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证论之一：从历代关于朔州地区的诗词作品推理诗词的兴衰及相关问题的考证

山西朔州王建中

　　诗作为一种产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文体，从早期的《诗经》、《楚辞》、《乐府》到唐宋时期各种诗体的成熟，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直在历史的天空中灿若星辰，最终在唐代走向鼎盛，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历史证据和精神财富。

从现有史料可知，先秦时期，雁门关以北地区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一直生活在阿尔泰山以东、河套以及阴山以北的广大地区。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在雁门外建城养马，故称马邑，并且将前来侵扰的匈奴人逐出河套驱赶至贺兰山脉以西。值得说明的是，蒙恬的建城养马只是为朔州留下一个地名，自秦之后，马邑城便不再用来养马，逐渐成为一个行政区域。

公元前121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在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设立“山丹军马场”，直至今天依然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马场。原因是河西走廊为汉与匈奴的对抗前线，而且西域大宛国盛产良种马，雁门关外的马匹由于体型较小，作为战马存在明显的劣势。

“汉初定，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善之”。这是《汉书·匈奴列传》中关于韩王信投降匈奴的记载，以至于发生了后来著名的“白登之围”。之后，韩王信被剿杀，周勃屠马邑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击陈豨，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絺。击韩信、陈豨、赵利军於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因转攻得云中守 、丞相箕肆、将勋。定雁门郡⼗七县，云中郡⼗⼆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肆。定代郡九县”）。南宋末年著名文学家、抗元名将文天祥有诗《常州》，引用的就是这个历史背景：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

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

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

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

此后，匈奴和汉朝之间的关系一直依靠和亲的方式维持，边境也一度安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汉武帝初期。匈奴人率先打破这份宁静，屡次进犯汉朝边庭，让汉武帝不得不采取诱敌之谋而进行剿杀，于是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马邑诱敌之谋”。

从“马邑诱敌之谋”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当时汉朝和匈奴的分界线并不在马邑和雁门一带，而是在阴山一带，也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马邑城才得以和平发展而逐渐富庶起来。

随后，汉武帝组织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其中卫青部出定襄郡（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霍去病出代郡（今山西代县）北上，直至将匈奴赶至漠北地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大戈壁以北地区），并在漠北大破匈奴。《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骠骑将军霍去病)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山，一说为巴彦淖尔西部狼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疑即今俄罗斯贝加尔湖、一说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附近）”。这场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的战线之长纵贯中国历史都是可以彪炳千古的，此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漠北和漠南进行，以至于汉元帝时陈汤在上书元帝时说“敢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

此后，匈奴政权西迁，匈奴与汉之间的矛盾也转移至河套以及河西走廊地区和天山一带。

汉武帝晚年，由于国力衰退，汉军赵破奴、李广利部被匈奴击败，匈奴又重新回到漠南地区，“漠南无王庭”的时代随之结束。雁门外又一次暴露在匈奴骑兵的铁蹄之下，但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至东汉后期，匈奴一直成为汉朝北部边陲的主要民族矛盾，一直在和亲和战争之间轮回交替。这段时间内，诗对于边塞地区的描写相对较少，其中主要原因是诗大多出现在乐府之中，而一般诗歌作品也不用来反映边关状况。

三国及魏晋时期，由于匈奴内部矛盾导致势力衰弱，南匈奴最后一任单于呼厨泉被曹操击败。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呼厨泉单于率领诸王入朝，被曹操扣留（《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其后，曹操把南匈奴之众分为五部，即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万余落（户）居太原故兹县（今山西汾阳）；右部约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约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约四千余落居新兴郡九原县（今山西忻州市忻府区）；中部约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交城县） ，并从此改为农耕生产，逐渐被汉化。 然后北匈奴再度西迁。从此，威震一时的匈奴势力基本上走向没落。

与此同时，由于“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以及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等人对诗所作的贡献，使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而产生了陶渊明、谢灵运、江淹等优秀诗人，并且开创了田园诗和山水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时代几乎使中华文化遭受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最黑暗的时代，被后世成为“五胡乱华”的五胡十六国。

