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兵的回忆一一冯贞自述

珍尔

一个女兵的戎马生涯一个母亲的一生故事婆母冯贞的口述回忆录是留给后人的珍贵礼物它再现了战火中的青春和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我出生于1928年。老家是河北省灵寿县西湖社村。在我五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生日是哪一天，填表的时候就写成了12月31号。 我有一个大姐叫冯振华。还有一个大哥叫冯振刚，他与大姐是同一个母亲。二哥冯富祥与我是同一个母亲。他参军以后随部队南下，到了湖南长沙工作，担任过湖南的标准计量局局长。 我至今想不起来母亲长得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是否有心脏病。那年我刚5岁，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们同睡一盘大炕，我睡在前炕，姥姥睡在后炕，半夜只听见姥姥慌慌张张地推我：“快起来，快起来，别睡了。你妈不行了！” 只听见姥姥带着哭腔，用悲伤的声音对母亲说：”你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吧，看看你那苦命的孩子们吧！“ 那时候，我还不懂“死“是什么，更不知道妈妈的死对我意味着什么。 母亲死后，我们跟着姥姥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七八岁的时候，后妈进门了，她又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妹妹，两个弟弟，最小的是弟弟。后来都夭折了，前两个是因为出麻疹和天花，病死了，最后一个是死在日本人扫荡的时候。 记忆中，我在家里每天都要下地拾柴火，捡高粱秆儿，帮忙做饭。那时候做饭是用一口大锅，下面要拉风箱，烧的是杨树叶和高粱碴子，苞米碴子，所以每年春夏都要到山上去刨草和白蒿，割草，捡树枝，拿回来晒干作为燃料。吃的是掺了红薯叶和杨树叶的糠窝窝头和高粱窝头。 每当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我们就跑到野地里。大概是1938年或1939年，只听见炸弹和机关枪经常响起。成天担惊受怕，有一次爬在地里，轰炸过后，我头脑有点不清醒，就问二哥我是死了还是活的。只听到二哥说，别吭气，你在那儿趴着吧。 小时候我只上过两年小学，当时学校在一个破庙里，一年也上不了两个月的学。还记得识字课本上写着：”步枪长，马枪短，打敌人是一样的。爸爸是工人，加入工会，妈妈是妇女，加入妇救会，儿童要加入儿童团“等等。 1941年秋天。日本人经常来扫荡。村里组织了妇救会，动员大家做军鞋，不做亡国奴，开荒种地支援前线。当时我们儿童团员在山上站岗，有情况就向山下摆手。 有一次敌人包围了村子，我们发现时已经晚了，跑不出去了，我身上装着一颗手榴弹，跑到一个老乡家，他家有三个儿子都是自卫队员，只剩下他父母在家里。 他父母看到我，就招招手说，姑娘快进来。我跑进里屋，窗户都被砖垒起来了，屋里很黑，我爬到床根下，把手榴弹的拉环套在手指上。我想，要是日本鬼子进来，我就拉弦儿，和他们同归于尽。 但因为屋里漆黑一片，日本鬼子没有看到我也就没有进来，只听到鸡鸣狗叫。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我出来一看，日本人把老两口都绑走了。 还有一次我躲在高粱地里，日本人就从我身边走过，幸亏没有发现我。 日本鬼子相当残暴，那一年我二舅和他的儿子都被日本人杀了。他们把跑不动的老太太也会撂到井里淹死。我的一个表哥被他们抓到满洲，后来又自己偷偷跑回来。家仇国恨，所以见到日本人我就恨得牙根痒。 因为我是后妈，在家里也没有好日子过。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躺在一个柴草棚里，喉咙里像着了火一样，也没人管我。我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幸亏二哥给我端来一碗水，救我活了过来。 后来大哥和二哥都当兵走了，二嫂也去了部队，老家只剩下一个姐姐（她儿子后来在灵寿县水产公司上班）。 我也想去当兵。1942年，我14岁那年，听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的本部驻扎在牛庄。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我一个人从家里偷偷跑了出来，去找部队。 我摸黑一连走了好几个村子，连一个问路的人都找不到。走了100多里地，又累又饿，好容易才找到部队，人家嫌我小不愿收我。后来多亏了在部队的二哥为我说情，才把我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女生大队的被服厂。每天的任务除了出操，唱歌搞宣传以外，就是手工做军装。 被服厂有个女队长叫苏青，是个老红军，才30来岁，已经是长征干部，打仗指挥很有一套，晋察冀报纸上还表扬过她，说她背上小孩打仗领着部队转移，很勇敢。 