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区回眸

老墨

人到晚年，总有怀旧之想。尤其是在感叹人生短暂，来日无多，病患缠身时，更是思念往日岁月，那曾浸透青春汗水之地。于是我和老伴应朋友之邀，决定故地重游，去当年我们从插队知青变身煤矿工人的靖远矿区走走，并去看望当年的老领导、老朋友。
50多年前的1970年春后，我在临夏康乐县巴松插队的女同学张守莘（后成为我妻子）被招工到靖远煤矿当了工人，收到她的喜讯，很是高兴，能加入领导阶级的行列，结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那可是在政治上大翻身了。那年冬我在从兰州返回插队的会宁土高公社时，父亲托在兰州汽车运输公司去靖远宝积山拉煤的司机朋友捎带我离兰，也顺便去矿上看望她，两人见面很是高兴。我俩虽然不同班同级，却因下乡前都是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打成保守派组织的甘肃革联的铁杆老保而相知。且因不甘于被造反派欺压，坚持办报刻印散发传单，揭露他们打砸抢破坏复课闹革命，执行极左路线等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的种种恶行，敢于私下妄议文革，嘲讽旗手，冒着杀头之罪能够交流思想的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战友”。
　　只见女同学一身深蓝色工装，扎两个小刷辫，头戴柳条安全帽，成为矿山新兵，比知青形象精神多了。她被分配在宝积山煤矿坑口开绞车，把装满煤炭的矿车一车车拉出深深的矿井，这是个责任重大的工作。当晚在师大附中男生吴洋的宿舍借住一宿，早上就坐已装满煤炭的卡车告别，到靖远后又搭去会宁的班车到河畔，再步行百里回到公社。那时我已算是公社的准干部，任公社综合加工厂的副厂长兼会计，其实干的就是泥瓦木匠活，伐树锯木、建学校、做农具、架子车、包括棺材等各种家什器具。我和公社头头们吃住在一起，每月还有30元工资，社员一个工值才8分钱，这待遇已经是相当高了。 开春后的一天，又收到女同学来信，说矿上要到会宁去招工，有你们公社的名额，她已经向去招工的李师傅推荐了我。果然，煤矿来人就住在我隔壁，得知我的名字后高兴的说：“矿上球队你的一个女同学说一定要把你招上哩，你爱打篮球吗？”我说：“我不会打球，就会画画。”便带他到公社会议室看了我画的主席像，他笑道：“画的和印下的一样，太好了，矿上就缺这样的人哩！”于是我就成了第一个被列入招工名单的人。李师傅是个老矿工，几天下来我们就成了熟人，他因文化不高，就索性把招工诸事全都托付给了我。我大权在握，不管什么政审，下乡表现等等，凡是愿意去煤矿的插队同学都被我列入名单。因此，到矿上的我们公社的几十个同学曾一度称我“团座”。当时公社书记和加工厂的师傅们尽管挽留，并说再给我加点工资，但我还是执意要走，只有公社秘书郭维堂悄悄对我说：“能走就走，你娃前途大着哩，哪能在乡下当一辈子木匠！” 一到矿上我就直接进了当时的基建队政工组搞宣传，主办队里的一份油印小报，并干些刷标语、筹备会议等文字宣传工作。而其他同学则要参加三个月筛沙子的劳动后，才分配工种。那时，我带着刚从定西招来的小知青康秀（后任甘煤一公司书记）刷大标语，我勾轮廓他填色，从宝积山矿到大水头矿，一路两边的建筑和院墙上都有我们写的大标语，其中“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八个黑体大字每个字就有一人多高。
这一年，我的女同学已到煤矿篮球队，准备参加定西地区的比赛。因人手亟缺，她就从筛沙子的同学中把爱好打球的几位同学也拉进了球队。球队比赛结束后，她便被再分配，成为掘进队办事员。我也因单位重组，就拿着公社开具的四级木工证明，被分配到矿上的木材加工厂当了木工。
　　1972年春，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省上要求各单位组织文艺创作，向省上的书画展览报送作品，并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开展文艺活动以表庆贺，我就被借调到煤矿政工组搞美术创作。此时，女同学也到政工组当了团委干事，我们就又走到了一起。