西晋时期，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而国力衰弱之际，陆续建立数十个非汉族政权。这些政权主要有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但事实上五胡是西晋末各乱华胡人的代表，数目远非五个。

百余年间，北方各民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国家达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在此期间中华文化遭受严重摧残，反映雁门一代的诗作几乎绝迹。只有位于长江南岸的东晋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延续着中华文化的命脉，但也被随之而来的宋齐梁陈所替代，与前期的东吴统称“六朝”。

公元386年，北魏统一北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南北朝，南朝的宋齐梁陈要比北朝晚一些（420年）。

由于北魏的统治者鲜卑族人口较少，而且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社会制度落后，仍处于奴隶制阶段。如果以这样的状态去统治人口、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都领先于自己的民族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时的社会矛盾非常突出，随时有可能再次陷入战乱之中，中国社会面临一个生与死的抉择。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完全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所幸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出了“穿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与汉人通婚以及推崇儒学、采用汉封建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政治及文化汉化措施，首先带头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并克服重重困难将首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这一举动不仅及时挽救了中华民族以及文化的命运，而且也为后来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树立了榜样，同时实现了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融合。各种语言的融入为诗补充了新鲜的血液，也为随之而来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了北方一直战乱不断，汉乐府中的《木兰辞》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是以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为背景的诗歌作品。

而后，随着北魏“以汉治汉”方针的进一步深化，中华文化不仅没有走向衰落，而且得以空前繁荣，同时边塞诗体也诞生在这一时期。以至于在随后的隋唐时期把诗歌推向了高潮。

隋唐时期，由于边塞诗体的兴起，反映边关战争题材的诗作开始增多，主要原因是边防的动荡和民族间尖锐的矛盾所致。

晚唐之后，由于“儿皇帝”后晋高祖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于辽，雁门关以及关外的云州、朔州、应州等地被辽、金控制长达近两百年之久。随后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而此时长江以南地区在短暂的和平中得以发展，北方文人大多为躲避战乱而南下，为诗词的发展尤其是词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形成了两大中心。一个是以李璟、李煜、冯延巳等为代表的南唐；另一个是以孟昶、韦庄等为代表的后蜀。期间主要18人为代表的作品收入《花间集》。

终于，中华大地又一次迎来了宋朝这个相对统一的时代，但是由于宋代文人待遇优厚，安于现状，从而产生了重学问、轻实际的文化氛围，内容也以表现生活为主，这是宋代诗词的时代特征。再加上宋政权的一步步南迁，所以在宋代以雁门、马邑、朔州这些边关地区为写作背景的诗词越来越少。

公元1125年宋金联合灭辽，随后金国背弃“海上盟约”于第二年开始攻宋。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南宋政权被迫迁移至长江以南。从此长江以北地区为金统治达百年之久，与后来的元合称“金元时代”。这个时期北方诗人的作品被标记为金代，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南宋已经对雁门关一带长时间失去控制权，所以以雁门关为背景的诗句很少为南宋诗人所作。

　 宋代以后描写朔州的诗词体量是最大的，究其原因，这是与当时政治中心的北移和雁门关内外实现政权统一所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由于女真、蒙古等政权实行以汉治汉的政治方针，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但由于元代蒙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和明代政治对文化的高压政策，使中华文化遭到了极大的伤害，尤其是明代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文字狱使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摧残。再加之戏曲、小说的等多种主流文学体裁的兴起和“八股文”的大肆推广，导致了诗词逐渐走向衰落。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先生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自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市）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城，而朔州地处北京永定河上游，也因此相对提高了统治者对朔州这片土地的重视程度。其中明代为了抵御后元蒙古人的侵扰，重新修缮和加固了内、外长城，现存的雁门关城墙以及朔州广武长城段均为明代所修。北元政权失败后，大多数蒙古部落独立起来，分裂为两大势力——鞑靼和瓦剌。由于生活物资的匮乏，鞑靼用武力逼迫明朝廷开放边境贸易，并归附明朝统治，使北方边境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空间。

