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恒心问山，善始善终

诗书剑

鸣岐走了以后，问山先生每日就不仅是三省问山，而是经常思想着自己“何去何从”。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后，蒋介石又把“联共”政策篡改为“防共、限共、溶共”。而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失去了民心。

问山不禁再次扪心自问：我效法岳飞的“精忠报国”，效法得对吗？问来问去，先生终于有了主意，他决定在天津租一套房屋。

1948年初，先生辞去了敌伪产业处理局代理局长职务，带着一家人住进了天津旭街附近的已经租妥了的一套房屋。

第三天，杜建时市长就找到了问山先生的家里，看望问山先生及其一家。临走，他告诉问山先生，他已经把问山列入天津市政府名下，每月照常给付薪水，请问老放心。

礼尚往来，问山也拜访了杜市长。谈话间，杜市长禁不住问：“问老真是年老，难胜其任？”

问山以实相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以此而论，水才是最强大的。我是顺应潮流，成为水中一滴。国民政府如舟，黎民百姓如水。成为水中一滴，既有黎民百姓的自由，又不再为贪污腐败而揪心。

问山话中的深意，杜建时自然明白。他有好长时间无语，只是看着问山先生。问山先生适时告辞回家。

问山回到家里，在每日省悟之际想到：蒋介石虽然对杜建时有知遇之恩，可是杜建时是个有良心的人才。再者，杜建时对我也有知遇之恩，我不能对杜建时坐视不管。以我之能，我做不到恳请杜市长如我，但至少不能让他跟着蒋介石走得太远。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问山得到消息，就来到杜建时家里，如实通气。

1948年5月末，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封锁长春。6月中，问山把它作为一个话题，与杜建时谈一谈。

1948年10月21日，长春解放。不久，问山先生找到杜建时说明情况：三个长官，三个出路。一是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参加了解放军，保持原职；二是军长李鸿病重，副军长史说率领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获得优待；三是中央军的郑洞国不投降，负隅顽抗。被下属官兵以突围为名挟持放下了武器投诚，获得优待。

其实，问山不说，杜建时也知道。杜建时素有精忠报国之心，笃信新三民主义，对共产党没有不好的看法。但是，蒋介石毕竟对他有知遇之恩。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无论是文人，还是武夫，都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为此，作为“精忠报国”的“岳飞”，杜建时在他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蒋介石的反动本性之际，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决裂。他能做到的是：既对得起共产党、又对蒋介石有个交代这样的“两全”。

问山先生与杜建时都是“精忠报国”的岳飞，但是略有不同。1928年12月以前，东北在张大帅以及少帅的统治下，张大帅和少帅对共产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不感兴趣，也不允许东北存在着共产党和国民党。正赶上邹大鹏的老乡好友王某人在黑龙江鼓动人参加国民党改组派，被警署盯上。邹大鹏为此找到了问山先生，问山借机请教。邹大鹏即为其讲解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从此，问山对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十分向往。

1928年底，问山先生坚决支持反旗易帜，信仰新三民主义，加入了国民党。1930年初，问山调任河北省民政厅长，就与邹大鹏渐渐地失去了联系。

作为“精忠报国”的“岳飞”，问山先生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腐败透顶之际，做到了辞职为民，不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同流合污，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言行去影响杜建时，实属难能可贵。

两位“岳飞”经常在一起交流，不能说没用。面对着国内局势的变化，杜市长处理日常事务也相应地有了变化。

其一，特务部门送来的黑名单，他交给机要秘书王奎克，让他锁到保险柜里。然后能压则压，能拖则拖。

1948年底的一天，特务部门又递交一份黑名单，并且申明，总局命令他们直接行动。杜市长拿起黑名单一看，发现问山先生的儿子“王葆田”三个字列于其上。杜市长即叫来机要秘书王奎克，指着黑名单上的“王葆田”三个字，说明这次是特务部门直接行动，让他处理一下。王奎克会意，即将黑名单抄写一遍，又从保险柜里拿出原有黑名单，迅速进行比对，摘要进行抄写。当天就把抄写的两纸名单交给了王葆田。

其二，1948年12月，平津两地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蒋介石眼看京津不保，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乘专机飞抵天津，指示杜建时：“把天津守城的中央军撤到塘沽，准备从海上撤退，以加强华中力量。”

杜市长没有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去做，决定留守天津。

不久，天津外围防线被解放军突破，蒋介石再次派专机来接杜建时南逃。其时，天津工商界、金融界、知识界人士纷纷找到杜建时，请求他留下维持秩序，千万不能撒手不管。杜建时决定继续留守天津。

