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童年的记忆</p><p class="ql-block"> 我出生在上海第二军医大。父亲的所在部队是解放南京时第一支冲进总统府的。南下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工作，母亲南下转入地方上海交通大学系支部书记。我们家当时住在上海静安寺国民党撤退留下的小洋楼里。1960年总参选调干部父亲被选中到北京总参三部工作，母亲当时可以有两个选择：北大和清华继续干系党支书工作。但三部不放人母亲也就重新穿上军装进入总参三部军务处工作。我和弟弟也就随父母搬到了北京，那年我6岁，我们被安排在外交部和总参共有的紫竹院幼儿园全托。只有星期天班车接送我们回家。之后上小学是三部自己的红星小学，我是班里文艺委员，那时每天放学都在学校参加课外活动班，有舞蹈，唱歌，剪纸，发报等，记得舞蹈是总政和战友文工团的叔叔阿姨们来指导，排过《十送红军》《游击队之歌》《有一个美丽地方》《草原英雄小姐妹》《大海航行靠舵手》。都在部里演出过。《大海航行靠舵手》上过北京电视台。忘记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全校号召给边防部队写慰问信，我写给了牙口排的战士们，他们还回了信，当时在学校宣传栏里展示。那时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到万安公墓去扫墓，纪念李大钊烈士。每年学校也组识春游，记得有一次组织去北海公园，整整一天，看了场电影，乌鸦怎么变黑的。去湖里划船，由于起风，我们都被阻在湖里，很晚才被接到南池子招待所，那次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学雷锋开始，我们自己组织了学雷锋小组，拣牛粪马粪呀，到部礼堂帮助叔叔阿姨打扫卫生，检票等等。之后乐于助人的习惯大概就是从那时养成的。</p><p class="ql-block"> 记得小学二年级，外交部来选人去外国语学院，我被选上。父亲从小就希望我将来长大做个外交官。但母亲不同意，说文化课就丢了，等小学毕业后再上也不晚。我从小喜欢蹦蹦跳跳，舞蹈，腰鼓，舞剑都学。记得66年初忘记几月了，和高年级的一起去报考了战友文工团。成绩不错。就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招收工作暂停了。随后父亲因身体状况长年疗养，提出了转业地方工作。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的翻天复地变化。从高高在上优越条件一下跌到谷底。我随父母亲转业到山东后，没有几个月，我们原在年级全部被送洛阳外语学院（三部自己的）。</p> <p class="ql-block"> 儿童时代的经历</p><p class="ql-block">我想起文革时期，那时我刚12岁，随父母转业，当时可留北京邮电部，母亲不用转业（他们都是老三部的）。那年因文革刚开始，当时谁也不知道文革一干就是十年，以为几个月就结束了。所有转业到山东的干部都安排在省军区待命，说是文革后再分配工作由于不少当年转业干部到地方就靠边站，挨批斗。大部分转业干部没两年都又回到原部队了。而父亲性格刚烈，非要学习焦裕禄到最穷的地方干事儿，主动要求到了山东菏泽。背着母亲办了手续。菏泽当时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连个平坦马路都没有，房子上还长草。记得母亲从北京带去的永久26女式墨绿色自行车是县里唯一的。骑在不平整的泥路上，咔拉咔拉直响，后面会跟一群孩子喊着电犁子跟着跑。到那里后正赶上文革开始揪斗走资派，因是从总参下来，被说成罗瑞卿的兵，大字报铺天盖地，家也被抄了。几乎天天大会小会批斗，掛牌子，掛砖头，父母亲很坚强，所以经常挨打，我那时12岁，每次开批斗大会我都会身上背着4岁妹妹，领着弟弟参加，父母亲在台上挨斗挨打，我就在台下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大会结束父母亲就坐解放卡车游街，我就背着妹妹拉着弟弟跟着车跑，嘴里还是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父亲的酒就是从那时喝起来的。从那时起我就感受到人心有时的险恶（原本恭敬的人们一下子变得不认识疯狂起来）。后来三结合父母亲回到领导岗位，可形势又变成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一派保领导干部，一派造反。为了这双方武斗得很历害，很有白色恐怖，甚至有生命危险。有一天母亲叫我说，有一封信要送北京中南海，实在找不到相信人，问我敢不敢，我二话没说敢，第二天把我藏在支左部队当兵卡车挤在当兵中间送到徐州，坐火车去北京送了信。回来听说到处在抓我，只能趁黑夜自己走坟地进了地区医院，在洗衣房藏了一个星期（那时母亲在那劳动改造）。那年因是走资派子女，不让上中学。记得开学大半年了，我争得母亲同意，夜闯军分区司令员下榻的房间（是当时同情父母亲的军分区叔叔们帮助我进去的）我向他反映了我的情况。结果第二天就接到通知允许上学了。当时的我才十二三岁。从那时的我就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要靠自己去争取。不向邪恶低头。也许正是那个年代的经历，造就了我胆大敢闯，敢于冒险，爱憎分明，不受约束，关键时刻能瞪起眼冲上去的性格。那段经历永生难忘。</p> <p class="ql-block"> 少年的励志</p><p class="ql-block"> 随着文革深入，父母亲被结合进领导班子，日子开始稳定下来，我也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天就是排练演出，什么对口词，山东快板，天津快书，舞蹈样样少不了。我也是特别喜欢。时间到了1968年底，二炮来地区招兵，我就跟着魔一样天天呆在招兵办磨着要当兵，可是没有女兵指标，我不管，跟来招兵的团政委姓高的打口战，到点就去了，搞得没有不认识我的。也正是一来二去我们成了忘年交！结果把弟弟硬生生的搞了个破格特批指标参军了，69年的兵，弟弟才14岁。临要出发头几一天，高政委的参谋悄悄跟我说，高政委看好我这棵苗子了，只要是有办法跟着去了，到部队就有办法把我留下参军。第二天我穿上母亲军大衣，要了点路费就坐上公共汽车去兖州火车站了。一路上由于是女孩子害羞一直没上厕所，结果到了兖州火车站还没等走到厕所就全尿裤子了。这下蒙了，再找到弟弟他们全是闷罐车，一色男兵，一想这要几天才到云南，吃睡都没问题的，上厕所咋办。第一次打退堂鼓了，眼睁睁看着火车开走了。之后高政委的参谋直讲可惜了。第二年后我也参军在昆明，高政委专程去我的部队探望过我两次。转眼70年底三部对内招收内部子女。母亲原军务处长时任七局副局长徐岩，让参谋许化远专程打电话找到我母亲询问我愿不愿意当兵，母亲当即就说这丫头想当兵想疯了。母亲亲自送我去了昆明。记得从昆明招待所往部队营房送的那天下着小雨，我坐的吉普车出了车祸，当时车上还有总后子女3人。车子掉进了近四米深的沟里，当时年轻，就在车往下冲时，我灵机一动，身子一转坐在了门把手上。当醒来腿都是湿的，还以为是从血泊里头拔出来的呢，谁知是泥淌。总算没有大事，开车小战士当年就复员了。我也有好几年不敢坐车，晕车。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才明白就是人常讲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参军后，当过校外辅导员，带着学生们打枪，扔手榴弹，实弹演习，想想都后怕。干过司令部政治部的文艺骨干，每周一晚上教大家学唱新歌，去过局宣传队大半年巡回演出。记得期间，全军组建第一支射击队，全局只提了我一个，被我的科长硬生生给压下了。</p><p class="ql-block"> （待续：无悔的青春芳华；激荡精灿的地方生涯）</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