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柔的那些日子（一零七）

牧羊人

115. 两只樟木箱

1974年11月底，我怀揣着一张“准迁证”从西安踏上了返回东北的列车，这一次，我要到呼玛县去办理转插事宜。

这么多年来，于我而言呼玛县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这里所指的熟悉也只是“呼玛县”三个字而已，它已经如烙印一样在我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而陌生的，是我在怀柔插队落户的五年时间里从来没有到过呼玛县城。

　因此，呼玛县城究竟在什么地方？县城的布局是什么样子？我去县里办理调动手续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人或者是麻烦？所有的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未知的。

在此之前，我也曾幻想过很多次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到县城去的，但是却从未想到过，我居然会是在最终要离开怀柔的时候来到了呼玛县城……。

　为了能在县里顺利地办理调动手续，我还揣着一份朋友写的介绍信作为双保险。

这封信是我父亲单位一个同事的儿子朱仲义写的，他曾在呼玛县金山公社插过队，他的父母在“文革”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所以他早在两年之前就调回了西安。

朱仲义的朋友是齐市知青，曾和他在一个地方插队落户，后来早早地上调了，在呼玛县消防队上班。

朱兄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到了呼玛以后先去找到这个人，剩下的事情就请这位朋友帮助我办理就可以了。

　一路上马不停蹄，我乘坐火车经过北京、齐齐哈尔最终到了塔河；在塔河，我又搭乘长途汽车到了呼玛县城……。

在我临离开西安回呼玛办调离手续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关照我，要速去速回。老人家担心的是“夜长梦多”，怕拖的时间长了会再无端生出什么乱七八糟的变故来。

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她已经见得太多太多了，因此会不厌其烦再三地叮嘱我……。

我在县里前后只呆了两个晚上，非常顺利地办完了迁移户口的手续。第三天一大早，我又搭乘长途班车回到了乌苏门。我要从“三线”跋涉七十四里山路回到怀柔……。

　回到怀柔以后，我计划用三天时间搞定诸如口粮调运、装箱打包以及工分结算等所有的事宜。

队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任何一个调离怀柔的知青都可以让木工房“打”一个樟木箱（打，当地方言，制作的意思），也算是怀柔留给知青的纪念（物）吧。

印象中这个樟木箱是要收钱的，我记得好像是八块钱一个。在当时，一立方松木的价钱是8元钱人民币，如此对比下来，樟木箱的含金量还是蛮高的。

　用樟子松制作的木箱含有浓郁的樟子松清香味，据说箱子里面不放樟脑丸等防蛀物，衣物也是不会发生虫蛀或霉变的。因此，樟子松木箱也是大兴安岭一宝。

怀柔的大多数知青是没有樟子松木箱的，它是一个稀罕物，不是你想有就可以拥有的。所以，知青们也都为能拥有一个自己的樟木箱而感到骄傲。

这也是几年前，我在“84公里”干活儿的时候，为什么要从林场废弃的边角料中给自己“划拉”出能够打造两付箱子樟子松板的根本原因。为此，我还被李开明书记狠狠地尅了一顿，不能不说自己为了樟木箱付出的代价还是蛮大的。

这些木板被运回怀柔以后，一直存放在我妹妹的宿舍里，可能是嫌这两摞木板放在室内占地方的原因吧，我妹妹又将这些木板都放在了她们宿舍的屋顶上了。

村里的老乡一般都会把自己不常用的物件放在屋顶上，由于屋顶上还有一个三角形的屋面遮风挡雨，所以也不担心东西会被雨水给淋湿了。

但是到了要取东西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你得顺着高高的木梯爬上房顶才能取到东西。也真是难为我妹妹了，不知她用了什么手段才将这么沉重的木板搬到屋顶上去的？

　由于一直在外面干活儿，所以我没有机会让这些木板变成樟木箱子，眼看着马上就要离开怀柔了，总不能让它们成为我的一个遗憾吧？否则，自己挨过的批评有一点儿太冤枉了……！

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此，怎么能够带着两个樟木箱离开怀柔成了我最大的心病，我总不能带着两摞子樟子松木板回西安吧？

在宿舍里整理行装的时候，我把这一桩心事挂在了嘴上并说了出来，于是，宿舍里的知青七嘴八舌地开始帮我出起了点子……。

有的人说，让木工房加个班、“三管齐下”帮你打箱子，要不了几天时间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但这句话可不是说一说那么简单的，这个“三管齐下”指的是让崔木匠、夏木匠和“小木匠”（陆妙远）一起帮我做箱子。我思忖着，自己在怀柔没有什么影响力，若要想让三位木匠师傅一起来帮你打箱子估计是“天方夜谈”，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没有可能并不代表没有希望，眼看着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哪怕是只有一丁点儿的机会我也是要去努力争取的。于是在第二天一大早，我去了木工房。

