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杜鸿林2022年8月1日（星期一）晨</p><p class="ql-block">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我老娘家门上方挂着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一块牌子——《光荣之家》。我父亲解放前夕毕业于北平艺文学校高中部，这所私立学校建于1925年，1952年更名为北京28中学，校址离天安门、中山公园、故宫、中南海近隔咫尺，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叫董德福。我一直不清楚我父亲是何时参军的，他病逝后，看了他的日记才知晓。1950年9月，他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天津市委保送入伍，和他一同入伍的还有那位董叔叔。在那个年代，高小毕业生都算是知识青年，何况是高中毕业生呢。父亲被分配到华北军区速成中学当教员，定了个排级干部。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此前，父亲和董叔叔一块要求入朝作战，结果父亲因高度近视，未被获准，董叔叔入朝做电讯工作，回国后，他转业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武装部当部长。当我到了会填写表格时，在家庭出身一栏我总是充满自豪地、一笔一划地写上“革命军人”，后来写的是“革命干部”。</p><p class="ql-block">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越来越趋向于以人的家庭出身划线。我父亲参军时，我爷爷在老家被划为中农，我姑姑年纪轻轻也入了党。没想到，划分成份的标准有了调整，这一调，我爷爷晋升为“经营地主”。何谓“经营地主”？我爷爷老家有21亩地，他和我父亲都在天津和北京，家中没有男劳力，于是就雇了同村的一位姓常的远亲当雇工，雇长工，哪怕是雇了一位，那也是固定地剥削人。</p><p class="ql-block">我父亲有个梦，那就是四个儿子都能成为军人，我们哥四个何尝不憧憬这一梦想。由于父母的家庭出身高了点（我母亲家庭出身比我父亲家庭出身还高级——大地主），我们弟兄四个没有一个圆了这一梦想。1965年夏，兰州军区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即十三师来天津找人，十六岁的大哥杜鸿儒看重了“军兵”二字，当个“二八路”也行啊。大哥是天津四十五中1966年应届初三毕业生，他已经感受到父母家庭出身带来的重负，急于脱离这个环境和氛围，于是，他去了宁夏平罗西大滩，就是现在的沙湖景区一代。在贺兰山下，一干就是14年。到了老年，一提起自己的经历，大哥总是不无骄傲地说道：我在宁夏兵团十三师干了14年！</p><p class="ql-block">1968年夏，我的初中二年级的同班同学李宗汉应征入伍，到了海南岛一个叫金鸡岭的海军雷达站。我眼睁睁目睹一身戎装（就差领章帽徽）的宗汉，艳羡以极的同时心中涌起对父母家庭出身的怨恨。我初中两任班主任高泰华老师和周鸿赋老师的家庭出身均是资本家，他们很是体恤我的心境，特意安排我做班主席。宗汉当兵走后，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津找人，周老师极力向工宣队推荐我，十七岁的我这次满心知足地穿上了约等于国防绿的兵团战士服，1968年10月7日，我和我的百余名同学登上了开往黑龙江的列车。记得那几天一直阴雨不断，可我的心境异常欣喜。</p><p class="ql-block">到北大荒第二年，中苏边境军事对峙情势吃紧，我所在的四师三十三团五连，许多根红苗正的知青进了武装值班连队，我的同班同学路卫生、周永和、韩广华杠上了步枪，奔赴珍宝岛五林洞一带和正规军协同战斗，我感到落寞万分。万没想到的是，就在路卫生他们加入武装值班连队后不久，一天傍晚，我和连队卫生员、哈尔滨知青于志满被叫到连部，上了热特的车斗，一路颠簸，到了团部迎春镇的总库，在总库的开阔地，许多知青聚集在月光下。我和于志满被分配到团武装值班二连。我被这突如其来、料所不及的美事给打懵了！哇，这下子“屯垦戍边”占全了，真得能和中国人民头号敌人——苏修帝国主义新沙皇做面对面的斗争，我父亲该是多么为我骄傲啊，他老人家当年没能入朝和美国佬面对面地大干一场，今天，他的二儿子有了和苏修佬真刀真枪地干仗的机会，父愿子还，天意也。</p><p class="ql-block">第二天一早，战友们列队出早操去了，我被单独留了下来，还是那辆热特把我拉回了五连。连领导给出的理由是，鸿林你是养蜂员，王洪春师傅就带了你一个徒弟，你走了，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人，眼看蜜期到了，还真离不开你这个好帮手。我听了，觉得也是这个理儿。我从这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中慢慢醒悟过来：哪里是养蜂场需要我，分明是组织上觉得我的政治条件不够，父母的家庭出生，加之我父亲当时没有平反落实政策，送我这样的知青去扛枪到反修最前线，是有政治风险的。留在团武装值班二连当卫生员的于志满，返城后到哈尔滨一家水泥厂医务室工作，英年病逝。