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红色摇篮承载的记忆

至简

中国孩子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情景



毛岸英身穿苏联红军军装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



30年代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应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5月9日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苏联有着极为密切的同盟关系，曾为保卫中国领空与日本法西斯英勇奋战的苏联志愿航空队，曾为远东红军打击关东军提供重要情报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体现着两个国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荣辱与共，并肩奋战。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还曾经有一批中国少年参加过苏联红军，并在卫国战争中共同面对凶恶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这就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的部分中国孩子。

5月9日作为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内容之一，“不朽军团”游行将请出普通民众以及战争英雄们的亲属参加。英雄的亲人们会高举他们的照片游行，纪念先辈们不朽的英魂，这其中，将有四张中国面孔，他们除了纪念中国革命先烈外，还将与来自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员们一同缅怀共度苦难的一段特殊时光。

四位中国代表是：曾在苏联生活并经历二战的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外孙女刘丽、东北抗联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位俄语播音员刘霞。他们已于5月7日启程飞抵莫斯科。

刘爱琴、刘霞、李多力都曾经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员，他们此次也会在游行队伍中与当年同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难友”们相会。他们从各自的国家赶到莫斯科，致敬自己的亲人和所有参加二战的同胞。

而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当年革命者后裔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是他们的第二故乡。迄今为止，世界上也没有一家儿童院可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相媲美，因为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不仅仅是一个儿童院，它更是国际团结和友谊的最佳印证。

当年

汇聚大量“红二代” 中国孩子占百分之二十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位于莫斯科以东三百公里，是苏联政府1933年建成的一所特殊学校，儿童院的创始人斯塔索娃，曾是列宁的助手、俄罗斯救助工人组织的领导人。

儿童院的简介上这样写道：“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娃的协助下，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创建了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曾经有这样一些孩子来这里上学，他们的父母曾为西班牙、智利、希腊、葡萄牙、中国、安哥拉、伊朗、几内亚比绍等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上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的中国革命家的后代及家属有很多，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儿子刘允斌，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李富春、蔡畅夫妇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邓发的女儿邓金娜，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赵施格，高岗之子高毅，陈昌浩之子陈祖涛，肖三的两个儿子肖立昂和肖维佳，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

据陈昌浩之子陈祖涛回忆，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陈祖涛透露，各国共产党人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等人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学习

孩子们受到很好的教育按国籍分班学习母语

苏联的儿童院都是按照苏联10年一贯制教育制度实施教育，中国孩子按照他们的年龄和原先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分配到不同的年级学习。除了个别孩子在修完7年课程考入中等专业学校外，部分孩子修完10年制课程，又考入了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还有部分孩子未学完全部课程便回国参加工作了。

学生们修业的课程，首先是俄语，并且必修德语，也学一点儿母语。另外还要学习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学、动植物学、俄国文学、外国文学、苏联宪法等课程，中国的孩子学习都十分刻苦，成绩优良。其中，蔡转等人在毕业考试时，以各科成绩均为“五分”而获得金质奖，这是极少数人才可得到的荣誉。蔡博上大学后，则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斯大林奖学金”。

当时儿童院的生活、教育情况比较好，体育、音乐等活动也非常丰富，还教一些生产技能。陈祖涛就在那里学过木工，教他的是个俄罗斯的老木匠，一周一次。

为了让孩子们不忘记自己的祖国，儿童院当年还把大家按国籍分班，每周由各国自己的老师讲授母语和历史文化。很多中国孩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照片上认识了自己父母，了解父辈为之奋斗、献身的伟大事业。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教学楼走廊里，一幅贴在墙上的地图格外醒目，上面写着：“我有两个祖国，她们都在我心中”——这是当年那些革命后代发自内心的表白。

李多力是东北抗联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范五的儿子，在苏联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他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10岁的李多力、西班牙女孩卡洛斯和两位苏联小姐妹组成的“国际小家庭”，“领养”他们的是一对在纺织厂工作的苏联夫妇。“苏联爸爸妈妈经常来看我们，逢年过节都会给我们送好吃的。我最喜欢他们带来的巧克力和大馅包子。”

战时

战争期间度日艰难曾被列入首批摧毁目标

被称为“红色摇篮”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孩子主要来自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保加利亚和中国。成为数千名反法西斯主义者和被迫害的政治犯子女的避难所。在法西斯第三帝国的地图上，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曾被列入首批摧毁目标。

李多力几年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德国法西斯兵临莫斯科城下那段时光：“除了天天轰炸、提心吊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饥饿。有一段时间极度困难，每人每天只有100克面包，根本吃不饱。我们就用自己种的土豆和森林里采的蘑菇来充饥。”