再加上明代从事写作人数大幅度增多，明代诗词作品存世量以及描写雁门关一带的诗词作品也大量增加，但是由于“程朱理学”思想的极端深化和文字狱的盛行使思想消极，言论压抑而导致作品质量普遍呈下滑趋势，这也是明代诗词的典型特征。

清朝的建立使中国的疆域进一步统一，虽然在后金政权入关的初期，雁门关外广大地区的汉族人口遭到了血腥屠杀，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朔州志》：“城破，悉遭屠戮”，“王师致讨，大兵临城，玉石俱焚，家破人亡、荡然一空”。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但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步稳固，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融合使中原各地区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贸易量增多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以及清中、后期商业高度发展等因素，雁门关外的社会状况逐渐稳定，人口得以恢复并迎来了一次空前的繁荣。同时诗词也迎来了又一次高峰，被称为“诗词中兴”。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以言夫词，清代固有作者，驾元明而上” 。清代词体复兴，是在元明两代衰微的基础上重新繁荣的。清代诗词的水平就作品数量而言，大大超过宋代，同时在理论和艺术技巧、细微功夫方面也有所发展，但作品的整体艺术水平与思想深度远不及宋人的境界。

　　由于马邑一直为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的衔接地带，所以与雁门关、玉门关、阳关等地就一起成为边关的代名词，均称为“塞上”或“塞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带有雁门、马邑的诗句。

历史上最早有关马邑（朔州古称）的诗句是南朝时期南梁人何逊的《见征人分别诗》 ：

凄凄日暮时，亲宾俱竚立。

征人拔剑起，儿女牵衣泣。

候骑出萧关，追兵赴马邑。

且当横行去，谁论裹尸人。

其实南北朝时期，有关马邑的诗句已经为数不少，而这一首最具有代表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些有关马邑的诗句。

“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唐·韦应物《杂曲歌辞·突厥三台》）。

“潜军度马邑，扬旆掩龙城”。（唐·窦威《出塞曲》）。

“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唐·皇甫冉·春思）。

“马邑深忧形谏墨，鸾台宁徙耻书黄”（宋代·方大琮·挽赵南塘·晚起苏公以礼郎）。

“轮台诏下苍生慰，马邑诛先白骨寒。”（明·彭年·庚戌秋书事·汉皇神武即周宣）。

“季夏边草衰，胡鹰方学习。角弓得风劲，射猎向马邑”。（清·屈大均《马邑辞·其一》）。

“南朝汉儿好，一一用交鎗。短兵入弓矢，我尽失所长”。（清·屈大均《马邑辞·其二》）。

“何日功成还马邑，双倚枇杷花树立”（清·陈维崧·本意和倪云林原韵）。

“蹶尽霜蹄，休再问、龙城马邑”。（清·陈维崧《满江红·三用回韵与几士兄言怀并示珍百云臣竹逸诸同志》）。

“初闻马邑谋，遽作珠崖弃”（现代·徐震堮· 寇氛日亟分校有迁闽之议）。

从以上作品来看，基本上都是以反映边关战争的边塞诗，均为“重意轻境”的写法，写作背景大多与实地无关。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期，马邑城和雁门关与多个边关的地名一起成为一个诗词表现的符号而并非实指。可见马邑当时的影响力之大，但是现代随着诗词文化的逐渐衰落以及和平年代战争题材的缺乏，马邑这个地名才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眼。

历代诗词中以朔州为背景的不仅仅是“雁门”、“马邑”这两个名称，而且还有“代北”、“塞上”、“塞下”、“桑干”等称呼。

“代”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商周时期的代国，位于今河北省尉县，现存有“代王城遗址”。