　　那年春，宝积山煤矿井口因绞车故障，上井的一排装满煤炭的矿车未能脱钩，继续拉扯必将造成屋毁人亡的大事故。这时一位上井矿工发现后挺身而上，拼命拔出链接矿车的销子，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发生，但他却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就是当年被称为靖矿英雄的姬三龙。

于是，宣传姬三龙事迹，筹办展览成一大任务，矿上便抽调矿区有写作和美术特长者，聚集宝积山筹备展览。因没有什么资料可用，我便将他和同伴合影照片中只有绿豆大的头像放大作为遗像，并创作了陈列在展厅门口姬三龙抢险场景的5米多高的大幅油画。因事迹全靠绘画介绍，我和矿区几位画友便成了主力，展出中我绘制的十几块套色木刻风格的展板，较为醒目，颇受领导和观众欣赏，这成为建矿以来第一个大型展览，在矿区巡回展出后反响很好。我也因为那一年创作的以宝积山煤矿为背景的套色木刻《沸腾的矿山》，入选省上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美术展览，并在甘肃日报发表，一时出了名。

当时，县级建制的靖远煤矿撤销，组建地级建制的靖远矿区指挥部，在决定人员去留时，政治部军代表指示，可调我到政工组来搞宣传，但一听查阅档案者汇报说我父亲是黄埔军人反动军官，便恼羞成怒交代：“此人出身反动，只可使用不能进政工部门!”于是，我就黑出了名，“代干”身份就此结束，便又回到加工厂继续操刀弄斧。而女同学的父亲虽曾被打成走资派，但此时已从牛棚解放出来，1973年4月她当选矿区指挥部团委副书记。
　　那时我虽然是木工，却常被抽调去参加筹办矿区和省上的各种展览，以及美术创作学习班，在单位也常脱产办墙报、宣传栏等，身份特殊引人注意。原先的厂长等对我比较赏识，也多有维护，曾私下感叹道：“我看把你娃就窝死到这哒了！”他的武威话让我至今难忘。但换了厂长后就大不一样了，他看不惯我们这些知青，曾想组织人批判我，罪名是在过革命化春节时还大办宣传栏等等。为此，总是阻拦抽调我去参加矿区和单位的各种活动，安排我们干苦活累活。当年常有遇难的矿工，他就把承做棺材的任务压给我，因为谁都没干过这个活，他想看笑话。好在我在农村做过，所以在我带领下满怀虔敬悲悯之心，前前后后做过几十口棺材，还刻过不少墓碑，也算是积了阴德。 眼看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女同学向组织汇报了和我处对象的想法，却遭到领导的批评，出于爱护和对她前途的考量说：“你和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结婚，就不能入党，绝不能政治上犯糊涂，要当机立断不要再来往了!”于是，有些好心的同志知道后，并受组织委托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就此罢休，以免影响她的前途。我岂能不理解，也想作个了断，但感情的事，剪不断理还乱，同时，也更为自己的前途感伤。就这样欲罢不能，总有偷偷摸摸的约会，反倒促成了她对我的认可。说起来都是泪，一个黑崽子小木匠依恋一个红苗苗，在那个年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苦恋才有了结果，在春节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得到诸多朋友的热情祝福，似乎过去的担忧不再是魔障。第二年妻子也才被接收入党，从此踏上从政之路。然而，我们结为夫妇，虽然有了家的温馨，但我的处境却依然如故，出身依然成为原罪。妻子为改变我的处境，费尽了心。她承担了所有家务，多挤出时间让我读书画画，希望能依靠自己的才能和表现得到认可，改变处境。至今想来惭愧，以致几十年来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兴趣中，很少操心家事，到今天还不会使用洗衣机哩！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甘肃有4个名额，痴迷画画的我就冲着这条资讯，参加了考场设在靖远县的全国统考，监考的原武威文化馆的美工马永沛老师，看了我的画说：“你当个中学美术老师没问题，上几年学回来还是当老师，意义不大啊！”