在木工房，我见到了“小木匠”陆妙远。他告诉我，最近崔木匠因身体不好没有来上工，如果让他跟夏木匠一起帮我打箱子也不是不行，只要有现成的板子就行了。但他们最起码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完成两个木箱子的制作。

一听到需要这么长时间来打造木箱时，我顿时打起了退堂鼓，这明摆着还是时间不够嘛！

当看到我非常沮丧的样子时，“小木匠”又告诉我，他这里有一个正在打的木箱，而且快要完工了。但这个箱子是有主的，除非是领导发话，或者是主家愿意让给我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小木匠”陆妙远（右一）和部分怀柔知青在上海。

　“小木匠”建议我去找一下张春才书记，只要他同意，这只箱子就让我先拿走，他们后面再补做一只箱子就行了。

听到陆妙远的建议后，我感觉他说得有道理，如果能带着一只箱子回家也是不错的，至少你的手里还有一件纪念物啊。于是我又去找了张春财书记。

张书记是继李开明书记以后怀柔的第二任党支部书记，他为人处事蛮低调的，而且也不张扬。别看张书记的个头并不高，但他的老婆却是长得人高马大，要足足高出张书记半个多头，因此，知青们都喜欢管她叫“胖嫂”。

他们夫妇俩如果站在一起没有人特别指出来，你绝不会想到他们俩竟然会是一家子。

张春才书记（二排右一）和部分怀柔老乡、知青在一起（拍摄于1973年怀柔）

　张书记夫妇都是“二苏联”，听说他们一共养育了十多个儿女（印象中好像是十四个），应当算是我们怀柔老乡中最能生育的。这要是放在当时的苏联（现为俄罗斯），张书记家的“胖婶”绝对算是一位英雄母亲了。

张书记的女儿四丫（中）和她的知青女婿凌云龙（左），拍摄于2006年春节，部分怀柔知青在上海聚会。

张书记的女儿四丫（左二）夫妇和杨泉山（右一）夫妇在上海（拍摄于2019年11月怀柔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日）

知青费静一和张书记的儿子（右）在一起（拍摄于2009年8月重返怀柔）

知青胥学政和张书记的儿子（右）等部分怀柔老乡在一起（拍摄于2014年6月李花站）

　虽然自己从来没有跟张书记有过任何交集，但从其他的知青嘴里我了解到，张书记为人蛮和气的，见了人总是笑呵呵的，不像原来的李书记老是板着个脸，给人的感觉非常严肃。所以，单从外表上看，张书记应当是比较好打交道的……。

果不其然，当张书记听到我的请求以后非常痛快地同意了，他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让我交给木工房。对此我非常感谢，这样一来至少可以让我没有空手而归了。

　回到宿舍以后，我在做着最后的准备，有的知青也在给我帮忙装箱打包行李。

当翻检那些从我妹妹宿舍里拿回来的所有物品时，其中有一只木板箱引起了我的注意。很显然这一只木箱还是当年我们到怀柔时从上海带来的，看外面的包装，木板箱上捆扎的草绳还完好如初似乎还从未被打开过呢。这个小木箱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啊？抱着好奇心，我拆开了木箱……。

当拆开了木板箱后我不禁愣住了，只见箱子里面装满了草纸和肥皂，这些东西应当还是来黑龙江之前母亲给我们兄妹俩准备的。母亲担心我们到了黑龙江以后不像在上海，会什么东西也买不到，所以她将一些日用品尽可能多的让我们带上，以防万一……。

但是谁又能够想到，怀柔这里的日用品供应相当完善，特别是一些在上海比较紧缺的商品在这里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还有很多商品甚至连票证都不要就可以买到。所以，我们带来的肥皂和草纸根本没有用，全部都剩下来了。

　看着这一箱子的肥皂和草纸时我不禁脑子里灵光一现！能不能拿这些东西以及两摞樟子松板跟其他知青再换一只樟木箱子？与其大老远再把这一箱东西带回西安去，倒不如让它们在这里继续发挥作用的好。当我把这个想法在宿舍里说了以后立即得到了响应……。

邱新海手头就有一个才打了不长时间的新箱子，说它新，是那一只樟木箱子还没有刷油漆呢，而且里面甚至连东西都没有装过。

能够用一只樟木箱子换到可以打两套木箱的樟子松木板，并且还能得到一木箱的草纸和肥皂，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更何况我还把自己的一只包了牛皮的薄木板箱作为“陪嫁”也一块儿奉送了。不用说，这绝对是一桩划算的买卖！于是我和邱新海成交了……。

部分怀柔知青（由左至右）：陆和平、邱新海、胡大军、周高亮相聚在安徽五河邱新海家（拍摄于2018年国庆节）

　至今，虽然已经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提起这一桩换箱子的赔本的“买卖”时，大家都认为我亏大发了。但对于此，我却是不以为然的。

这是因为，我已经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两个樟木箱，仅此一点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