公元前475年，韩赵魏三国分晋后归赵国，位于今山西代县附近，依据参考《史记·赵世家》：赵襄子“北登夏屋，请代王，即此”。而夏屋山就是位于今代县东北和句注山相接的草垛山，为山西北部险要之地，部分位于今山阴县境内。明代江源有诗《望夏屋山在代州东三十里》：

夏屋崔嵬四面开，攒青飞翠望中回。

何人当日操铜斗，曾向山中灭代来。

“代北”这个称呼最早出自《山海经》，一般泛指汉、晋代郡和唐以后代州北部或以北地区，今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

“代北”这个地名出现在诗中应该最早的是隋代薛道衡的《昔昔盐》：

　 垂柳覆⾦堤，蘼芜叶复齐。

　 ⽔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织锦窦家妻。

　 关⼭别荡⼦，风⽉守空闺。

　 恒敛千⾦笑，长垂双⽟啼。

　 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

　 ⼀去⽆消息，那能惜马蹄。

唐朝初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的崛起，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雁门关外一度属于突厥的势力范围；五代时属后汉；北宋时属契丹辽地，而关内则在“澶渊之盟”签定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属北宋。唐宋时期描写雁门关及关外的诗词作品大量出现了“代北”这个称呼，其中的原因大概与当时的政权范围有关。例如：唐代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诗：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

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而此后代北出现在诗中更是数不胜数。 例如：

“代北天南尽成事，肯将心许霍嫖姚”。（唐·曹唐《奉送严大夫再领容府二首》）。

“代北几千里，前年又复经。”（唐·赵嘏《杂曲歌辞·昔昔盐·前年过代北》）。

“代北鸾骖至，辽西鹤骑旋”。（唐·王勃《八仙径》）。

“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唐·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

“代北偏师衔使节，关中裨将建行台”。（唐·李商隐《漫成五章》）。

“登山窥代北，屈指计辽东”。（唐·李峤《饯薛大夫护边》）。

“部曲皆相吊，燕南代北闻”。（唐·王昌龄《塞下曲四首》）。

“竟埋代北骨，不返巴东魂”。（唐·白居易《过昭君村》）。

“削成山东二百郡，气压代北三家村”。（宋·苏轼《雪浪石》）。

“代北初辞没马尘，江南来见卧云人”。（宋·苏轼《赠清凉寺和长老》）。

“代北寒荠捣韭萍，奇苞零落似晨星”。（宋·苏轼《次韵曾仲锡承议食蜜渍生荔支》）。

“代北诸生渐狂简，床头杂说为爬梳”。（宋·苏轼《次韵子由送蒋夔赴代州学官》）。

“拥旄代北随飞雁，顿足江东有卧麟”。（宋·苏辙《次韵子瞻相送使胡》）。

“持辔趋代北，妄意希名马”。（宋·梅尧臣《行吟二首》）。

“代北有角端，能通诸国语”。（宋·白珽《续演雅十诗》）。

“江南盛郁蒸，代北纷霰雪”。（宋·晁补之《感遇十首·次韵和黄着作鲁直以将穷山海迹胜绝赏心晤为韵》）。

“燕南落日车分辙，代北春风酒满钟”。（金·朱自牧《过浑源留别田仲祥同知节使》）。

“延之终代北，范粲车上槁”。（宋·陈造《和陶渊明二十首》）。

“代北胡儿富羊马，江南奇士出菰芦”。（南宋·陆游《醉题》）。

从以上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代北不仅指雁门关以北地区，而且代指山西北部以及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

除此之外，还有 “塞上”或“塞下”作为边塞诗中的常用名词，指的是长城东起辽东西至玉门关的万里长城所有的关塞、隘口。历代边塞诗出现频率较多的地域为辽东、蓟门、交河、玉门关、雁门关等地段。 例如：

