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城市的上海姑娘和一张流氓照片

安静书艺

暂坐片刻，往事回忆

那是一九七七年，正值文革后第一次涨工资，据说十多年都没涨了，限额比例只有总人数的40%。一级工资七八块钱，但那已经是一个月的伙食费了。认为自己有资格的工友们一个个都乌眼鸡似的，相互瞅着，算计着，请吃请喝，翻脸争吵，竞争的暗流明流汹涌澎湃。反正我工龄短没资格，又不想被师傅们当枪使，找了一个理由请了一个月的假，没想到很容易就批准了。我和老伍那时还是两个文学青年，崇拜高尔基，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满脑子都是要去世界流浪的憧憬。我那会儿以工代干，负责厂里宣传，管着一套简单的照相洗印设备。我俩自制一个木箱，里面装着照相机，放大机，相片烘干机，背上死沉死沉的。偷偷拿着公家的设备干私活，我开始了自己第一次冒险之旅。我们想靠照相挣钱，支付我们的旅行的费用，那年我二十三岁。那时资讯很贫乏，记得有首歌很流行，新疆是个好地方，草原牛羊，瓜果飘香，于是我们决定去新疆。去新疆什么地方呢？我们手中只有一本《中国地图册》。进了新疆界第一个城市是哈密，那就哈密吧，反正是到了新疆了。想去乌鲁木齐，又怕跑的太远，再说大城市又不缺照相馆。两个被梦想燃烧，要行万里路的文学青年就上路了。在哈密下了火车。先挣钱就成了首要任务。在一个叫大行营的地方我们营业了一天，没人理我们。晚上住店，心底直发虚。有人告诉我们附近有个矿区叫辉铜山，那里人有钱，一月工资都一百多。我们一听眼都绿了。我月薪四十一块二，老伍在餐馆干厨师，服务行业才三十九块五。于是我们决定转战辉铜山。我一直以为辉铜山是个地名，如今上网一查，辉铜是一种特殊的铜矿名，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它的确切名称，当地人叫它辉铜山。辉铜山矿区在沙漠中间，交通工具是一列小火车，拉着十几个大罐子，每天从哈密往里面拉水，大概半个小时路程，车上挂着一节坐人的车厢，算是交通车。坐着这个小火车，在夕阳余晖中，我们叮叮哐哐的进入了漫漫沙漠深处的辉铜山。矿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生活区中间有一座高大的毛主席语录塔，有些像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只有这个塔四周，种了一圈树，据说土也是外面运进来的，其余这个大戈壁中间的矿区，再也看不见一点绿色。

图为一哈密铜矿

我们出来前，老伍托朋友搞了一张工农兵照相馆的介绍信，介绍我们出来照相是深入基层，为工农兵服务。那时候没有介绍信瞎闯，随时会被作为盲流，被民兵小分队抓起来。我们问了半天，最后找到了辉铜山矿区工会。工会干部审验了我们的介绍信，很热情的安排我们在矿区招待所住下。第二天，矿区工会还用大喇叭给我们做了宣传，说口内的照相师来矿区送温暖。新疆人说起自己自称口外。我们在矿区俱乐部门口扎了点，一天下来没什么人找我们照相。媛子就是这个时候闯入我们视线的。她是个十七岁的姑娘，长得很漂亮，身材修长，一条大辫子。人很活波爱笑，在矿区俱乐部工作，一天挺清闲。按现在的说法，她应该是这里的矿花了。女孩爱照相是天性。那时西安120胶卷拍一张，加印两张6×6厘米的照片，一共是六毛钱。我们给自己的旅程加了利润，八毛钱一份。媛子总在我们旁边转着，搭上话以后的聊天中，我被一个细节震动了。媛子说他爸他妈都是上海人，支援大西北来到了这里。她在矿区生，旷区长，十七岁了，没出去过，只在电影上见过大城市。那时夫妻一同在外地工作的，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去探望父母。坐火车到上海要五天五夜，票又很贵，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带他们兄妹三人回去过。我们也没去过上海，永久牌自行车，大白兔奶糖，上海手表，衬衫，那时上海在全国人民心中天堂一般。一个上海人的后代，在这个只有语录塔周围有一点绿色的矿区，生活了十七年的姑娘，没见过城市，简直不可思议。聊到最后，我们说明天不营业了，想出去搞摄影创作，问媛子愿不愿意做我们的模特，媛子一听说给她照相，兴奋的答应了。第二天，媛子带了一位女伴，我们走出了矿区。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我给她拍了一张全身照，把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平线压的很低，她迎风独立于天地之间，身条婀娜，感觉很不错。太阳光下沙丘起伏，色彩金黄，仿佛充满了骚动的活力，我们这俩城里娃仿佛被摄去了魂魄。尽管我们很仔细，十二张照片不到半天就拍完了。那时我们每回总是想办法，把十二张的胶卷，挤吧挤吧的拍出十三张来，最后一张又往往不保险。多出这一张，我说再给媛子拍一张半身像。媛子突然调皮的提出，要带老伍的墨镜。那时候蛤蟆镜还没有进入中国内地，戴墨镜的女性只有电影中女特务。我总觉得老伍带墨镜有点装，一遇到外人，我就让他把墨镜摘了，说戴墨镜说话不礼貌。老伍把墨镜给了媛子，媛子把辫子拆了，一头秀发披下来。那时候女性不编辫子就是披头散发，出门是会被人耻笑的。媛子背着我们，小镜子让女伴拿着，感觉打扮好了，转过身来。瓜子脸，墨镜，披肩发，太阳余晖，感觉很美。一卷胶卷只给她的女伴拍了两张。其余全拍了媛子。当晚我们就洗出来，果然她的全身照和墨镜照都很漂亮，相纸只有十二寸大，我们就放了两张十二寸的大照片。在招待所借了一个镜框，镶了进去。第二天一大早媛子就跑来了，还给俺俩提了几根油条。看见照片可把她高兴坏了，左看右看没个够。我们商定，把她的大照片让我们用一个礼拜，用完照片送给她。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广告，我们只是说大城市照相馆，都是把最漂亮的女孩照片摆在橱窗里。媛子犹豫了片刻，经不住两张十二寸大照片的诱惑，答应了。镜框一摆出去，果然效果不一般，照片拍的是矿区之花，人漂亮，照片更漂亮，立刻引起了轰动。我们的手艺得到了印证，生意一下红火起来。当天就拍了十七卷。这里的人确实有钱，有的一家人就拍一卷。忙不过来了，俺俩也做了分工，老伍拍照，我负责暗房洗印。