为支援前线，儿童院所有孩子各出其力、各尽所能。年龄大些的学生收空瓶子自制燃烧弹，到郊外挖反坦克壕，在机场扫雪，在医院照顾伤员、献血，为战士做棉衣、手套等，小班的孩子则种菜、砍柴、照料庄稼。

陈祖涛回忆说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儿盐，便大嚼起来，“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

《红樱桃》导演叶大鹰：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英雄

对更多人来说，了解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了解曾在那里生活过的“红二代”的故事，还是从电影《红樱桃》开始，这部影片于1995年上映后叫好叫座，不但拿下诸多奖项，更在当年收获了6000万票房，影片的导演是叶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叶大鹰表示，影片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在白俄罗斯德军集中营的经历改编的，朱敏就是影片中楚楚的原型。

因为父亲叶正明和朱敏是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同学，所以叶大鹰说自己很早就听说过朱敏的故事，朱敏去世后，叶大鹰曾撰文讲述了影片的幕后故事，“1992年为了创作《红樱桃》剧本我采访了朱敏阿姨。对于朱敏阿姨来讲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1941年夏天，朱敏阿姨和毛主席的女儿李敏阿姨与革命烈士罗亦农同志的儿子罗西北叔叔一同从延安乘坐苏联运输机经新疆转到莫斯科。据说这件事当时周恩来还是请张学良帮助才顺利地把这几个孩子送到苏联，朱敏阿姨当时有肺炎，身体非常不好，他们到了莫斯科没几天就把朱敏阿姨送到白俄罗斯夏令营疗养，那一天是1941年6月21日，而第二天，德军就打了过来。从那时开始，朱敏阿姨就在德军的集中营一直到1944年。据朱敏阿姨回忆，当时在夏令营的还有张闻天的儿子，他和几个儿童院的孩子准备逃跑的前一夜还专门看过朱敏阿姨，后来他就再也没回来。据说只要有人向前线逃跑，德国人就开炮狂炸，这个情节我在《红樱桃》里还专门拍了一场戏，剧中张卡尔这个人物就是写的张闻天的儿子。

“朱敏阿姨说她亲眼看见德军枪杀夏令营里的犹太孩子，非常恐怖。在朱敏阿姨的记忆里，最艰难的日子是苏联红军打过来以后，所有集中营里的孩子东奔西跑，没人管更没有人给吃的。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朱敏阿姨就跟着苏联的部队给人家洗菜要饭，被人赶来赶去。后来据说斯大林知道了朱德女儿的事情，下令找朱敏。朱敏才被一个有文化的苏军政委发现送到莫斯科。

“据罗西北叔叔回忆，他在莫斯科见到朱敏时，朱敏已经失去记忆。她那个夏令营里的孩子来自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很多国家，她刚到那里不会俄语，就被关进了集中营，所以朱敏阿姨说的不知道是什么语言，于是她就不会说话了。罗西北叔叔见到她，她也认不出来，罗西北叔叔就给朱敏阿姨唱歌，后来看到朱敏阿姨哭了，他才放心下来。（剧中罗小蛮是根据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为主要原型塑造的）

“《红樱桃》纹身的情节是我在前苏联二战博物馆见到真的纹身人皮标本后改编在我的电影里的，朱敏阿姨没有被纹身。《红樱桃》首映，我们专门为朱敏阿姨以及当年在伊万诺沃儿童院学习过的老人们放了一个专场，朱敏阿姨看了片子后特别感动。”

而近日，在接受俄罗斯《龙报》采访时，叶大鹰表示，《红樱桃》中的创作细节都“有根”，当他走进曾在国际儿童院生活过的长辈们的世界时，心里产生较强的负重感，“他们那一代人赶上了那种艰难岁月，所以根据他们的故事改编的作品会显得沉重。”

叶大鹰表示，当年许多中国孩子都在苏联罹难，如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赵世炎的儿子赵令超不幸病死在莫斯科，“他们有非常特殊的经历，面对战争，牺牲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他们是孩子，不可能在战场上拼刺刀。我被每个当事人的人性，被他们的故事和人生‘照耀’了。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很不容易，他们的父母作为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之下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共产党早期成员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建立新中国，为所有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一个梦想，随时都有可能要付出生命。所以他们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把孩子都送到苏联，以为那里是安全的。结果二战来了，这些孩子被卷入到战争当中。战争哪问那么多东西啊，这是命运。”