当时我在连队是年龄最小的，听说要挑选一批干部往延安送，我也想去，但是队长说你还太小，去延安要过许多封锁线，太危险了。 正好这时我大哥从抗大毕业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来了。队长就和他说，你妹妹要去延安，让不让？我哥说，她想去就去吧。 那时一心想到延安去上学，于是就跟着部队出发了。 从1943年5月出发，1000多人的队伍在路上走了好几个月，到达延安时剩下已不到500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被抓走了。 记得过同蒲铁路的时候碰到敌人，怕被发现只好又返回来，第2次才过去。 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见过铁路长啥样。我一直以为铁路会很高，要爬上去才行。过铁道的时候，我把脚给陷到里面拔不出来了，队长说使劲儿拔。 过河的时候水淹到大腿根处，衣服也来不及脱。裤子上还滴着水，又传来口令，要原地休息。 有一次，想通过一个叫马营的村庄，却因那里有敌人的封锁线，只好从摩天岭绕过去。摩天岭海拔很高，山上还有雨雪，带路的老乡都穿着皮大衣，我们却穿着单衣服，每人发两个土豆，过山的时候土豆都冻成了冰疙瘩。 上山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拽着马尾巴走，实在太累了，拽着马尾巴走着走着就快睡着了。 路上只要碰到有敌人的岗楼，看见透着灯光，我们就要走很远的路绕过去。路上累得走不动了，也不敢坐，因为一坐下就起不来，有的人刚坐下就冻死了，护送我们的武装战士在一夜之间就冻死好几个。 好容易在山下找到一点吃的，刚要吃，敌人来了，把村子包围了，指导员说赶快集合，于是大家冲出去，一口气跑了五六十里地。 好容易爬到山顶上，又听见机关枪响。走在我前面的人，有的倒下了。我身后不知谁推了我一把，我赶紧爬下，就地打了一个滚儿，就滚到了山下。后来才知道，走在我后面推了我一把的那个战士也中弹牺牲了。指导员从山沟里找到了昏昏沉沉地躺在草丛里的我，他说，我们还以为你也牺牲了呢，你这个小鬼，还挺机灵的。 排长指导员对我很好，说这个小鬼年龄最小，我们带着她吧，我一路咬着牙紧跟着没有掉队。 有一天我突然打摆子发起了疟疾，烧得迷迷糊糊。我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我实在走不动了。听到指导员在说，不行，拽着她也得走。 有一个大姐有经验，从老乡家买了几颗生鸡蛋，一路上喂我喝下，我又喘又咳的，喉咙就好多了。一路上都是别人替我背着背包，我越是心情紧张打摆子就越严重，指导员对我说，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兴县过了黄河就好了，坚持一下。 过了黄河，经过米脂时，那里驻扎着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乱跑。经绥德，过十三里铺，又走了好多天，总算到了延安。这时候已经是七八月份了。我们这支部队没有解散，被单独编队分到中央党校一部。 在延安我第一次碰到了彭真的秘书，他的媳妇叫彭加兰，与我哥哥熟悉。 到延安以后，部队安排我到离瓦窑堡20里地的镇上杨家院一家地方完小去学文化，有时候还排戏，搞卫生，做宣传。 1944年在瓦窑堡时我才16岁。我很看不惯那些早早结婚的人，要求去保育院工作。我一点儿也不想结婚谈恋爱。一心只想着上学，当个好战士，将来做个指挥员。 但当时延安部队里男的多，女的很少。我们女生队里的好多学员当时也不想结婚，但都被老干部们先后相中，抢走了。也就只好成家了。 当时我经常去政治处主任家帮忙看孩子。有一天，主任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个人吧，你先了解了解，谈一谈再说。要不然问的人太多。 我觉得自己年龄还小，根本不想谈恋爱。但又一想，身边追求的人太多压力也大。有的老干部年龄悬殊我也不愿意。主任介绍的这个人是从贺龙中学出来的，在政治部工作，比我大不了几岁，也有文化，就同意了。 于是在1945年，就是日本人投降那年8月份，我就在瓦窑堡和杨忠信结婚了。同年入了党。这一年我17岁。 第2年，我的大儿子出生了。我们为他起了小名叫冀晋，意思是河北人和山西人的后代。 刚满18岁的我，感觉自己还像个孩子，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却当了母亲。整天手忙脚乱。再加上当时战争年代环境很糟糕，所以日子过得很苦。 部队要不断的行军打仗，女人带个孩子就更苦。常常要背着孩子行军赶路，还要一路上捡柴火做饭喂奶。那时候连小孩子的尿布都成了大问题。幸好有战友们帮忙。大家把旧衣服贡献出来，撕成了尿布给我。 1948年，我在晋绥边区离石县大武镇参与搞土改。那年9月，贺龙中学和陕甘宁晋绥步兵学校合并。我们随贺龙中学从山西又转战到陕西西安。我们所在的部队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就驻扎在西安附近的王曲镇。这里曾经是原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营区。 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匪患猖獗，部队又要奉命进军大西南，从西安前往四川。