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大爱无言

晓月

【悠悠往事】大爱无言 ——怀念“二舅”式的谋成堂兄 前不久，一个题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发布后，立马成为了全网的热搜，后来连续几天的疯转，点击量日益飙升。我们家曾在华为供职的侄儿亚彬，也破例将此视频转发在朋友圈里。但是，侄儿不是简单地步其后尘，凑其热闹，而是由此及彼、深切怀念与“二舅”相似的另外一位大爱无言的已故长者，即他的堂伯、我的堂兄——肖谋成。 （一） 谋成堂兄，于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十二月廿三，出生在湖南攸县丫江桥增佳台一个曾姓的农民家庭，在五个兄弟姐妹中，他属老幺。不料，曾母刚生下他竟撒手西归了。后经人撮合，尚在襁褓里的他被送给了我的大伯父肖添生为子。大伯父母只生有一女，而将这个“血胞子”（系攸县方言）视为己出，故在取名时特别用了个“谋”字。后来是家人全凭着米汤、米粉糊才将谋成养活育大。岂知，长至四五岁时，谋成还不能呼爹唤娘，大伯父母方知这抱来的养子竟是一个先天性聋哑之人。 大伯父痛惜无人继承香火而仰天长叹，便萌发了再抚养一个男儿的念头。血浓于水，手足情深。我父亲急兄所急，想兄所想，耐心说服了我的母亲，许诺了我的大伯父，将我二哥湘成出嗣其名下。 为了不影响学业，事先就答应了二哥继续与生父母一起生活。后来，大伯母易氏不幸去世，大伯父带着养子谋成远到丫江桥严仙岭东麓的河源观音堂，常年吃斋念佛（图1）。随着年龄的增大，谋成不习惯这种出家生活。于是，父子俩由此产生了矛盾，有时竟然拳脚相向。大伯父为防止不测，不得不捎信嘱我父亲上观音堂，将谋成接回了崇阁冲肖家场。直到其养父病故，谋成堂兄仍过着“单量米单出烟”的独身生活。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由于积劳成疾，继而病入膏肓，临终前拉着我母亲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老兄把哑巴谋成交给了我……，我要把他传递给你……，你要把他当作俺俩的儿子……” 母亲噙着泪水，无语凝噎，点了点头。父亲这才依依不舍地永远闭上了眼睛。　　从此，母亲带着谋成堂兄、姐姐和我一起生活。那时，我还年幼，姐姐正在上学，大哥、二哥都已成家并各立门户。我们老小四口之家的种菜、砍柴、挑水等重体力活主要靠堂兄谋成和姐姐承担。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已当上了民办教师，工作一直比较繁忙。母亲的身体却逐渐虚弱多病。谋成堂兄除了坚持出集体工、照顾我母亲之外，还要将家里的煮饭炒菜、洗衫浆衣、养猪喂鸡等事儿全部揽了下来。 (二) 谋成堂兄从来没上过学，但脑子非常聪明，善于模仿，做事不偷懒，处事不徇私。他还无师自通，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织捞勺（捕鱼虾之用）、纳鞋垫、剪窗花、做皮影、修雨靴，等等。他所编织的草鞋，材料正宗、款式独特、经久耐穿，因而在周围几个生产队都小有名气。 每当我们家里添置了新碗或者请铁匠加工了新锄头，谋成堂兄会主动借来微型钢凿子，并在新碗底或锄头“裤上”凿上我的名字，以防丢失。有时候，在屋后公共晒谷坪里凉晒了辣椒或薯丝，为方便我和母亲准确将其收集回家，他便独出心裁用粉笔在显眼位置写上“肖谋成”三个字。 在“文革”初期，中国城乡曾出现了一股股红色浪潮，男女老少热衷于怀揣着“红宝书”，中青年人流行戴着红袖章，因为它抢眼、时髦、威严，谋成堂兄为之羡慕不已，便缠着我母亲也要弄上一个戴一戴。母亲无奈只好陪他一起去找当时桐山大队红卫兵“头头”。此人不懂得用哑语，只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用手比划着书写状，意欲要写一份申请书。于是，谋成堂兄兴冲冲地跑回家，从我的书包里先找出一本《语录》，再用练习本认真地抄写了其中的“出版前言”送给了那位“头头”。此人看完所写内容之后，前俯后仰，哭笑不得。最后，谋成堂兄只好跑回家找来一条已经废旧的红领巾缝制了一个红箍子，也戴在自己的罩衣上，雄赳赳、气昂昂，逢人点头，脸露笑容，总算也过了一把“红袖章”瘾。 在那大集体年代，我们生产队出现了一桩怪事：每次分红薯，好多人争着要大的；分芋头，大伙儿却抢着要小的；凡是挖掘时不慎被齿耙洞开的“口子”红薯或芋头，多数人都不想要。为此，负责分发的保管员、监督员伤透了脑筋。