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五十载前叙

秋实

序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是我家搬到石家庄五十周年。从青年到老年，多半辈子都过去了，仍然对于这个“城中村”的省会城市感到莫名其妙的新鲜感，有时甚至感到陌生。你说她是新兴城市吧，可城市中仍然保留着村庄建制时的名称，给人以古朴典雅，每个名称都能讲出一段古老的传说。这是一个最包容的省会城市，最明显的一点，也是最可爱的一点，不排外、不欺生。不管你操着什么口音，只要你住在这里，你说是石家庄人，人们都信。不像有些大都市的个别人，哪怕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也照样傲气冲天，欺生排外。这种“气质”好像是刻在骨子里的玩意儿。真让人纳闷了，这种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石家庄市总会让你新鲜感十足，正是因为“城中村”，改造空间大于其它老城市。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不逛街，你会发现你对这个城市已经陌生了…因为她的变化速度之快，让你应接不暇。尤其是退休后的这些年，很少在市里转悠。城市变化很大，有时碰到外地人问路，我只能说出几条大路或大街的名称、位置，对于哪个村哪个庄在哪，坐几路车到，就一窍不通了，就好像我是一个新移民户似的。 有一次我和夫人从地铁里出来竟然不知何去何从，找了一个路人问路，人家愣了一下回答说：不好意思，我也是外地人，我还想问路呢。夫人我俩尴尬的对视一笑，难道我们也是外地人吗？ 是的，每当有人问我俩是哪里人时，我们总会说出老家的所在地。其实老家的记忆已经模糊的不能再模糊了，我还是八、九岁时回去过。夫人吗，听她说七、八岁回去过。我们根本不会说家乡话，但听到家乡话倍感亲切，总觉得像见到亲人一样！就是在大街上也要和人家搭讪几句，心里总滋生出一种奇妙的舒畅感。其实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觉，算是获得感吧。具体获得了什么，真的说不清。 随着岁数的增长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难道就是现在最时髦的“乡愁”吗？有时我在想，如果家乡的亲戚走在大街上碰了头都认不出来了，所以我竭尽全力最大范围的与老家的亲戚保持着联系。恐怕我们成为流落他乡的外地人，每当想到这事儿，心里总有一种空落落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呢？很复杂，多了去了！这也是乡愁吗？ 越是老了越作小时候的梦，而且越来越清晰：老家的那条河，冬天滑冰，夏天戏水。人们宁可翻越河埝也要挑水喝。爷爷说河水甜，后院的井水苦只能浇园子；河埝下的那个小村庄，一条街两边是各家的院落，村头有一个棒子秸围起来的公用石磨；前院过堂屋，后院三间土坯草房，晚上在倭瓜架下乘凉，早起会被树上叫喳喳的喜鹊吵醒。奶奶说今天肯定有喜事啦，快起来吧！… 我们的后一代也可能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吧？！因为他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虽然在石家庄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但亲戚还是不多，就是算上亲戚套亲戚，也比不上本地的一个微小小户。因为我们的亲戚大多数也是移民户，大部分是随着省会搬来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亲戚关系，有没有血缘关系都视为亲人一般看待。 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一生中能成为亲戚，这该是多大的缘分和造化呀！珍惜吧！ 五十年前的“旅行” 五十年前我家几乎是在“旅行”中度过，我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省直单位工作。五十年前河北省省会频繁更换，再加上父亲工作单位的特殊性，搬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因此，我们姐弟四人分别在四个城市出生，大姐1948年，出生于唐山；二姐1953年，出生于保定（保定来回她们住过三次，石家庄住过两次）；我1956年，出生于北京（保定来回住过两次）；弟弟1961年，出生于天津。 几十年来加上在市内的搬家，我掰着手指头算了一下不少于十三次。因为是整编制搬迁，我们的发小基本没变，一直有一帮几十年的老同学，老朋友，好多夫妻之间也是搬来搬去的发小组合而成。可谓是，两小无猜，门当户对也！ 1972年7月30日，我们匆匆忙忙搬到石家庄。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为什么用上了“匆忙”呢？ 我真的不愿意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在那里会触碰到祖国母亲的那块自残的伤疤。几十年来我很少评价那段历史，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产生出不同的结论。我多想我们祖国母亲是完美无瑕的，但… 为了这篇文字能够写下去，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下，实事求是以最简单的叙述，告白与读者。如有失真之处，还请观者提出，一定删改。 “文革”开始前我们从天津又搬回保定（天津成了直辖市），保定市又一次（不止一次，应该是多次）成了河北省省会城市。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级政府由革命委员会取代，革命造反派全面夺权，“保皇派”被打翻在地。“走资派”被彻底踢出领导岗位，而且随时随地被拉出去批斗。为了彻底改造这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被发配到河北省宣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的父亲也在其中。 