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二儿子出生了。 刚出生的婴儿没有奶吃，当地的村干部热心给牵来一只奶羊。可是部队马上就要转移了。我总不能一路上抱着婴儿牵着奶羊去行军打仗吧？更何况身边还有一个刚满三岁又十分淘气的大儿子需要人照顾。真是愁死人了。 于是托了当地的村干部，在驻地附近四处给我物色奶娘，听说村里有一个叫郭新芳的妇女，孩子刚刚夭折，有奶无儿。村长就主动上门动员她给我的孩子当奶妈。说好了每月以2袋面粉作为奶费。部队派了人將500多斤面粉装在小平车上先送过去，作为头7个月的奶费。村里有人看到了，羡慕地说，这家人发财了，一车面粉呀！ 其实，人家同意收养我们的孩子也是担了很大风险的，当时政局不稳，当地村民就有人说，可不敢收养共产党的娃，万一哪天国民党打回来，是要掉脑袋的！ 幸好奶爹孙志聪和奶娘郭新芳都很善良。说共产党是为咱穷人打仗呢，娃儿虽然小，也是一条命呢，咱不能不管。 为了让我们放心，村干部还主动当了中间人，为我们作担保，村长孙善信和农会主任孙志喜找来一张宣纸，让教书先生用毛笔正楷书写，写下了一式两份寄养字据。 在中间撕开的中缝上，还竖写了一行字：出奶小孩之证据。说以后不管是谁来接孩子，必须把两份字据严丝合缝地对上，才可以接走孩子。字据底部，还盖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的朱红方印。 这张珍贵的寄养合同，字迹书写工整，用词严密规范，丝毫不亚于现在的正规合同，多年以后我们还一直保存着，成为一份珍贵文物。 就这样，刚出生四个月的二儿子就留在了西安王曲镇。部队开拔那天，我一步一回头地流着眼泪，无奈地离开了。这骨肉分离的痛苦，真是撕心裂肺！ 刚出生不久就寄养在西安的二儿子 奶娘抱着二儿子的留影 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想起孩子，我就会流泪，半夜经常梦到孩子也会哭醒。三岁的大儿子经常会问我，弟弟去哪了？我要弟弟！ 我感觉自己的心快要碎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将孩子送出去寄养了。 西南军大一总四大队三营合影，1950年 1950年3月，我们随西北军大，进军大西南，迁到重庆与西南军政大学（原名叫重庆二野军政大学）合并。这段时间我们奉命接受了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任务。我在14团三营负责起义军家属的思想教育工作。 1950年底，西南军政大学和第二高级步校合并。 不久，三儿子在重庆的歌乐山下出生了。 1952年，抗美援朝，国家急需要各种军事装备和军事指挥专业人才，于是成立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们所在的部队奉命北上办学，1952年底，全家随部队前往哈尔滨，住进了哈军工大院。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一转眼到了1955年。和平年代国家需要节省国防开支。于是开始精兵简政。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部队要正规化，号召女兵们脱下军装回归家庭。当时有不少部队大院的家属响应号召离职回家当了家庭妇女。 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切身体会是，女性如果没有工作，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来源，难以自立自强。我不愿意过向丈夫伸手要钱的日子。尽管孩子多，家务繁重，但我还是决定要自己找工作。 脱掉了军装，我转业来到哈尔滨竹林商场工作，后来担任了人事股长。 在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文化的重要性。1960年，我争取到了一个学习机会，进入黑龙江工农干校补习文化。尽管这时候我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老四和老五是到哈尔滨后出生的，在西安寄养的老二也于1959年接回了哈尔滨），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自立的女性，于是把家务托付给保姆，自己住校刻苦读书，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 当时孩子们已是小学生，我也心甘情愿当起了小学生。尽管很艰苦，但我还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 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周围的那些变成家庭妇女的女战士们，后来大都十分后悔。比如杜克他妈妈就好几次对我说，老冯啊，我们真羡慕你呀，自己有工作有收入真好，还是你合算呀，花自己挣来的钱理直气壮。你怎么那么有远见呢？ 其实也不是我有远见。自从50年代初国家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老伴说的一句话刺激了我，他说，咱俩以后各人管各人的钱吧。