可知当时都没文凭概念。发榜时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扬名县城，未料在参加体检后第三天儿子降生，也因名额有限，最终未能踏进大学之门。第二年孩子还小，也没有继续报考。等拿到大学文凭已是10年之后，现在看来，这一步没踏上，就错过了许多可以改变命运的机遇。 笃信重在表现的我，只能埋头苦干，希望得到组织的肯定，但在一些领导眼里却终难翻身。我参加筹备处里的宣传队，负责服化道布景绘制等，还主动到和母亲在社教工作队结识的省豫剧团董有道团长家，把他们正排练的《山鹰》剧本要来改编为话剧，费了不少心思。该剧说的是一位女知青报名下乡，却被她上大学的哥哥阻挠的故事。当时都不愿演这个被丑化的角色，一时找不到人。我单位江书记说：“你们到哪里找人哩！边强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吗！”可知在领导眼里对我的定位。他哪知道我就是带着妹妹到会宁下乡的，当年《人民日报》有报道，《甘肃日报》还以《毛主席教育的好青年》为题用近半版的篇幅报道过我的先进事迹哩！
此后，曾熟识的一位张领导（后曾任矿务局党委书记）调来建筑工程处任革委会副主任，才好心的把我调到机关，名义是为后勤服务，其实是负责主办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栏、新闻橱窗、会场布置等写写画画的工作，成为当时宣传部的编外干事。虽然我的小小木工房与猪圈为邻，但却来人不断。除了为机关各办公室修理桌椅板凳、修补食堂的笼屉之外，财务室的保险柜打不开，来找我；民兵训练时高射机枪不会安装，也来找；总机室电话有问题，也来找；压面机房的家属大嫂们也来找我排除故障……那时开始流行做家具，我的手艺早已在加工厂时就出了名，所以没少给人设计画图，许多人从兰州抱回的大立柜玻璃镜面，都来找我裁割。甚至还有人偷偷请我给过世的双亲刻墓碑。更可笑的是我非党非团，却被团委选为宣传委员，还被任命为党代会秘书长，当我说明时，他们大为诧异。尽管我这个“万金油”，人缘不错，但因一再曝光，都知道我是个“狗崽子”。
　　在维护我的张领导调走后，我却因拒绝为分管的后勤科长用公家木料给他做家具，便被发配到施工队去当普工。当时天寒地冻，我被安排开挖深宽两米多的管沟，因土层沙石冻结十分坚硬，只能用镐头一点点刨，却必须完成每天5方的定额，否则就要扣除44块5毛6的月工资。我明知这是报复，也绝不求情下话。这道沟就在单位大门和家属楼之间，所以我天天挖土都被来来往往的领导和家属们看到。有一天我正在坑底铲土，忽听到有人在上面喊：“你们就这么整人哩吗!这不是折腾人吗!”喊话的是政治部主任的大姑娘岳国军，东北人个高嗓门大，出于同情，在对着回家的某领导发话。我说：“别喊了，我不挖别人也得挖，人又累不死，怕啥！” 就这样我每天从天亮干到天黑，手套磨破，虎口震裂，十指淌血，硬是埋头挖出了一道近百米的深沟，还蛮有成就感哩！每晚回家热水泡手抹油，妻子看着都流泪，我笑道：“这就是斗争的结果啊！”当然这也促使我决心离开这里，再谋出路。
我引起了施工队长的注意，便又把我调到木工班，随施工队远赴宁夏西吉去建影剧院。那时能看懂建筑施工图纸的人不多，我在建工处曾做过建筑师的梦，狠下功夫学习有关知识，看图画图都不成问题。施工中我发现设计院图纸有了问题，把原来的穹顶改为下垂，导致放映孔在天花板之上，这怎么放电影？我反映到队里他们都不置可否，我们只好糊弄施工。直到后来设计师到现场才发现他们犯的低级错误，最后赔偿了一大笔返工费，也节约了不少材料。这时单位来人想让我去设计处或担任施工监理，都被我婉拒，因我即将去干部学校任教师之事已基本确定了。