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支左”的野战军部队进驻保定。记得他们和地方部队的明显区别就是，皮帽子、皮大衣、大头鞋。他们很快充实到各级政府和工农商学等单位、机构。最基层已达到家属大院里，也就是现在家委会。 省政府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转移，带上省军区一同撤出保定市，匆忙迁往石家庄市。 我父亲他们经过几年的劳动改造，重新被分配到省直单位工作。因新组建的单位从零开始，总部在石家庄市没有建好大本营，他们只能就近在元氏县租用场所办公。 　迫不得已的搬家　 1972年7月中旬，造反派来到我家，命令我们必须在7月30日前搬出保定市。如果到期不搬，造反派们毫不留情的把东西扔到院里，锁上房门。这个场面在我们之前已有发生，是我父亲的一个同事家。我们住在一个家属大院里，听说后，我母亲带我过去看望，看到多病的阿姨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无助的坐在被扔出来的被褥卷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父亲结束改造后被分配到石家庄工作。 文革期间保定市是全国闹得最乱的地方，和石家庄（省政府）非常敌对，就如眼中钉肉中刺。到底为了什么，作为普通百姓很难知晓。没有经历过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人肯定不可思议，是不是很奇葩？ 更奇葩的是，我去八中办转学证。因放暑假，我只能直接去找校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是支左的军人，姓罗，听说是一个营级干部。 顶着烈日我直奔学校的家属宿舍院，树荫下一群老师正在围观两个下象棋，有蹲着的，也有站着的。罗主任一身军装很显眼，叉着腰稍息的站着，还挺帅气。 我赶上前去，礼貌的叫了声罗主任，他转过头问：有事吗？ 我介绍了我的班级，姓名，因搬家来办转学手续。 他微微转了一下身，任然两手叉腰，笑容可掬的问道：搬家呀，搬哪去呀？ 我回答：石家庄。 他突然收起笑容，直勾勾的盯着我，大喊道：为什么要搬到石家庄呀？ 听到喊声，老师们都抬起头，瞪大双眼看着我俩发呆，他们被罗主任的吼声吓住了！ 我毫不示弱的也提高了嗓门：因为我爸在石家庄工作呀！ 他瞪了我一眼，声嘶力竭地吼到：你不知道往石家庄走，越走离北京越远了吗？转学证不给开！ 看下棋的和正在下棋的老师们都鸦雀无声，蹲着的也悄悄的站了起来，复杂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我…同情…无奈… 听到这话我的火更大了，对他喊到：不给开拉倒，到哪都能上学。不行我就上班去！ 说实话，那个年代支左的军代表就好比钦差大臣，躲还躲不及呢，谁敢惹他们呀！ 反正我也要走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想处理我、处分我、开除我团籍…没门喽！ 我佛袖而去，留下身后的一片寂静！ 这几分钟的“智斗”，虽说过去了五十年，但仍然记忆犹新。我想那个罗主任肯定气坏了吧！ 如果正巧罗主任您也看到这些文字，是不是也会记忆犹新百感交集啊！ 　五十年就从今天开始 1972年7月30日，我家准时离开住过三次的保定，第二次回到曾经住过的石家庄市。因没有现成的单位宿舍，只能在石家庄市郊区租了一间农房，与房主同住一个院子。 因为在保定出来前家具一件不让搬走，只允许搬走日常的生活物品和自己的衣物被褥，所以搬个家很简单。 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保定市有关单位出面，把没收我们（很多家庭）的东西折价还给了我们。这都是后话了。 开学前，我爸带着我找接收学校。因为没有转学证，只能用我爸单位的介绍信。我们先到了六中，人家说没有空位了，他们说省直的大部分在二十四中。那时出门办事只靠步行，我们又跑到二十四中，找到了初三的教导主任，他姓韩。和他讲明原因，他爽快的答应了，他说有很多从保定来的都是这种情况，他看到我的上学期成绩通知单后说：保定的学制比这高半年，你可以上高一，也可以上初三。我爸说：他个子小，还是重新上初三吧。就这样我又重读了半年的初三。 韩主任说：你是团员，但没有档案，只能临时参加组织活动了。 说起入团也有一段一生难以忘怀的往事。那是一九七一年十月，我还差两个月十五岁。班主任齐桂林老师交给我一份《入团志愿书》让我填写。因为我是班里第一个入团的，所以齐老师（中共党员）就成了我的入团介绍人了。 过了一段时间，齐老师很严肃的找我谈话。她说：因为你父亲在干校劳动改造，属于走资派，政审没有通过。如果你写一份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证明，也行。你考虑考虑。 我毫不犹豫的回答：不行！他是什么派我不知道，脱离父子关系谁养我。您跟他们说这个团我不入了。 齐老师拍了拍我的头，叹了口气说：就是呀，大人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嗨！不过你也够犟的。 大概过去了一个月左右，齐老师悄悄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和田老师（团委书记）一起和革委会主任说了说，你爸去干校时你还小，就别写脱离父子关系的证明了。他们同意了。 我知道她们是冒着政治风险为我讨公道的，我的政治生涯是用她们的自我冒险换来的。 就这样，在我刚满十五岁时就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我感谢我的入团介绍人齐桂林老师，我感谢团委书记田老师，我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而且没留下姓名的人们。 半年后，我的档案才被我在保定的好同学的父亲偷偷找田老师给办回来了。 … 这就是五十年前那段想忘也忘不了的往事。啰哩啰嗦，想到哪写到哪，毫无章法。 浪费了观者的时间，还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