在新疆支边的上海青年合影大概是我们镜框展出的第三天，我熬了一夜洗完照片，大清早两个人正吃早餐，挣钱了，我们奢侈的买了两瓶凤尾鱼罐头，犒劳自己。推门进来三个小伙子，也不打招呼，拿起我们那个镜框看了看，又看了看我们，放下镜框走了，一句话也没说。俺俩凤尾鱼夹馍，吃的正来劲，来看我们照片的人多，也没在意。晚上拍照回来，招待所的值班阿姨和我们处的挺好，她说校长的老婆来找我们，留下话让我们去她家一趟。我们问有什么事，她说不清楚，只说校长老婆有点肚子胀，让我们说话注意点。肚子胀在当地就是生气的意思。我们有点摸不着头脑，想了想，这天高皇帝远的，还是少惹事为妙，就去一趟吧。中学校长也算个矿区名人，家很快就找到了，天已经黑了。我们敲门，开门的竟然是媛子。看见我们，吊个脸，招呼也不打，转身就进里屋去了。校长沉着脸，招呼我们坐下，就对媛子她妈说了句你说吧。她妈开口就说，你们是不是给我们家媛子拍了一张流氓照片。我俩一听就傻了，拍流氓照片？谁说的？说了半天，才知道是因为那张戴墨镜的照片。她妈也没见过照片，只是听人说，把她女儿拍成女流氓了。我们给她解释，在内地戴墨镜拍照很正常，她妈说只有电影上的女特务才戴墨镜，还披头散发。我们反复辩解，说我们没什么恶意。她妈不依不饶，说媛子他爸是校长，要顾及影响，你们还把照片放那么大，招摇过市，全矿区都知道了，唾沫星都喷到俺家门口了。俺俩真是有口难辩。大概看俺俩不像个坏人，又看了俺的单位介绍信。校长终于开口了，说算了，你们回吧，不要把照片再拿出来了。她妈还补了一句，说今天她哥带着几个人要去打你们，我死活硬挡住了。我想起上午来了那几个小伙子，原来是打架的，毕竟是年轻人，看了看照片，估计也不认为是流氓照，就走了。我们千恩万谢的走出了校长家。气不忿，我这辈子还没被人这么训斥过。这张照片的影响确实出乎我们意料，第二天大早就来了一群姑娘，七八个人都像是才洗过头，头发蓬松着，用手绢在脑后一扎。嘻嘻哈哈的，都说要看媛子那张女特务照片，她们也要照着拍。老伍的墨镜瞬间成了最时髦的道具。后来几天，几乎所有拍照的女性，都要戴着墨镜，来一张女特务的照片。