杜市长下令，从市府到各机关、团体、学校，将所有财产登记造册，在解放军进城后，将其有序移交。任凭专机等了三天，杜建时坚持不走。

其三，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解放军攻克。为了避免与解放军正面接触、缓解情势，杜建时暂时躲在桂林路45号、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家中。两天以后，杜建时请人告知新政府负责人，他准备自首。

为了安全起见，天津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通知军管会，由军管会所属治安部队派人去接杜建时。杜建时在梁子青的陪同下，来到天津市人民政府自首。

不知道为什么，杜建时当时却作为俘虏，被关押在保定监狱。后来又改为战犯，移送北京关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问山禁不住想到，杜建时已经提前吩咐各个部门、团体、学校等等登记造册，以便呈交解放军。他如果在解放军攻破天津外围防线时，发布和平宣言，天津也不就是和平解放了么？

思来想去，问山先生就给天津市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信尾写明，希望人民政府能够给予问山与共产党合作并且为黎民百姓做事的机会。但是，没有获得回音。

1949年4月，中共中央社会部进入北平工作，邹大鹏和王文采夫妇奉调进入北平。邹大鹏担任社会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王文采担任社会部某二级部门负责人。他们把家搬进了位于北平西黄城根胡同的一套房屋。

　 邹大鹏夫妇与战友的孩子在一起

　

邹大鹏和王文采夫妇住进了西皇城根胡同不久，王鸣岐即来到天津市。他在问山先生家里，穿上了西装，陪同问山先生来到北平，找到了邹大鹏夫妇的家。

问山与鸣岐

见到了邹大鹏夫妇，没用几句寒暄，问山和鸣岐就直接话入正题：一是给问山先生安排工作；二是如实汇报了杜建时的情况，说明解放前夕，杜建时做了一些好事，解放时是自首，不是被俘。

邹大鹏和王文采首先肯定了问山先生阻止马步芳强行征壮丁的壮举，肯定了问山先生辞去代理局长职务，不与国民政府同流合污，进入人民行列的言行。然后即把话锋一转，郑重地强调，如果问山先生辞职前后，能够直接找到他们并且直接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合作，他们为其证明并且安排工作，责无旁贷；可是，天津和北平解放以后，问山先生才来找他们，具体情况他们不清楚，也就无权过问。为此，关于问山先生工作问题，由问山先生直接去找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能根据你在解放前的实在表现，做出正确的决定。

其次，说明了天津市军管会的报告以及天津的报纸，均明确地写着“杜建时被俘”，杜建时是蒋介石的亲信，被俘是可信的。感情代替不了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人坚持原则立场，是“六亲不认”。为此，杜建时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听明白了邹大鹏夫妇的一番言语，问山感到有些尴尬。过了一会，问山才说：“共产党坚持原则，可以六亲不认。可是，文采你当年住在我家两年多，失踪以后，再没有直接联系过我。”说完，先生起身，和鸣岐一起离开了邹大鹏夫妇的家。

从北平回来，问山先生来到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娄凝先一见到他就说：“国民党的厅长、少将，你还敢来？”先生笑了笑说：“我是厅长，却一贯维护国共合作；我是少将，却没有欠下共产党、老百姓的血债，我这次又是来合作的，有何不敢？”

听完问山先生的话，娄凝先请先生坐下，给他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就说起看到了问山先生给人民政府写的信，从信中得知先生年过花甲，就觉得为难。如今看到你本人，觉得精神尚佳。于是，娄凝先去请示黄敬市长。经过协商，黄敬市长决定安排问山先生在办公厅协理政务。

不久，娄凝先副秘书长亲自考察了一部分政府机关干部住房，选中了和平区广西路徳龙里5号，一栋二层小楼的整个一楼三间，外加一个小院和厨房。经过问山先生认可，派人帮助先生把家搬了进去。

1953年3月20日，先生年满66岁，在办公厅协理政务三年有余，成效明显。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中华民国史及其外交史又需要先生这样的人来整理，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调先生到天津市文史馆工作，可以不坐班。

先生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记忆，搜集并整理有关中华民国史和中华民国外交史，以便为新中国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十年动乱期间，问山先生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一直安然无恙。

1976年4月16日，问山先生安然逝世，享年89岁。

问山先生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紧接着又针对过去的冤假错案，进行了认真有效地查证核实。

经过查证，杜建时属于主动自首，不是被俘，更不应该当作战犯来对待。1982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定，为其摘掉了“战犯”帽子。证明了问山当年没有说错。

真可谓：恒心问山，善始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