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龙生理论5.1——《中国(大陆)诗歌：20世纪流变与21世纪展望》（上）

重庆美友会—李云飞

中国(大陆)诗歌：

20世纪流变与21世纪展望（上）

万龙生

　　谈这个大题目，显得有些自不量力。而且把整个诗歌放在一起来谈，就更增加了难度。但是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有过较多的思考,也就姑妄言之吧。以世纪为一个时段予以考察，是文学史研究的新发展。打破了种种旧的分期界线，便于从总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考量研究对象。本文就试图将诗词与新诗同时纳入视野，一并梳理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脉络，从而对21世纪中国诗歌的走向作出预测。这当然是一种尝试，甚至是一次冒险，野人献芹，仅供方家参考，高人指点而已。

一、世纪之初的诗界革命

　　明清时期，诗歌呈现衰落趋势,有识者早已表示不满,并力图改变。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达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可以说，“诗界革命”发端于黄氏。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又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他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这就纠正了形式主义偏颇。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文化的传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诗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启超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康有为也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这些意见反映了新派诗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步伐不大。

二、新诗的产生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包括诗、赋、词、曲等）曾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到了近代，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走向僵化，“滥调套语”充斥，“无病呻吟”的倾向相当普遍，古典诗歌所使用的词汇与现代口语严重脱节，它在形式上（包括章法句式、对仗用典以及平仄韵律上）的种种严格限制，对诗歌表现不断变化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造成极大的束缚。过去，中国诗歌的发展，总是以一种新形式的出现为契机，注入新的活力，增强其表现能力。而到元代为止，诗的形式似已穷尽，创新之途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这样的情势下，诗歌革命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先开始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诗草创阶段的努力，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钱玄同《〈尝试集〉序》、胡适《谈新诗》、康白情《新诗底我见》）。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8首。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解放”了的旧体诗，那么，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期第一号在采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的同时，发表9首白话诗，则可以视为新诗的诞生。紧接着，1920年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诗集，当数郭沫若次年出版的的《女神》。

此后，新诗便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诗体，直到现在。

三、顽强生存的诗词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1909年11月13日成立于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张公名国维，浙江东阳人，明末崇祯年间作为苏松巡抚，鲁王监国时代，以起兵抗虏殉节，以此作会场，寓意深远）。活动中心在上海。社员总数1180余人。1923年解体﹐以后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组织。前后延续30余年。这是向被忽略的新诗诞生后仍与其并存的诗词组织。它的顽强存在说明，新诗并没有完全取代诗词，这是不以文学革命提倡者的意愿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南社文学以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专制﹐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斥责袁世凯的称帝丑剧﹐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南社建立期间﹐国粹主义思潮正在革命派内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影响。他们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却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和发扬本民族优良传统之间的关系﹐笼统地号召保存国学。其结果﹐既不能继续推进改良派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也不能扶掖在文学实践中所出现的新芽。“五四”时期﹐不少人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
　　

　　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吴梅﹑黄节等。

　　此外1922年1月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共同创办了《学衡》杂志，不但继续写作和研究诗词，而且坚持使用文言，与新文化对峙。以前对学衡派的认识过于偏激，其实学衡派提倡学贯中西是要兼采中西文化之长，并不是复古倒退，相比起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分子一味提倡摒除传统文化，学习西方的做法，学衡派的观点反而是比较理性的。而且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确实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的观点从现在看来应该是正确的。

四、早期新诗及其危机

　　回顾新诗历史，也曾有过一些优秀的诗人和作品。

　　“五四”初期，筚路蓝缕的元老们的开创之功当然不能抹杀，虽然艺术上乏善可陈，但是以思想的新锐走在时代的前列。如人性关怀、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爱国情怀都是亮点，相应的作品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就不一一列举了。闻一多就撰文热情赞扬《女神》的时代精神，鲁迅亦曾为以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诗派辩护。外国诗歌的消极影响，导致了自由诗的流行，埋下了“祸根” ；而小诗的盛行一时，产生了冰心的《繁星》、《秋水》，宗白华的《流云》，尚可一提（在世纪末又得到回响，与其遥相呼应）；十四行诗移植是一个好的开始，为日后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础。赵元任开始的新韵的研究当时虽无大的影响，却也是一个宝贵的开端。

　　也许是新诗首倡者们始料不及的，新诗横空出世以后，固然气势磅礴，风行一时，却也遭到有力的抵抗；同时，由于其自身散文化严重，完全背离了悠久的民族诗歌传统，便遭到读众的厌弃。就连自己营垒中的战士也有掉首他去者，啧有烦言者。例如俞平伯就说，白话诗只有上面的白话而缺乏下面的诗；成仿吾说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剩残砖破瓦，没有建起新的大厦，王独清则斥之为“不伦不类的劣品” 。以文学研究会同人创办的历史上第一家诗刊《诗》月刊的停刊（1923年5月）为标志，新诗就跌入了低潮，进入了“寂寞 ” （张秀中）“中衰 ”（朱自清）的时期。

　　这时候，幸好有新月派应运而生，逆势而上，乃危机之救赎。这是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后期以《诗刊》为阵地，加入了陈梦家、邵洵美、卞之琳、林徽因等有生力量。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而提倡创建新的格律，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反映了有识之士的自省与自救。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虽然新月派持续时就不长，很快就被风吹雨打去，但是作为格律体新诗的先驱，却奠定了理论探索的基础，留下一些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在诗史上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五、民族危机催生了中国诗歌的高潮