在这节骨眼上，有人却建议推举谋成来出面主持公道。尔后，每到分发之时，只见谋成堂兄低下头、弯着腰，手执簸箕在成堆的红薯或芋头边上，左右开弓，大小搭配，快速将其盛在各自的箩筐里，再过秤。社员们纷纷评论说，谋成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到了“不分军属烈属，真正一视同仁”（图2）。　　最难忘的是1976年农历十二月十七，我的母亲因病医治无效永别了亲人。我们家大小捶胸顿足，悲伤不已，谋成堂兄紧紧握住我母亲那双冰冷的手，摇头晃脑，泪流满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堂兄哭泣的场景。也许，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的堂兄此时最担心的是我母亲去世后，自己今后到底何去何从？其实，母亲在生之时，就托人四处张罗，及早给哑巴侄儿购置了一具棺材，以备其百年之后所需。母亲在奄奄一息、弥留之际，曾多次叮嘱我：要记住“明中去，暗中来”的古训，要像亲兄弟一样好好善待谋成这样的残疾人。 （三）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与她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此前，我毫不隐瞒、慎重其事地跟她亮出了一张底牌：家中有个哑巴堂兄，而且身体欠佳。她明确表示，既不嫌弃我的家境，更不会冷落这位堂兄。我们从结婚之后，她始终履行了这一诺言。 为了尽快方便妻子与堂兄进行无声的交流，我便耐心地反复地教妻子学会使用手语，譬如：右手拇指与食指一张一合，表示“锁门”；左手五指并拢，右掌侧靠着从上往下，表示“切菜”；左手掌朝上，右手食指与中指靠紧朝嘴巴上一拨，表示“吃饭”，等等。 1980年冬，妻子得知攸县花鼓剧团送戏下乡，并已到了离自己娘家不远的丫江桥公社影剧院演出。她积极建议我利用一个星期天下午，骑着自行车，驮着谋成堂兄先到她娘家吃罢晚饭，再带其观看了花鼓戏剧目——《泪洒相思地》。为了不影响次日上课，当晚看完演出，我与谋成堂兄打着手电筒，行程十五六华里回到了家里。堂兄一遇熟人就打着手势，翘起拇指，眉飞色舞，其大概意思是：由我骑车带着他看了一场戏，好好看。 女儿出生后的第二年，感谢组织的关心，将我夫妇俩安排在同一所学校任教。谋成堂兄却经常犯胃病。由于我们家地处偏远山区，距县城数十公里，当时所在的大桥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均比较落后，唯有一位从外地调来多年且擅长西医的医师，他叫楚秉琪。为了诊治胃病，楚医生自学了皮下埋线技术，求医患者络绎不绝。于是，我们夫妇共同商量：一面反复上门预约楚医师请其带上相关器械上门服务，一面把堂兄接到了学校让医生为他顺利地做了皮下埋线手术。如何方便照顾手术后的堂兄，我们干脆把他安顿在学校餐宿了一段时间。 1981年农历九月初四清晨，我起了个大早，给重病中的谋成堂兄再到大桥医院开一些药品给其服用。他知晓后，艰难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到了早饭时分，他挣扎着蹒跚地走在大门口，口里发出微微的声音——“呜哇”、“呜哇”，老是伸着脖子，遥望着对面那条通往大桥镇区方向的小路(见下图为现在已修水泥路，图3)，也许盼望着我带药快点回家。 当我心急火燎地提着药品进入家门之时，谋成堂兄的脚一软，就瘫坐在门槛上，被人抬到床上后从此再也起不来了…… 我们当地有个风俗，如果父母去世安葬，儿（女）必须沿途“拜路”，即在送葬的路上下跪。可是谋成堂兄终身未娶，故无儿无女。谁来为他“拜路”呢？丧事主持人为此琢磨了好久，不好敲定。我们夫妇便做出决定，由我抱着刚满一岁半的女儿而代之。出殡之后，沿途四个生产队的乡亲自发地在谋成灵柩前点香秉烛，焚烧纸钱，燃放鞭炮以示哀悼，因而一场既圆满又隆重的丧礼将堂兄送上了山。 事后，有人问及我们为何能够这样做？我的回答是：要对得起已故父母，要对得起哑巴堂兄，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谋成堂兄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壬寅中元节即将来临，我特意为他写了上述这些文字，聊表心中的怀念。 初稿于2016年2月1日乙未腊月廿三 修改于2022年7月31日农历七月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