《塞上曲》（唐·王昌龄）

秋风夜渡河，吹却雁门桑。

遥见胡地猎，鞲马宿严霜。

五道分兵去，孤军百战场。

功多翻下狱，士卒但心伤。

《塞上曲》（唐·周朴）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

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

《塞上曲》（唐·常建）

翩翩云中使，来问太原卒。

百战苦不归，刀头怨明月。

塞云随阵落，寒日傍城没。

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

《塞上曲》（明·郑旦）

西望山前落叶秋，桑乾水上行云愁。

笳声晓夜吹城楼。胡骑直过新聚落，吴儿初识古云州。

当然了解朔州一定还离不开桑干河，朔州位于桑干河上游，也是边塞诗描写的必不可少的题材之一。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桑干”这个地名出现在诗词中的频率，并分析它与朔州之间的关系。

资料表明，“桑干”河自隋唐以后称“桑乾”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汉字改革改为“桑干河”。关于“桑乾”何时出现在诗中的问题，一般被认为是唐代诗人刘皂所作的《旅次朔方》（一作贾岛）：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其实早在隋文帝时就有“桑乾”出现在诗词中，也是现今发现的最早出现“桑干”的古诗，这首诗就是隋代诗人薛道衡的《出塞·一》：

高秋白露团，上将出长安。

尘沙塞下暗，风月陇头寒。

转蓬随马足，飞霜落剑端。

凝云迷代郡，流水冻桑干。

烽微桔槔远，桥峻辘轳难。

从军多恶少，召募尽材官。

伏堤时卧鼓，疑兵乍解鞍。

柳城擒冒顿，长坂纳呼韩。

受降今更筑，燕然已重刊。

还嗤傅介子，辛苦刺楼兰。

历代有关桑干的诗句可以说数不胜数，描写的一般为雁门关以北、河北北部以及北京蓟门以北的地区。例如：

唐·李益《幽州赋诗见意时佐刘幕》

征戍在桑干，年年蓟水寒。

殷勤驿西路，北去向长安。

宋·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渡桑干》：

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

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

穹庐雪落我未到，到时坚白如磐陀。

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

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

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旆一返无由还。

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

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

以上诗作从内容便可以确定写作背景为桑干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但同时也有大量作品与朔州或者雁门关以北地区有关，例如：

唐·雍陶《渡桑干河》

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

今朝忽渡桑干水，不似身来似梦来。

唐·杨巨源《太原赠李属侍御》

路入桑干塞雁飞，枣郎年少有光辉。

春风走马三千里，不废看花君绣衣。

唐·贺朝《从军行》

朔胡乘月寇边城，军书插羽刺中京。

天子金坛拜飞将，单于玉塞振佳兵。

骑射先鸣推任侠，龙韬决胜伫时英。

闻有河湟客，愔愔理帷帟。

常山启霸图，汜水先天策，衔珠浴铁向桑干，衅旗膏剑指乌丸。

鸣鸡已报关山晓，来雁遥传沙塞寒。

直为甘心从苦节，陇头流水鸣呜咽。

边树萧萧不觉春，天山漠漠长飞雪。

鱼丽阵接塞云平，雁翼营通海月明。

始看晋幕飞鹅入，旋闻齐垒啼乌声。

自从一戍燕支山，春光几度晋阳关。

金河未转青丝骑，玉箸应啼红粉颜。

鸿归燕相续，池边芳草绿。

已见氛清细柳营，莫更春歌落梅曲。

烽沉灶减静边亭，海晏山空肃已宁。

行望凤京旋凯捷，重来麟阁画丹青。

明·沈炼《寄冯敬叔》

同作他乡客，嗟余更滞留。

关山明月夜，边塞白云秋。

汉阙孤臣梦，胡笳万里愁。

桑干河水近，知是忆并州。

其实以桑干河以及雁门关以北地区为背景的诗词作品还有很多，但是数量最多的还是我们如今无法确认写作地或者写作背景地。这就说明，桑干这个地名早已成为一个地域的代名词和文化符号，成为桑干河沿岸城市的共同文化资源。虽然我们依然有必要去探讨这些诗词背后深层次的东西，但我们更有必要把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些文化资源去推广和弘扬，从而提高我们桑干河流域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