　　一般说“八年抗战” ，其实广义的抗战应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开始。国家不幸诗家幸，果然不幸而言中：大敌当前，中国诗歌由新诗独领风骚，诗词遭到放逐的局面，转变为两个对立的诗歌阵线的互相容忍，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交融，共同对敌的形势。二峰并峙，各展其能，同放异彩，共创辉煌。

　　在"列强环顾，瓜分豆剖"的日子里，新诗奋力擂出了战斗的鼓点，充作了保种卫国的刀枪，田间是著名的实例。田间因其响亮而沉重、简短而坚实的鼓点诗歌创作而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艾青、臧克家也是那时候出现的二位大家。“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新诗随政治、军事中心的转移，先后形成了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昆明几大中心，而最后以战时陪都重庆为大本营，产生了繁荣局面。并且还兴起诗朗诵运动，一度确定了以屈原的忌日端午为诗人节。而不少优秀的抗战歌词由于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成为抗战诗歌的翘楚。其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更成为中国的国歌，直到现在。

以胡风为代表和领袖的“七月派”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有自己的出版阵地，所以团结了许多青年诗人，力量很强，影响很大。其代表人物为艾青、田间、绿原、阿垅、鲁藜、冀坊、天蓝、杜谷等，代表作有诗集《北方》、《给战斗者》、《童话》、《五弦琴》等。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街头诗、枪杆诗也大行其时。延安是诗人集中之地，由“战歌社”、山脉文学社、路社等组织合并而成“延安新诗歌会” ，还先后出版了《路》、《新诗歌》等油印刊物。而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活跃着一些诗人，成立了“战地社” 、“铁流社” ，出版了《诗战线》、《诗建设》，汇合为“晋察冀诗派” ，方冰、魏巍、邵子南等是其代表，以《平原手记》名世的青年诗人陈辉，战死沙场，是一位殉国的烈士。

　　与此同时，在国难当头的危局中，擅长诗词的热血之士也同仇敌忾，以笔书愤，形成了竞写诗词的局面，作者阵营遍及各界，颇多要人，可谓名家辈出，佳作累累。抗战诗词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正面歌颂民族抗战图存，揭露日寇滔天罪行，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与此相呼应的则是反映中国百姓的苦难生活，艰苦历程，战争带来的深巨创伤：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正面战场的历次大战都在诗词中得到生动的描写，堪称“诗史” 。广东省丰顺县新近发现的抗日儒将吴逸志的抗战诗篇，是多次惨烈血战的生动现场实录，如《长沙会战大捷十首之一》：“千里长围战洞庭，声声鼙鼓耳边听。雄师荡尽胡尘秽，重见湖峰入眼青。”真是气壮山河，感天动地。抗战诗词的代表人物很多，不妨举出两位略作介绍：

　　卢前，是抗战期间名头很响的学者、诗人。1905年3月2日生，1951年4月17日因肾脏病逝于南京大学医院。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曾先后受聘在金陵等多所大学讲授文学、戏剧。在抗战诗坛上，他以大量的曲作见重于时。兹举其《商调梧叶儿.募寒衣慰问信》为例：“单绵袄，一封书，寄到战场无？争执殳，作前驱。可忘了他们痛苦？”语言浅近，而情长意深。再如《仙侣游四门.劫后成都》：“停车夜宿锦官城，重向御街行。暗中空想楼台景，荒芜独心惊。腥！血债记分明。”记述成都遭到空袭后的一片惨象，声讨日寇罪行。

　　沈祖棻，为著名的宋词学者，自己也是杰出词人。她早年就读中央大学，师从著名词学家汪东先生。1932年春，“九.一八”事件不久，便以一首《浣溪沙》得到其师汪东先生激赏：“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雨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民族危机在这个涉世未深的少女笔下有如此微婉深刻的反映，由此得到了“沈斜阳”之雅号。其后的抗战诗词，因饱经离乱之苦，憔悴呻吟，以血泪凝成，饱含家国兴亡之感，竟被称许为“一千年无此作”。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十分惨烈，闻守土战士有来生相见之语，沈祖芬有感而作《一萼红》词，堪称抗战诗词绝唱。其上阕云：“乱笳鸣。叹衡阳雁去，惊认晚烽明。伊洛愁新，潇湘泪满，孤戍还失严城。忍凝想，残旗折戟，践巷陌，胡骑自纵横。浴血雄心，断肠芳字，相见来生。”

　　抗战期间，还出现了两个重要诗词组织：一是延安的怀安诗社，由一些老革命家和民主人士干部组成，参加者有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续范亭等，他们的吟咏由《解放日报》特辟“淮安诗选” 专栏发表。一是饮河诗社，抗战期间在重庆研究和创作旧体诗的文学团体，由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江庸等人发起,1940年成立。杜名取庄子“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之句,借此针砭时弊。他们的作品多反映民众疾苦，抒写爱国情怀，在当时的报刊发表，产生较大影响。诗社团结了一些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参加诗社的有俞平伯、朱自清、缪钺、叶圣陶、郭绍虞、陈铭枢、吴宓、黄杰、谢稚柳、黄稚荃、王季思、沙孟海、程千帆、沈祖菜、萧涤非、施蛰存、曹聚仁、叶恭绰、屈义林、陈寅恪、游国恩、谢无量等人，极一诗之盛。

　　完全可以这样说，若是把抗战题材的新诗和诗词各自精选一本，衡量一下，孰重孰轻，起码是难分轩轾。

　　抗战诗歌，包括新诗与诗词，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的高峰；抗战时期，是20世纪中国诗歌最为繁盛、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