提起值班二连，我的脑际就浮现志满那敦敦实实的身形和憨厚的笑容。</p><p class="ql-block">我被打回五连后不久，正规军来招兵了，幸运之神爱上了连队卫生员、上海知青朱志耀。志耀原本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高矮适中，穿上那身正牌的国防绿军装，那叫一个英俊。我只有眼热的份儿，深知，我的参军梦就此破灭了。我手机的图库里珍藏着志耀在部队是的照片，我敢言，那个英俊劲，潘安长得什么样，俺不得见，不好比，反正比唐国强年轻时的戎装照强！志耀复员回到上海，在卫生系统做老干部工作。我常去上海和五连战友聚会，志耀他们也抽空到天津来，我和他一见面，总拿当年他参军，从“二八路”华丽转身为正规军说事，可见，这件事对我神经的深度刺激有多么强烈。</p><p class="ql-block">我大弟杜鸿斌，名字里有个“斌”字，文武双全的寓意。1969年秋，十六岁的他到晋东南的潞城县插队，被选树为潞城地区知青模范，当上了民兵连连长，这也算和“兵”字挂上了钩。我老弟杜鸿德赶上了好时候，父亲得到了落实政策，安排了公职，父母的家庭出身也不再那么卡脖子，几个哥哥政治表现上好，老弟无障碍地加入了人民警察队伍，刑侦、经侦、派出所、政法委，几个岗位都干过，多次立功受奖。军警不分家，老弟当上了人民警察，也是对我们父子两代从军梦的一个补偿。</p><p class="ql-block">当兵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艰难险阻的当口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我在写1978年知青大返城这段历史时，总要与当时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相比较。在那场罕见惨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官兵绝大多数和知青的年龄相仿，其中肯定有由知青而入伍的年轻人。知青返城后的处境固然艰辛，但献出性命那是极小概率的事，而在那血腥的战场上，随时有年轻的战士献出年轻的生命。我曾专程到过黑龙江省宝清县的烈士陵园，那里埋着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牺牲的英烈的骨灰，面对那一座座无言的墓碑，我留下无声的泪水。当我每每在屏幕上看到麻栗坡烈士陵园那座座墓碑时，看到烈士的父母、战友在墓前吊唁的场景，我总是泪流满面。“我真地成了一名军人， 我在战场上会怎样呢？就那么肯定自己不当逃兵吗？”越是这样追问自己，我越是对那些经过战火考验的军人由衷地钦佩。</p><p class="ql-block">大约是在1990年，我所做机关来了几位转业军官，其中一位叫刘贤勇。贤勇兄从天津参军，参加过抗美援越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从空军某部气象处处长岗位转业。贤勇兄为人耿直，办事干脆利落，有时和地方机关办事路数不同。一次他处理一个报件，因为时间紧迫，他自己做了处理，这令一位领导发了火。贤勇兄站在那里，低着头，听那位领导斥责。贤勇可是堂堂的上校军官，而且不是那种靠老子、白吃饱的混子，那是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军人。何况他没犯什么大不了的过错，无非是没有及时汇报请示，伤了这位领导的颜面。我当场表达了对这位和平时期成长起来、从没上过战场的领导的不满，请那位领导不要如此粗暴地对待军队转业干部。贤勇兄事后对我表示感谢，并问我为何替他说话。我直言道，这是我对军人崇敬使然。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时常捉对畅饮，更多的时候，他在闷酒。他得了癌症，是喉癌，住进了天津肿瘤医院。我和部干部处的杨大姐（部队文工团转业）前去探望慰问，贤勇兄挣扎着坐起来，我看到他的双脚已经肿得相当厉害，“男怕穿鞋，女怕戴帽”，想到这句俗语，一股不祥之感漫上心头。他勉强抬起头，向陪床的夫人（也是部队转业，大校军衔）介绍说：这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好朋友。没过几天，贤勇兄驾鹤西去。我能体察到，贤勇兄转业到地方，一时不怎么适应，故而，他内心挺急，影响了心绪，等他渐渐找到适应的路数并作尝试时，命数却没有给他留下完全适应地方的机会。</p><p class="ql-block">军人情结浓重的我，军人梦未圆的我，非常爱唱部队歌曲，不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当过兵。我也非常乐于与军人和有过部队经历的人交往，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更是如此。精力不济了，人际交往量不断做减法，重在交往质量，但军人和有过军队经历的朋友没有减少。和这些人深度交往的心理基础是钦佩，是服气，是心安，是互信。</p><p class="ql-block">本来是想以“八一——我们父子从军梦”这个话题作为《聊聊书生气儿之三》的引子，铺垫几句，就言归正传，不想一写就长，这分明是又犯了书生气儿。就此打住，下篇接着“书生气儿”这个主题写，我在此向毛主席保证，绝不跑题儿！</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