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共百年党史》

魔都雄狮

1934 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主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保存有生力量，实现北上抗日，陆续离开原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省，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 ，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围追堵截，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以陕甘宁根据地为大本营和出发点，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历史上把中国工农红军的这一伟大壮举，称为“长征”。

“左”倾错误的危害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在这种错误思想主导下，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所有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多月（6月至9月），但使党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组织暴动，而把原先积蓄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几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受到不同程度损失。

1930年10月，新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到达上海。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他只有26岁。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非常的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大批党的重要干部被捕牺牲。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中共六大后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1931年9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卢福坦（后叛变）三人担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表明，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斗争，正在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斗争，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任务。但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

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红军反“围剿”斗争胜利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大好形势，却因“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而断送了。

先遣队红七军团北上，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流芳千古

1934年7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

中央要求红七军团北上闽浙皖赣边区，发动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对于北上的真正战略意图，军团领导人当时并不清楚。参谋长粟裕曾回忆说：“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

’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过艰苦转战，11月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当时，中央红军已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中革军委要求红十军团全部从闽浙赣根据地出发，集结主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并创建皖浙边新根据地。

方志敏、刘畴西率领部队一路北上，在到达黄山北麓太平县谭家桥时与敌军遭遇。年轻晓勇的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身负重伤，不久壮烈牺牲，年仅22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8名师以上干部都相继负伤，从而影响了红十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情绪。

敌军分三路围追堵截，红十军团艰苦转战，部队减员达三分之一以上，不得不回师闽浙赣根据地。这时已经是1935年1月，正值寒冬，红军官兵仍穿着夹衣。蒋介石集中近20万兵力，在赣东北设下层层埋伏，对红军形成包围之势。

敌军组成多路“收剿”队，纵横穿插，把红十军团主力分割成数段。红军经过长途行军作战，十分疲劳，陷入敌重围之后，弹尽粮绝，伤亡不断增加，又遇到天气骤变，风雨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进，仅以草根树皮充饥。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顽强战斗，同敌人血战到底。敌人野蛮残忍，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把能搜出来的粮食全部彻底烧掉。由于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敌人就放火烧山，有些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被活活烧死。最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只有一小部分同志突出重围，至1月下旬大部分壮烈牺牲。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先后不幸被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和各种诱降，方志敏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下《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名篇，满怀激情地讴歌祖国的伟大和美丽，深切地述说人民所受的蹂躏和屈辱，表达以鲜血和生命拯救祖国的决心。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方志敏说：“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我真的爱我阶级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在英勇就义前大义凛然地宣誓：“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方志敏、刘畴西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黔驴技穷，无计可施，蒋介石只好下令“秘密处死”。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和刘畴西在南昌城北下沙窝的秘密刑场英勇就义，方志敏年仅36岁，刘畴西年仅38岁。

告别父老乡亲，踏上漫漫长征路

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形势日趋恶化，红军在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的问题。自1934年5月起，“左”倾领导者已经提出战略转移的问题，只不过一直举棋不定。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经完全绝望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

为此，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他们把战略转移的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李德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

红军中的许多高级干部都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彭德怀后来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根据地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李维汉后来也说：“长征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

像彭德怀、李维汉这样的高级干部对长征的计划都不清楚，更不用说一般的指战员了。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和动员工作，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便很难提高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性。

对于干部的去留问题，完全由“三人团”决定，事实上由博古一人决定。每个人的走与留，是与博古、李德个人的好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左”倾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古柏、周以栗等人，被留在根据地打游击。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得知被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后我，去找张闻天，表示希望能够带他走。张闻天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做工作，但博古一点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打算带走，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说毛泽东既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又是中央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应该随军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被允许一起转移。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分别从雩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十个渡口南渡雩都河。

雩都河畔，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在各个渡口为红军送行。人们的脸上挂满了忧愁，有的人暗暗地流泪，一面跟着红军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等往红军战士的口袋里装。那些被安排在老乡家里治疗的重伤员和重病号也来了，他们步履艰难地走在人群之间，寻找自己的老部队和老战友。指战员们也心情低沉，难舍难分的离别之情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群众打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就这样，在茫茫的夜色掩护下，千军万马离开生活、战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告别了送别的亲人，实行战略转移，踏上了万里长征之路。

从血战湘江到翻越老山界，34师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绞肠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又犯了推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一支由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二三十里路。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觉察后，在闽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但是，各路国民党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堵截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

广东军阀陈济棠是地方实力派，号称“南天王”，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既害怕红军入粤，更害怕蒋介石随红军入粤。早在第五次“围剿”时，身为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的陈济棠，在南方战线上与红军作战时就比较消极，并且与红军有过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底致信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与之进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今寻乌）进行会谈，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

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敌军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此时，蒋介石已投入兵力近30万人，在湘江以东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打算自东向西收缩，在湘江东岸逼红军决战，企图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将中央红军歼灭。

