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梦

陈酿

　　户口簿里我服兵役的记录为零。这不是说我不想参军，恰恰相反，参军曾经是我儿时梦寐以求的理想。尽管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再有此机会，但我对部队还是十分向往的。

儿时，正值文革时期，我们从课本中学到许许多多英雄人物的故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来自于部队。不论是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或者是志愿军、解放军。英雄人物那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地影响和鼓舞着我们这一代人，“手握一把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祖国边防线上”就成为我儿时最大的愿望。每当有军人探亲回到村中，我们不管是否熟悉，都会与小伙伴们相跟着前往他们的家中，盯着那身威武的军装看上个没完。遇到某位本家的叔伯和我们打上声招呼，我们就得寸进尺地凑到跟前，摸摸军装的某个部位，恨不能将其立即穿在身上，哪怕是一会也行。有条件的话，再将军帽戴上一戴，虽然说稀松蹋拉地，但也象是注入仙气一般，精神焕发上好几个日子。

有道是爱屋及乌。不能成为一名战士，穿身军装也行。没有正规的军服着装，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只要是与军装颜色相近的黄色衣服、鞋帽就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为了引起大人们的重视，我不厌其烦地向父母表达着自己的意愿。当时，军绿色的布料十分紧俏。供销社偶尔进回一两匹黄布，等不及摆上柜台，就早已被私下里瓜分一空。也不知母亲托了多层关系，终于走后门才买回一块黄色的卡其布料，给我做了一件略显宽大的上衣。这下可好，我穿上这件“军装”，自我感觉良好，去到学校后也成为百众嘱目的对象。因为来之不易，平时下地劳动或割草时，从不舍得穿它。也因为当初加工时尺寸稍大，我整整穿了三个年头之多，直到衣服小得胳膊很难塞入、稍稍活动一下就会露出裤带时，才依依不舍地将它转移到弟弟的身上。不过，这件“军装”确实派上了大用场，每逢学校组织活动或去公社开会时，我都要穿上它耀武扬威地抖擞上半天。就连高年级的几位同学，都多次借用它扮演文艺节目中的某个正面角色。

黄帽子相对来说好买一些。记得连续多年我只戴黄颜色的帽子，从55、56、57直到58码。每当买到新帽子后，我就用包装化肥的牛皮纸，叠成二寸多宽的纸壁，紧贴帽壳内沿上方转着圈地安放进去，让帽子经常处于立挣挣的状态。每天上学前，用牙齿沾着唾沫将帽子的上沿来回咬上几圈，并对着镜子仔细端详一番后，才两腿交替、一蹦一跳地前往学校。有时，也会乘曾祖母不备，从门帘上揪出一根竹条，比着帽子大小弯成圆圈并用线绳绑上，塞入帽内让帽子立挺起来。当然啦，挨曾祖母的臭骂是在所难免的。上学途中，因身体不断地处于跳跃状态，身上背着的书包象羊尾巴似地一起一落，文具盒里的铅笔、石笔以及另一侧的算盘珠子响得稀里哗啦地，也决不会让它们停上一时半刻。黄色的球鞋我倒是穿过好几双，虽然说很壮行色，但因冬天穿它冻脚，即使两脚使劲磕碰半天也热乎不起来。夏天穿它臭不可闻，回家后只能把它不请出门外凉着。所以，大部分时候，我还是喜欢穿母亲做的布鞋。

长大后，我时刻准备着践行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志愿，却因参加高考并被录取而从此失之交臂。不过，同学田玉堂、田卫虎等人相继参军入伍，也算是间接地圆了自己的一些梦想。毕业后来到古交矿区参加工作，因矿区建设大军中包括二团、四团、五团等工程兵团，每当听到附近部队营房吹响起床号，我也赶紧地起床，尾随着战士们在指挥部门前尚未施工完毕的路面上（现为金牛大街）跑操，尽管灰头土脸的，内心还是很满足的。一九八三年兵改工，我通过后勤部门买到一顶正规的得确良军帽，心里美的乐滋滋的，也算是赶了一次正而八紧的时髦。一九八七年初，我因参加古交市第一届挠羊赛，结识了时任武警中队指导员的同乡邓贵荣同志，并多次身入营房体验部队生活，与战士们在篮球场上打得热火朝天，了解和掌握了部队的很多知识，成为一名编外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