70、80年代的墨镜时尚大概是去校长家的第三天。一大早，老伍出去照相了，我洗完照片，把定影液冲洗完毕，就把镜框里媛子那两张照片取出来，因为照片用胶水贴在衬底的白纸上，我就把照片泡在脸盆里，想把背后的纸清理干净。房间里摆着五六个脸盆，全是我洗好的照片，我用烘干机开始烘照片。媛子一个人悄悄走进来，我看见她，也没有好气，说你妈那么凶，你也不出来替我们说句话。媛子嘴一撇，俺妈把我骂了一上午。我说你没给你妈说，照片是你要这么拍的。她笑了，说你怎么不说？我说，我怕说了你妈能打断你一条腿。她抿嘴一笑说，还够朋友。我烘着照片。她坐在床边，两条腿前后晃着，看着她那两张照片泡在脸盆里发呆。突然，她趁我一转身，从脸盆里捞出那两张照片，扭头就跑。我一回头，看见照片不见了，就追了出来。喊了声你站住。媛子站住了，转过身，手里拿着那两张湿漉漉的照片。俺俩离得有十米远。我说，怎么，还偷呀，你妈说这是流氓照，你还拿它干什么？她说，这照片上是我。我说，咱说好我们用一周，送给你，结果才用了两天，就被你妈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媛子咬着下嘴唇，犹豫了一下，说我的照片也不能留到你这儿。我说，俺俩差点被你哥打一顿，你还好意思来拿照片？媛子感觉好像有些理亏，突然说，那我撕了它。我年轻气盛，也上头了，说行，你撕了。媛子拿出那张全身照，看了看，又看看我，眼神有点哀求，眼泪都快出来了。看我无动于衷，她缓慢的用手把相片从腰身中间慢慢的撕了起来，我突然感到自己有点混蛋，不忍再看，扭头就往回走，临进屋门时我偷偷回望了一下，看见媛子像兔子一样飞快的跑了。晚上，我把这事给老伍讲了。老伍说你也太残忍了。你没看那天照片才洗出来，媛子手舞足蹈的样子，这肯定是她最好的照片了，而且十二寸，估计她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我说，他妈骂咱，她应该出来说两句，这张照片是她要这么拍的，如果咬死说咱拍流氓照，把咱赶出辉铜山，咱还不冤枉死了，人总得讲个理吧。老伍笑了，还爱好文学呢，就没有一点怜香惜玉。晚上，我睡不着，想着媛子那双祈求的眼神，估计这会儿把我恨得牙根发痒。睡到半夜，突然有了想法，胶卷底片还在我这，送给她，估计俺俩能和解。我把胶卷装进口袋里，跟老伍换工，他暗房洗印，我去拍照。我们已经在矿区声名显赫了，中午晚上都有人请我们到家里吃饭，不去还不行，还排起了队。俺俩也忙得不亦乐乎，却再不见媛子人了。

哈密矿区的蒸汽火车工会主席来找我们，说矿区组织的学习班干部去敦煌旅游，希望我们也能去，在敦煌给他们拍些照片。我是读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的，为艺术献身的敦煌第一任院长常书鸿是我的偶像。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辉铜山离敦煌不太远，当天能打个来回。一大早上了矿区包的公共汽车，发现媛子也在车上，见了我俩仿佛不认识一般，老伍直给我撇嘴。到了敦煌，大家排队要拍照，我把相机给了老伍，说我先抓紧参观，一会儿来换他。我喜欢美术，在莫高窟中流连忘返。突然发现不远处，媛子也是一个人在转。我怀疑她是等我，等她转进一个洞窟，我跟了进去。她转过身看见我，瞪了我一眼，说我替我妈给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笑了，我说那天把照片扯了吗？她用手比了一寸长，说扯了这么长个口子。我说，那天算我犯浑，逼你撕那么漂亮的照片，关键让你妈给骂糊涂了，这几天怎么不见你人了。她说，看你那个凶样儿，我怕你再追着我要照片。我从兜里掏出那卷胶卷说，这一卷全是你，底片给你吧。媛子接过胶卷，说其余的你也不给我洗一张。我说，你又没给我钱。媛子说，一看就是资本家。我也笑了，反正那时候的教育，无产阶级最革命，有钱人都是坏人，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我笑着，又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叠照片，全是六寸大的，她翻看着，眼都笑眯了，说这么多，我比资本家都阔气了。看完了她有点感慨，说还是戴墨镜那张最潇洒，这些照片我要保存一辈子了。有人走进来了，我们又装着不认识似的走了出去。那天回辉铜山的路上，在茫茫戈壁，我们看见了海市蜃楼。在天际真真切切的城市，全汽车的人都疯了一般，喊着叫着，为真的假的争论着，还去问司机，说你整天在这条路上跑，你说真的假的。司机笑眯眯的就是不回答。汽车在海市蜃楼中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这辈子我就见过这么一次，真是天地奇观。第二天我们离开了辉铜山。两周时间，我们在辉铜山挣了八百多块钱，成土豪了，腰杆硬了，心还被文学梦燃烧着。于是把照相的箱子存到了哈密。坐汽车翻越天山，来到巴里坤草原，骑马，探访哈萨克族的毡棚，喝当地人的奶茶，吃牧羊人的手抓羊肉饭，只有米和红萝卜，却没有羊肉可吃，疯玩了半个月。和新结识地质队员一块包饺子，老伍好好显摆了几天厨师手艺。地质队长也是个上海人，我们聊起了媛子，十七岁，没有实地见识过城市的上海姑娘。他说很正常，他工作在乌鲁木齐，妻子在上海，过着一年相聚十二天的候鸟生活。他说外国记者曾经很诧异，问毛主席，中国火车上为什么总是人满为患，中国人爱旅行吗？毛主席说，我们还没有解决牛郎织女的问题。后来，每想起这件事，总会想起轰轰烈烈的支援大西北，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那一代人，总觉的恍恍惚惚。和那次经历的海市蜃楼一般。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不知道媛子是否走出了那座矿山，走出了那片被戈壁封锁，精神封闭的桃花源，是否还保存着我们给她拍的那张有故事的流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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