　　1980年那是个多少人改变命运的年头，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等大人物先后平反，恢复名誉；原来的许多所谓“敌人”都在落实政策后平反摘帽。父亲随部起义的历史也被确认，得到平反。我们的档案也经清理，文革中的黑材料已被全部撤除销毁，出身不再是决定终身的桎梏。为了提高各级干部文化基础和知识素养，矿务局干部学校应运而生。先前我们一起办展的好友魏晋龙出任校长，我应聘成为干部学校的美学、心理学教师。从此告别斧锯，后又考入大学中文系，四年毕业后到恢复建制的白银市筹备文联，曾任文联兼市美协主席，最后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书记、副所长，直到退休。夫人则在出团委后，先后任职矿务局卫生处、机关党委、白银市妇联、市人大，并当选副市长，最后在省旅游局领导岗位退休。回首以往，我发现挫折是改变命运的节点，我们当然感恩在困境中予以相助的朋友，但也感恩那些促使我决心脱离困境的人们，而最终要感恩时代，使我们成为幸运儿。 靖远矿区是我们夫妇人生的起步点和结合点，点点滴滴，都有说不完的故事，此生难忘。决定这次回访，到最初的落脚点——宝积山煤矿是一定要去看看的，同时还要去打听看望健在的老领导。 我们先看望的是当年的靖远煤矿团委副书记古兴德。他兰大医学院毕业，在矿上团委时我妻子是他的干事。作为老大学生，古兴德为人诚恳稳重，虽然当时文革极左风气盛行，他却处事公道，绝不趋炎附势。他为人正直，质朴无华，其人品和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古兴德后来专业归口担任矿区总医院书记、院长，他严于律己，忠于职守，一干几十年，兢兢业业，有着很好的口碑，如今也到了耄耋之年。
　　随后在古兄带领下，我们又去了当年曾任靖远煤矿政工组组长的李崇高主任家。老两口看到我们，发自内心的高兴。那时他们对我的出身处境深表同情，虽无力改变什么，却在工作中给予各种理解保护，有时还请到他家吃饭，喝盅小酒，给我这个单身娃改善伙食。他比我年长十岁，今年已届八五高龄。当年他从未在我这个“学生娃”面前摆过架子，反倒如兄长一样呵护我，让我倍感温馨。1972年秋，靖远煤矿撤销前，为感谢他的关照，我利用他家的劈柴等废旧木料，给他做了一个床头柜以表纪念。没想到50年过去了，当看到他仍舍不得丢弃的这件旧物，让我一时泪目。老嫂子对我妻子说：“这个柜门门是用我的小案板改装的，那会儿也没啥好吃的，就是做个浆水面啊！”他们老两口的情义，是那个艰苦冷峻岁月中最难得的信任和激励，也是我努力奋进不甘沉沦的动力。 匆匆一见，我们又驱车矿区，先是去远处的红会三矿、四矿等处看看，因为驾车的兄弟是曾任白银市文广局局长的安进宝，曾在那里度过了青春岁月，也想故地重游回去看看。一路上看到曾经的荒原秃岭也有了绿色，尤其是公路两边树木成林，想起当年尘土飞扬的沙石路，不禁感慨，为旧貌换新颜而欣喜。 途经那一片叫西格拉滩的荒原，其边缘正是昔日红会三矿和四矿所在，那时地下蕴藏的煤炭让这里每天都热气腾腾。矿工们为国家开采能源，在地面战风沙，斗严寒，又在地下掘井巷，刨煤层，干着四片石头夹着一块肉的高危工作，随时提防着瓦斯爆炸和冒顶偏帮的威胁，用生命之光谱写着乌金之歌。我们夫妇当年都来过这里，但此刻却为似乎回归的荒凉之气所侵袭，未置一言。 远远望去就看见了山峦围峙的选煤楼，这是我曾经笔画刀刻过的最熟悉的煤矿标志，亲切感油然而生。可如今却静静的耸立着，没有了车流的喧嚣，在烈日下一派萧索，曾经闪光的铁轨，已锈迹斑斑，黯然失色。 车子驶进曾经的矿区街道，只见有两拨苍颜华发的老人在路边树荫下扎堆下棋，再没有见到什么人。三矿的办公楼已破败不堪，如今已成居民小区疫情防控紧急隔离点。大门两边“团结奋进，振兴三矿”的标语还依稀可见。 车子继续前行，穿过绿树成荫的柏油路看到了银光闪闪的四矿广场企标，感觉就像一支折断的翅膀。到了办公楼前，只见大门紧闭，从铁栅栏往里看，当年的四层小楼涂飾一新，粉红墙面的楼顶上“泰隆森”三个大字十分霸气的耸立着，表明这里已经江山易主，据说如今已成为某私企公司了。 安进宝说要去看看他家当年的住处，车子又驶近昔日的矿山住宅区。只见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荒草丛生，白刺荆条封门进户，瓦砾砖块遍地，忽然窜出一只野兔向山坡跑去。这好大的一片废墟，曾经是多少矿山人娶妻生子安居乐业的家园，如今已成了鼠兔进占的巢穴。进宝眼含泪水，催促快走。我却忍不住按动相机快门，记录下这些颇具杀伤力的场面，因为这在大建快上的都市圈已经很难看到了。我们掉头回返，一路沉默，远山无语，只有孤零零的大树在微风中摇曳，似乎在宣示它们不息的生命力。 我们下一站准备原路返回，再去宝积山和大水头一看。