桂系白崇禧认为，红军从湘南西去湘黔边界，只是路过广西，并不打算在广西立足。他表面上摆出决战到架势应付蒋介石，暗地里却保存实力和地盘。11月22日，桂军借故撤离湘江防线。于是，从全州至兴安120里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可惜，红军领导者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未能利用桂军撤防的有利时机大举渡江，而是继续采取甬道式的队形，按常规行军，坛坛罐罐都舍不得丢掉，毫无“抢渡”湘江之意。

直到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正式决定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前进。

11月27日，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30公里湘江所有渡口。但是，还是晚了一步，敌中央军周浑元部于26日占领道县，桂系第十五军返回灌阳，湘军刘建绪部于27日进占全州形成南北夹击红军的态势。

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后卫红五军团及最后的红八、红九军团无法及时过江，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牺牲。

从11月28日到30日，红军以惨重代价，终于保住了向湘江前进的通道， 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以通过湘江。

红五军团担任总后卫，该军团第三十四师转战于灌阳、道县一带，最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听说抓到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抬着他去向上级邀功领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广大红军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但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一仗，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血的事实使大家认识到，只有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红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

红军渡过湘江以后，部队疲劳，序列不整，军委决定在西延休整一两天，然后再按照原定计划前进。此时的蒋介石计划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西，防止红军进入贵州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蒋介石划分了湘、桂、黔三省的守备区域。

在上述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仍然决定继续西进，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红军进入桂北越城岭（土名老山界）山区。

陆定一撰写的《老山界》一文描述了红军长征中翻越第一座高山的情景，通篇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

大家都知道这座山是怎样的陡了，不由得浑身紧张，前后发起喊来，助一把力，好快些把山上完！

“上去啊！”

“不要掉队啊！”

“不要落后做乌龟啊！”

一个人的喊声：“我们上天了！”

大家听了笑得哈哈的。

在“之字拐”的路上一步步上去。向上看，火把在头顶上一点点排到天空，向下看，简直是绝壁，火把照着人的脸，就在脚底下。

••••••不可逾越的老山界，被我们这样笨重的队伍所战胜了。

正如陆定一所说，以后“当我们走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之后，老山界的困难，比起这些地方来，已是微乎其微、不足道得了”。确实，老山界与后来长征中的万水千山相比，翻越过程中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为什么那么多老红军在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老山界，都对翻越老山界刻骨铭心？

事实上，红军翻越老山界时遇到的困难是双重的，有自然险境的阻挡，还有当时低落的心情。当时正值红军遭遇湘江失利，人员损失过半，许多人对革命的前途感到困惑与迷茫。下一步红军向何处去？成为红军指战员最关心和最担忧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的词中“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一句，一谓山之高，二谓危机之严重。但红军毕竟从这个“离天三尺三”的缝隙中闯了过来，这预示着中国革命将迎来光明的坦途。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老红军对翻越老山界刻骨铭心。翻越老山界这座高山，红军将士不仅振奋了士气，而且对革命的前途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个逐步清晰和正确的思路。

毛泽东力主转兵贵州

正当红军沿越城岭山区西进时，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在城步、绥宁、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布下口袋阵，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继续按照原计划行动，必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内部发生了桂粤系军阀同蒋介石争夺贵州的斗争，这使他们在贵州不能集中全力对付红军，造成了黔东南的空虚状态，这对红军进入贵州是十分有利的。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几位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李德坚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提出红军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主张。

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此时红军已空前减员，极度疲劳，如果继续北出，势必与五六倍于已的敌军决战，这对红军十分不利。而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内部派系多，矛盾重重。如果红军利用黔军的矛盾，各个击破，就可以争取主动。中央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等多数同志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赞同。

短促的通道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

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军，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当日，中央红军依照中革军委命令，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脱离了险境。

12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进驻黎平。黎平位于黔、桂、湘三省交界处，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周围敌军的力量十分薄弱。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防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他虽然急令黔军王家烈部阻止红军进入贵州，但仍将重兵部署在湘西，并没有向贵州移动。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坚决主张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而博古、李德虽然先前暂时同意了毛泽东“西入贵州”的主张，但仍然坚持要红军去黔东北，然后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周恩来等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对博古、李德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说服。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中革军委连夜电令各军团，决定中央红军分左、中、右路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前进。为了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仍要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觉，军委规定各部用正常行军速度前进：与此同时，电令湘西红二、红六军团在常德等地积极活动，调动湘敌。蒋介石害怕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急忙抽调4个师兵力。红二、红六军团的作战行动，也迫使追击中央红军的敌军兵力相对减少。此时，整个敌情对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非常有利。

12月31日，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的一个小乡镇猴场，准备抢渡乌江、挺进黔北，实现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这时，博古、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克服博古、李德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进入黔北以后的行动方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候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建立川黔边新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此后，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又经过几天的征战，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从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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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中共百年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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