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我如果没了工作，花一点钱也得伸手向老伴要，对我这样要强的女人来说，求人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其实女人带孩子做家务也是为社会做贡献。但是传统观念并不这么认为。所以我认定女人一定要在经济上独立，才可能在人格上实现独立自主。 所以我这辈子的体会就是，女人一定要自立自强。所以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媳，我都支持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我们家的观念是男女平等，男孩子也从小就培养他们分担家务劳动。 1959年在哈尔滨工农干校学习合影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文化教育很重要。我小时候遭遇不好，战乱年代也没有机会多念书，到了和平年代，又因为孩子多家务拖累，也只上了一个工农干校，在工作中感受到文化低很吃亏，所以我很羡慕读书多有文化的人。孩子们谁如果愿意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愿意供他们。我自己也在工作之余一直坚持了认真看书学习。 我是个不怕吃苦的人。从小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再苦再难我都熬过来了，再大的困难都不在话下。所以在工作单位都公认我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 1957年，哈尔滨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大洪水，我带头跳进泥水中搬沙袋，修堤坝，连续几天几夜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周围的人都纷纷竖起大拇指说，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女兵就是不一样。但我自己没什么感觉，因为经过了战争年代的艰苦磨练，这点苦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一年，我被评为哈尔滨市的抗洪模范，受到了上级表彰。 1958年前后，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也多次当选为劳模和先进工作者。 转业到地方以后，我把部队的好作风也带了过来。同志们都夸我吃苦耐劳，作风正派，待人热情大方。虽然我也算是老革命，资格很老，但从不居功自傲，大家都说我没有一点架子。无论是在哈尔滨的竹林商场当人事股长，还是后来回到山西，在太原旅馆当党支部书记，我在单位的群众关系都相当好。大家都把我当成知心大姐，有了心里话也总愿意对我说。就连家里的保姆也和我相处的像亲人一样，离开多年还会经常回来看我。哪怕是住医院，我和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同病房的病友，也能相处的像朋友一样亲近。 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有一种精神和信仰。多奉献，少索取。 汶川大地震和玉树大地震发生后，我在第一时间主动打电话联系单位，抢着要求捐款。有人说，你已经退休了，单位又没通知你，干嘛要那么积极？我说，这是一种社会责任。 尽管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行政级别也不高，只有18级。但我总觉得，人活着要有一点精神，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吧。 （2005年10月2日冯贞口述，珍尔记录整理） 冯贞不同时期的照片 冯贞与爱人杨忠信的部分合影 附录一：冯贞简历 冯贞，女，河北省灵寿县西湖社村人 1928年12月出生。属龙。1942年1月参加革命。时年14岁。参加革命后先后在晋察冀军区被服厂，延安中央党校被服厂等单位工作。1945年8月入党。1948年到晋绥边区离石县大武镇搞土改。1949年随军南下，在重庆二野军政大学后更名为西南军政大学，14团三营，负责起义军家属教育工作。1956年转业后任哈尔滨市竹林商场人事股长。1957年在哈尔滨抗洪抢险中，因奋勇当先，表现突出，被评为抗洪模范。1958年曾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60年入黑龙江工农干校学习。1966年在山西省重工业厅机关工作。1971年在太原旅馆做党务工作。1984年离休。行政18级。2011年2月2日18:10因病逝世，享年83岁。 附录二：冯贞所获荣誉奖章： 解放华北纪念章一枚解放大西北纪念章一枚解放大西南纪念章一枚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一枚 今天是八一节，谨以此文纪念所有奉献了青春岁月的女兵！献给天下怀着人间大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