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谈胡适

萍晓

　　对于胡适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学界泰斗，我这门外汉本没有发言权。可断断续续读了几部《胡适传》后，想到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大多对胡适十分陌生，“胡适”和“胡适之”是否一人也不一定清楚。胡适的盛名已经沉淀到历史长河，只是年逾古稀老人的一份记忆。因而小文是想提醒人们铭记真正的大师。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政协代表会上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上世纪50年代“胡适大批判”后，在二十多年间，知识分子视胡适研究为禁区，畅销的《胡适文存》在书店再找不到。表面看是胡适个人的悲剧，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经历的那段不正常的历史的真实写照。现在结束那种明显具有“左”倾色彩或个人意气的政治评判，对胡适的文化成果和思想素材作历史的、学术的处理，对他竭力阐释的思想命题作全面的文化诠释，这既是为了恢复民族的记忆，也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之必需。

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时照片。

　　胡适（1891.12.17—1962.2.24）汉族， 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兴趣广泛，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怎样思想，因此终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扬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 ，倡言“大胆地假定，谨慎地求证”、“言必有证 ”的治学方法。

胡适很喜欢“谈墨”，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期。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什么时候。”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

胡适与陈独秀。

　　胡适以“好政府主义”搏击北洋军阀；以人权、思想自由原则与国民党钳制言路的倒行逆施相抗争。面对黑暗势力大无畏的抗争精神，反映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诤言的本性和真诚。说他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他是精英主义者。

胡适说，自已对物理学一窍不通，却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

胡适不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还是一种文化路向、一种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一生写作两千多万字；获得过35个名誉博士学位，在国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称得起一代宗师。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从本质上来讲，胡适仍然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研究工作，离不开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强调的:“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他为研究《水经注》，光搜集各种版本就达六十余种。

做一个好公民，是要“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综观胡适的一生，他并非一位政治家，他与政治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感兴趣的兴趣”。他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胡适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不在于政治方面，评价他的依据自然也不应拘泥于他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思想，以“唯政治决定论”的尺度论胡适，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那种把复杂多变的政治领域里的不同看法，一律简化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由此类推，文化园地也被导演成敌我两大阵营，是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的立身之本是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从1917年初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后，其盛名历久不衰，其地位显赫一时，其成就卓然超群，这是他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作为一个知识界的风云人物，他从五四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到1962年病逝于台湾，其间经历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历史事件和文化学术论争。

某些评论者对胡适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驻美大使时为国家所做的演讲也是横加指责。用这种以贴标签、扣政治帽子的作法来评价胡适，只可能将研究对象脸谱化、简单化，甚至陷入妖魔化。政治批判代替不了学术研究。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绝不能被低估。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适如此，与他同时代的现代化思想启蒙者也是如此。作为现代中国的启蒙者，胡适不可能摆脱时代局限给他命运的规定。从中国的历史条件出发，胡适等执著追求的理想受挫是必然的。

　　有价值的思想来自于对具体问题研究，有见解的结论则应该来自于事实的证明。唐德刚称胡适是“照远不照近的一代文宗”。蒋介石先生称其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逝去的人类历史的夜色中，星罗棋布。有的星宿闪耀一时，稍纵即逝；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亮才达我们的眼睛。

回过头去体味独立人格、思想自由、社会民主、人道主义和法治这些理想精神的历史命运到底是什么，不能不承认胡适的“劝世良言”用心良苦、远见卓识。他所高扬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对中国新文化建设是多么急需；他所反对的偏执、盲从、激进、浮躁，对纠正时代的“左倾”浪漫病又何尝不是一副良药；他所寄望的理性、容忍、博爱、重事实、大胆怀疑，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是多么富有建设性意义。

胡适的精神生命不是以几十年来衡量的。胡适的思想价值也不是由片断的历史所决定的。不管胡适是他自己信仰的祭品，还是时代的牺牲品，他提出的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命题，仍将在海峡两岸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