叶大鹰表示，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的这批中国孩子从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值得被他人述说，仅认为自己过着平凡人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不是英雄。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就是英雄。”

叶大鹰说，这个群体中有极少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国家领导人，大多数人成为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如罗西北后来成为了中国的水利专家，红军早期将领陈昌浩之子陈祖涛成为汽车专家，而如朱敏等多名女士则成为教师。

师哲：毛岸英向我隐瞒身份

1938年师哲到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一书中，师哲讲述了在苏联的儿童院中受到庇护的中国革命者后代的一些情况。

师哲谈到他那时努力教孩子们中文，“但是他们年龄参差不齐，比如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到苏联时只有几岁，基本不会讲中文，而且懂中文的老师又少，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仍然收效不大。”有趣的是，中央转战陕北时，毛主席收到了毛岸青用俄文给他写的信，“主席不得不到处让人找我替他翻译，颇感不便，说‘他为什么不用中文写信？’我解释说：‘他中文没有俄文学得好。’”

7岁以上的孩子都被送到附近的一所苏联十年制的学校学习，孩子们正处在活泼贪玩的阶段，“特别是毛岸青等刚从中国来不久，一切都不习惯，所以师哲经常到学校同校长一起处理孩子们的纷争，为中国孩子惹下的祸道歉，“校长很开朗，他总是笑哈哈地说，没有不淘气的孩子，他对中国学生和本国学生从来一视同仁，相当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书中，师哲写道，年轻稍大一些的孩子，如毛岸英、蔡博、刘允斌、刘爱琴、李特特、林玲玲等，都像大人一样，表现得很好，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师哲在其回忆录中称赞毛岸英勤学好问，力求上进，有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所以学习成绩很好，会俄文和英文，他还讲述了毛岸英的一段故事：“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真实身份的习惯，在苏联仍是这样，对我也不讲实情。有一次，岸英和我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直呼其名，好像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我向他们说明，我知道他们的身世，也知道每个孩子的身世，并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祖国，在这里无须隐瞒什么。”本版文/本报记者张嘉

20世纪20—50年代初，先后有百余名中国革命先驱的后代和烈士遗孤被送往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培养。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座：瓦斯基诺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以及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中国的学生在儿童院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不仅学习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锻炼了坚强的意志。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旧照

在苏联学习生活的中国孩子大致有三种：一是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琳，高岗的儿子高毅，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等。

　　二是烈士的后代，如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邓发的女儿邓金娜，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沈泽民的女儿张玛娅，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等。

　　三是在苏联出生的革命后代，如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柴京悟的女儿柴娥丽，郑一俊的女儿郑耀华、儿子郑新华，萧三的儿子萧立昂，于炳然的儿子于彬，沈志远的儿子沈林如，刘鼎的儿子刘莫阳，韩铁生的儿子韩模宁，秦化龙的儿子秦威、秦平等。

　　除此之外，1948年中国曾公派21人前往苏联留学，也曾在国际儿童院先学习，比如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罗炳辉的女儿罗镇涛，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贺晋年的儿子贺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萧劲光的儿子萧永定等。他们来到苏联之后，先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进修俄语，之后才进行专业课的学习。

　　当时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中国的孩子是最多的，有80多人。其次是来自德国的孩子，因为德国很多共产党员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所以很多革命遗孤被送来国际儿童院。其他也有一些来自南欧国家像西班牙、意大利的孩子，以及东欧国家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的孩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伊万诺沃人”，或“国际儿童院人”。

　　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中国孩子，年纪大的十六七岁，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小的只有四五岁，比如任远芳、李多力、秦吉玛等。当时伊万诺沃儿童院实行的是校外就学制度，所以中国孩子在就近的伊万诺沃第37中学上课。学校除了安排他们学习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等通识性课程之外，也注重孩子们的思想教育。比如从小学开始在语文课里面讲解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儿童院有专门的老师，每个班级配有一名班主任，管理一个班同学的学习和生活。为了让这些中国孩子记住自己的祖国，学校也会安排两三位中国的老师一星期抽出两次时间，给儿童院小班和中班的中国孩子教中文，内容是一些简单的词语，像“你好”“祖国”“我爱你”“再见”之类的日常用语。让这些孩子从小心中就有祖国的概念，为他们长大以后回归祖国作了铺垫。