路上远远看到一山头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古式楼阁，从事考古的我便提议去看看，刚好安局也是文物迷，这里也曾是他分管的领地。原来这处塔楼连栋的仿古建筑群落就是有名的平川区红山寺，虽然是改开以后才拓建，但因为曾是当年红军长征会宁会师后，彭德怀在此与四方面军一支队伍会合回师延安而出名，故此地煤矿才以红会为名，就是为纪念这一历史事件。这里我曾经到访过，有上下两层石窟，一层为以彭德怀为首的红军将帅塑像，一层为以释迦牟尼为主的佛道儒三洞教主，虽有创意，却无心再看。如今据说有大老板正在投资，准备打造成平川区著名旅游景点，看着层层脚手架和水泥砌块堆积的施工现场，估计规模不小。 对面的原8702机库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曾是岳父他们当年在建的国防战备工程，也是藏在大山深处的空军基地。据宇航员杨利伟说他曾在这里服役，如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战备地位。旁边还有一座古城遗址，就是有名的打拉池堡。这是明清以来为维护丝绸之路北线的商旅安全，防备游牧势力南下骚扰的军事堡垒。如今虽然墙体颓毁，只剩断壁，但亦可见昔日规模，昭示着这里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岁月沧桑。 驱车绕行，特意经过红会一矿办公楼大门，门面很气派，高大的石狮子雄居两边，咄咄逼人。这是目前仍在坚持生产的煤矿，倒也雄风犹存，给人带来一丝振奋。又穿过一段林荫大道，终于折回到了去宝积山的路。路两边曾是我当年刷过大标语的地段，如今沿途已不见任何遗迹，只有一些蓝底白字的新口号和商业广告，表明历史已经翻篇。然而等进入矿区山口，却不见了曾经高大的选煤楼，还有繁忙的矿井洞口。 老伴说她招工到此，一下车就看到绞车房外墙上刷的大标语：“活着干，死了算，干要干在掌子面，死要死在宝积山!”印象很深，而如今已面目全非。问路边几个乘凉的老太太，都说：“选煤楼、绞车房早就拆了，老煤矿啥都没了”。只好凭记忆顺路而上，到了一个大门口，里面一位看门的妇女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的放我们进去，又带领我们到原来的井口所在地。只见地面上立着一块不足三尺高的水泥碑，上刻“主井筒”三个楷书大字 ，旁边小字为“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封”。才知英雄姬三龙献身的矿井也已经关闭三年多了，看到这一如墓碑的样式，便只有暗暗祈祷了。好在旁边还有一堵较为高大的纪念墙，上书“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宝积山煤矿退出关闭永久性标志牌”，后面是介绍宝积山矿关闭前后的文字和文件依据，犹如这座曾经为国家奉献过1560.86万吨原煤的矿山墓志铭。我们夫妇感情复杂的与之合影，似乎成了承载我们青春已逝的“哭墙”。 折回大水头煤矿，这里曾是靖远煤矿的机关驻地，我在此画过巨大的宣传画，办过专栏，如今面目大改，原来成排的窑洞不见了，到处绿树成林。后建的煤矿办公大楼虽然不高，但看着庄重朴实，生气依然。当年我有幸被借调到煤矿政工组，和这里曾聚集的一批“臭老九”为伍。他们中有北大、清华、南开、西安矿院、蒲城煤校等院校的大中专毕业生，后来大多成为矿上的领导和朋友，其中就有后来的甘肃省长张吾乐，可谓群英荟萃。记得一次办宣传栏，需对我创作的一幅女充电工的版画配诗，开会时提起此事，老哥们便嘻嘻哈哈帮忙。只听一个随口说道：“灯照井下路。”另一个说：“矿工迈大步。”接着有人说：“天塌也不怕!”有位老兄作了个以手撑举的动作喊到：“都是擎天柱!”那浓重的老陕口音，至今难忘。 车轮在回忆中飞转，沐着夕阳的余晖，我们结束了回访。再见!这一方曾经浸透我汗水和眼泪，也飘荡过笑声和欢乐的舞台。别了!我的煤矿。你的蕴藏哪怕被开采掘尽，但萦绕的万千情思却因此悠长，总为我注入不懈努力的能量。
　　——2022年7月11日补记于金城共赏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