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打开红色区域大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百年党史》

魔都雄狮

1936 打开红色区域大门，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7月，红色区域的大门竟然如此便利地向一个外国记者打开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甚至感到有一点惊奇和怀疑，但事实很快就使他相信了中国共产党人给他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

斯诺来到保安

到达安塞的斯诺，正与安塞赤卫队队长交谈时，突然走来了一位军官，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他打招呼，而且用的是英语！斯诺马上就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周恩来，那个“鼎鼎大名”的红军指挥员。

第二天，斯诺来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周恩来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表示，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位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对你的考察我们会提供一切帮助。

离开百家坪后，斯诺来到保安，受到热烈欢迎。虽然苏区曾有一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但从严格意义上讲，斯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宾”。

　　7月15日，毛泽东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他们的谈话范围很广，内容极其丰富。正是在这种涉及面甚广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的关系，第一次面向一位外国人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对外政策。

7月16日晚9时至次日凌晨2时，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当斯诺问：从政治上、军事上看，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如何？毛泽东以其惊人的洞察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就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的一般形势、发展规律，预见了在战争前期、中期、后期不同的战略战术以及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和最后结局。后来他在《论持久战》中把这三个时期更为精确地概括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而贯穿于上述谈话的基本精神，就是动员全民族抗战，即全面抗战的思想。抗日战争的进程证实了毛泽东预言的准确性。

谈话就是这样一夜又一夜地继续着。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都是晚上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通过这种交往，斯诺对毛泽东的认识逐渐较深，他看到了一位共产党领袖生活的各个侧面。

斯诺写成的驰名全球的《红星照耀中国》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一直是被国民党包围封锁的“禁区”，自斯诺访问陕北，把根据地的新鲜气息传播出去后，外国友人纷纷前来参观访问。继斯诺和马海德来陕北后，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厄尔•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新闻界人士也相继来到陕北，斯诺也于1938年再一次来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向他们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阐述中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预见抗日战争的规律。

红色区域的大门终于敞开了。

部分红军将领与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合影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晓。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

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

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17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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