电塔。当年无知的我带着好奇心顺着塔架子上交错的钢管，勇敢地攀爬了上去，后面还跟着村子里的几个小孩子。

上到大约三分之二腿软不敢再爬了，远方的田地尽收眼底，傻乎乎的我很兴奋。下来后听老乡说：再向上攀，立马儿人就“冒烟儿”了，好后怕呀！“无知者无畏”，好歹我还是及时止步了！

我在大鲁店三队只干了一年，1973年的9月份被调到了公社文艺宣传队（还属于“知青”，只不过挣工资了）。

记得年底分红时，我拿到了120元钱。当时知青的吃住国家管，我们劳动记工分儿，年底分红实实在在的挣人民币。钱拿回家，爹妈说这钱是闺女辛苦劳动所得，添个实用的大件吧，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是我第一笔劳动所得。

在大鲁店三队短短一年的生活，让我尝试了农活、强健了肌体。那时候，吃得饱、睡得香，没愁事。累了睡一宿就缓过来了！（看看照片中的我，体重130斤了，强壮的像一年能挣“600工分”的朝鲜姑娘）

很有年代感的照片呦！

回城后的几十年，生活和工作中感觉再没有吃不了的苦和克服不了的困难。

当年，一起分到大鲁店三队的同学约10来个，在学校时我们同年级不同班，都不熟悉。但到了村里大家友爱互助，有集体观念，懂规矩守纪律，相处的像兄弟姐妹一样。

这些是当年等待分配时的部分女同学，后来都一起下乡插队了。

这是我和徐萍、张凤春，我们三个一起分在大鲁店三队，住一个宿舍，睡一个通铺。

村里的乡亲们待我们也很好，手把手教农活，关心照顾像一家人一样。记得当年和村里的大婶、大嫂、姐姐妹妹们一起劳动，听着她们家长里短、有说有笑；看着她们坦胸哺乳、打情骂俏，从不习惯到见怪不怪。她们的淳朴、善良、温厚、从容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我感恩这些人，从未忘记。

热情爽快的崔淑琴姐姐，负责联系我们“知青”。

右边这位是村里的手扶拖拉机驾驶员，小伙子一样壮实。每个月我座她的车去农场给“知青”买粮食。从村子到农场来回约20里的石子路，一路颠簸骨头都颠散架了。

左边是村里最漂亮的姑娘——三玲。

这两位是最要好的玩伴儿。左边的是四玲，三玲的妹妹，爱说爱笑。右边的是春兰，朴实善良。

这个是最年轻的小妹妹，我们在一个小组干活，她活泼可爱，干活麻利。

这是1974年秋，我回城后，崔秀芝姐姐来看我时的合影。当年秀芝姐姐是村里的女秀才，我跟着她在村里的宣传报道组学了不少东西。

返城后的几十年间，我曾回去过几次，去看望我的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亲近我劳动过的土地、追忆青葱年华。

1986年回去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村子变化不大，“知青”宿舍还在，水泥路替代了石子路和黄土路。

我身后就是当年的“知青”宿舍，最左边是我住过的房间。现在已经人去屋空了。西侧原有两间是厨房，也已经拆掉了。宿舍前方有口井也不见了。

2000年回去时，市场经济大潮之下，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村子，土地都承包给外地人耕种，村民们基本不种田，做起了买卖、房屋出租等营生。街道两旁的各类商铺热闹非凡，开车通过真费了一番周折。

2020年春节期间，我再次光临，村子整洁、柏油路畅通，大部分土地开发变成了商品房和其他用房。我的女儿结婚后的住家就和我插队的村子隔着一条河（萧太后河）。现在的五环外，都城市化了！

这条路是当年每天下地干活必经之路。

从这个路口向左前方就是场院儿和大片的农田。

我身后的房子就是当年开会的“大礼堂”的地方，现在已经重新翻盖了。

时光如梭，不经意间过去了50年。在农村的这两年最让我难忘！

《中国共产党的90年》这本书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了客观的评价：“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了解社会，接触工农，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建设农村和开发、振兴祖国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一些人成长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业务骨干。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成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青年的家长和相关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

就我个人而言，插队锻炼了我的意志、修为了我的品质，而且了解了近郊农村和农民的生活，使我增长了与人交往沟通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增长了吃苦耐劳和不怕困难的精神。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感恩这一段经历！

不忘我曾经是个“知青”！

与您分享，谢谢您耐心阅览。

部分照片、文字来自网上，

向原作者致敬！

2022.8



附：

黑庄户乡位于朝阳区东南部，萧太后河经域内向东流去。自宋代始，这里有人类活动，明代渐成村庄，史上建有多处庙宇，10余座桥梁。古寺聚信友，金鱼送吉祥，名人屡建奇功，群英血染疆场……几百年来，这里清晰文脉穿缀璀璨明珠，历史长河闪烁智慧光芒，为后人传承积淀力量。

黑庄户乡长期以粮食生产为主，农业生产以农户为基本单位。至1978年，地区耕地播种面积达19000亩，主要品种为小麦、水稻，稻麦轮作，产量逐年增加，稳中有升，有朝阳粮仓之称。后因产业结构调整，地区产业创收呈现多元化，2003年退出商品粮种植业，仍保留金鱼养殖业及部分果园、农业观光体验园区。地区金鱼养殖业历经30余年发展，成为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观赏鱼科技繁育养殖交易中心。黑庄户汽车配件厂所产760压盘及三个产品，曾相继获市优、部优产品称号。

黑庄户分场( 1 6个村)：

大鲁店一队、大鲁店二队、大鲁店三队、小鲁店村、郎各庄村、郎辛庄村、万子营东队、万子营西队、四合庄村、黑庄户村、定辛庄东队、定辛庄西队、双树北队、双树南队、苏坟村、东旭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