　　为促进孩子们的全方面发展，儿童院还会安排音乐课、舞蹈课、劳动课、体育课等课程。其中劳动课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内容，院方会组织一些木匠、电工来学校教孩子们基本的劳动技能，女孩子还有绣花、缝纫的课程。其他像音乐课会教声乐、钢琴和手风琴等多种乐器演奏。儿童院会用排练节目的形式把大家组织起来，并且在十月革命节、胜利日等节日和晚会时还会进行文艺汇演，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激发孩子们的乐趣。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当时儿童院的食物和物资供给出现了严重短缺的情况，儿童院动员孩子们开展自救行动。孩子们积极参加劳动，在院里头开辟了一些菜地，种土豆、白菜、西红柿、胡萝卜等，还养了猪、羊等，为儿童院的食堂提供蔬菜和肉食。当时的食品都是严格配给的，学校的午饭是只有几片菜叶子的菜汤。有时候孩子们饿极了，就把还没熟透西红柿摘下来放在被窝或者枕头里，把它捂熟了吃。尽管条件如此艰苦，校方还是保证孩子们每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杯牛奶，吃上几片面包，偶尔也会吃上一顿肉。

　　自救的第二件事就是砍伐木材。当时儿童院的供暖主要用锅炉，需要大量的煤炭和木柴。但是战争爆发以后，德军迅速占领了生产煤炭的顿巴斯煤田。苏联重要的煤炭来源被切断，木材供应也因此中断，冬季的供暖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因此儿童院大班的同学们每天负责到附近的森林里砍树，然后用马车把成捆的劈柴运回来。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

　　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这些在儿童院生活过的红色后代们都颇有感触。蔡和森的女儿蔡妮清楚地记得，在卫国战争打响之后，在敌人飞机空袭的警报威胁下，这批十多岁的孩子们每天都要外出七八个小时挖防空洞。尤其到了冬天气温很低，土地冻得像一块铁板，血会从他们的手套里渗出来，每日劳动结束以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

　　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大班的同学都要参加军训，而且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参加伐木劳动。就在这期间李特特染上了伤寒，连续一周高烧40摄氏度不退，好在及时治疗才脱离危险。在战争后期，李特特还曾担任医院的护理员，为伤员换药、包扎伤口等。

　　陈昌浩儿子陈祖涛记得战争开始之后，饥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孩子们从地里刨出来土豆，用铁皮水桶煮熟之后吃。因为长期以来的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因此他们普遍个子都不高。

　　在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的印象中，为了吃饱，她自己动手种土豆、白菜和胡萝卜，还常常和同学们去树林里采野果子充饥。冬天的伊万诺沃市太冷，当时也没有柴火可以取暖，她们只好去森林砍树，到了晚上就穿着衣服、戴着头巾睡觉。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1942年5月他曾给斯大林写信强烈要求上前线。之后他如愿加入苏雅士官军官学校，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投身军事训练。1944年8月到11月苏军反攻时，毛岸英参加了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1945年5月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赠送毛岸英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回忆，他的名字是周恩来总理起的。1940年，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赴莫斯科养病，专门去国际儿童院看望这些孩子们。当时他们都不会讲中国话，也没有中国名字，周恩来得知后通过翻译转达，为他起名“施格”。邓颖超给赵施格的哥哥起名“赵令超”。

　　任远芳的父亲是任弼时，为了避嫌不搞特殊化，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松。任弼时当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会抽空到儿童院来看任远芳，来的时候还会准备一些糖果和小吃。任远芳回来以后分给大家吃，这也成了小班的孩子们非常幸福的时刻。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伊万诺沃市的青壮年男子都参军上一线，妇女和儿童留了下来。伊万诺沃作为一个专门生产布匹的纺织城，妇女和儿童能在大后方为前线士兵提供军装、背包、帐篷等必备品。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学生没有上一线作战，但是在后方也作出了贡献。当时的伊万诺沃经常能听到防空警报，因此大班的同学每天都参与到城市防御工事的修建工作中。如果遇到飞机在上空盘旋，防空警报一响，大班的孩子就拉着小班的同学躲到战壕里，或者是到附近的森林中以寻找合适的掩护地点。

　　战争爆发后儿童院附近的第37中学就停课了，当地政府把这座中学改造成野战医院。当时一个大教室里可以住一二十位伤员，大班的同学被分配过来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帮助给伤员包扎伤口，帮伤员给家里写信，给伤员念报纸，为伤员缝烟袋包、背包、手绢等日用品。小班的同学一般会给伤病员唱歌，也会跳一些传统的俄罗斯舞蹈。当时中国孩子还会参加37中学的夜间值守工作。因为这些校舍不是很高，最高也就四层楼，所以一般学生们会在房顶值班。如果有照明弹飞到院子里，他们就赶紧跑过去把它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