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高中时光

城郊村民

　　 2022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就满五十周年了。半年前就约请后来调回广州工作并退休的谭福大、钟志明老师，想陪同两位老师回徐闻、到曲界中学走走看看，可惜的是临行前因为老师身体不适而放弃。于是10天前，我独自驱车620公里返回徐闻，因为新冠疫情，我仅约了十几位好同学回母校曲界中学走走看看，聊解相思之情。学校已经放假，但仍受到热情接待，陈光概校长特地从县城赶来，带我们参观校容、介绍现状和发展过程，我们深受感动。

摄于1976年、2022年（可惜位置没对好），左一为笔者。

　 　1972年高中毕业后那几年，我经常到公社开会，都会进校园看看；1974年我还以曲界公社贫下中农协会副主任的身份，参加学校的有关会议，到广州读书、工作后，虽然回家探亲必须经过学校门口，但一直都没进校园看看。5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我国城乡到处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着母校肯定也是变化巨大。

回来前，我曾了解过学校的情况，但是刚走进校园一看，其变化还是大出意料——除了地理位置，几乎再也找不到旧时的踪迹！原来全是平房，现在全是楼房，区域布局合理；绿树成荫，环境幽静，整齐干净，蓝天白云，景色优美！信步于校园，听情况介绍，谈今后发展，既感到亲切、欣慰，又有所失落、不解。失落的是，寻找不到旧物的痕迹，旧的教室、宿舍、厨房、老井不见了很正常，而原来遍布校园的高大樟树，仅在围墙边看到一株（还有一株是移植的），显得高大而有历史感！不解的是，学校只剩下初中，高中全部集中到了县城；曲界作为徐闻县东部五六个镇的中心镇，几十万人口，高中学生全部到二十几、三十几公里之外上学！

走在校园里，看着学校新貌，我的思绪回到了50年前……

笔者与陈光概校长

　　 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0年9月上高中，1972年7月毕业。那时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重点中学被取消，学生就近入学。我就读的曲界中学，“文革”前是“徐闻县第二中学”。毕业离校已经50周年了，但是那两年经历的点点滴滴，还时常出现在脑海里。高中确实是整个读书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阶段！

（一）走路十公里上学

从我们村子到曲界中学，约13公里路程（前山等地最远的超过20公里），穿过国营红星农场五六公里的橡胶林。学校是周六下午和周日休学，我们周六午饭后回家，周日上午干农活、下午去学校。路自然是泥土路，上学当然是走路，单程需要近三个小时。

我们上学，基本上是光脚走路，布包里一套衣服、一对自制凉鞋和几本课本，最重的是那袋15斤大米。附近几个村子的同学上学，都约好在路口会合，于是人越走越多。穿过橡胶林，登上长陡坡，到达上林岭后，我们总会休息一阵子，然后是十几二十个同学一起到学校。周六我们也一起离校，在路口分手。我们几个“死党”的感情就是在路上加深的。

上学路上最怕下雨，怕淋湿大米、衣服等，回家时倒无所谓。雷州半岛的红泥路面，无雨时很坚硬，下雨后会很滑、上下坡容易跌倒；红泥土湿透后变得松软，成为烂泥后黏力很大，低洼路段烂泥较深，非常难走，穿鞋根本无法走路。

50年前不起眼的这棵樟树，显得亲切而醒目。

（二）吃得多也长得快

学校只有厨房，没有饭堂。厨房有一座一米多高的方柱体大蒸笼，里面分成许多横格，外面两侧开门。全校几百个学生，自己用饭盒洗好米放好水（也有混放番薯干之类的），放进去一起蒸熟。厨房有一口特大铁锅，我没见过用它“炒菜”，它总是用来“煮菜”——小半锅清水煮沸后，放进青菜滚烫一下——然后分装到两个大木桶里，此时才放进不太多的猪油和油渣。最先打菜的会得到一点“油花”，每份菜5分钱。我们取出饭盒、打了菜，就回宿舍或坐在树底下吃，因为没有饭堂。

那个年代，十六七岁正是发育期，吃得多、饿得快、长得欢。学校一天仅开午晚两餐，没有地方卖早餐，加上没有零食，常常感到饿得慌！上午第三节课，老师在讲、肚子在叫，有时一下课，我们便跑步去取饭、打菜，连续不停地将饭菜“塞进”肚子里，又跑步回去上第四节课——整个过程仅仅用了课间休息的10分钟！此后的二三十年，我吃饭总是非常快！我们家乡田地多，家里保证有米够我吃饱。我们几个好同学基本是每餐吃一斤二两（0.6千克）米，蒸熟的米饭会把饭盒盖撑起老高。一餐吃一斤二两米的饭，城里很多人都不相信，我现在想起来也感到很吓人！吃得多，也长得快，高中两年我的体重增加了40多斤——从入学时的76斤长到毕业时的123斤！这两年是我真正“长身体”的时段，长大的速度就像蒸馒头，吓坏了村里久不见面的叔伯婶姨们！

（三）正常上课很难得

我们读高中的两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大中城市仍有“动乱”、学校未能正常上课；而曲界中学“远离中心、地处僻壤”，校园比较安静，没什么“派性斗争”，除了短时间“学农”劳动，老师讲课、学生学习都不受干扰，期中、期末考试都比较正常。只是教材内容过于简单，特别是英语课，仅仅教了几句口号，例如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

我们上高中不久，就传说要恢复高考，于是老师们都想办法增加讲课内容，争取多教一些知识。比如教语文的周智育老师，比较系统地讲授了汉语语法基本知识。我后来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把汉语语法发展作为主攻方向（调离学校不久就终止了），多少受此影响。教数学的林兴克老师，还个别辅导我学习大学的高等数学，还指导我备课给我们班同学上数学课。毕业前林老师很高兴地告知我：领导在研究让我留校当数学老师。后来因为1973年发生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导致不但没有恢复高考，反而连“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考试也淡化了。我一直都感到遗憾的是，没机会参加正式高考，读自己喜欢的理工科！

曲界中学原作为徐闻县第二中学，师资力量很强，多数教师都是毕业于名校，如刁秋飞、林兴克、林丕岳、章日深、谭福大、钟志明等老师，都是华南师范学院（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老师全都调离了曲界中学，或调回广州市，或调到湛江市第一中学、徐闻中学、徐闻县教师进修学校等。大家公认很有才气的刁秋飞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前被打成右派的，“摘帽”后调到茂名石油学院任教，副教授退休。

我们同学多数讲雷州话，少数同学在家是讲广州话、客家话，还有个别来自国营农场讲普通话，老师们大都是来自外地，所以学校是用普通话教学，这在当时的边远地区非常难得。

（四）其他几个小事情

一是上山砍柴。那个年代蒸饭煮菜烧开水，都是用木柴生火；学校不是收费买柴，而是给学生下达交木柴的任务：在校住宿的学生，每人每年要交400斤干柴。上山砍柴，一般要翻越两个山头，到两三公里之外。虽然我个子小，但能干体力活，特别能负重，高一时体重才80斤，竟能挑160斤的木柴走几公里！一个学年，我要砍3担木柴挑回学校，折算成干柴超过了400斤。

二是糖果当菜。有时下午外出回校太晚，厨房已经关门，没有青菜了。这种时候，同学从家里带来的萝卜干、白瓜干和腌菜，特别是用猪油炒的萝卜干，就成了美味佳肴。这些咸菜主要是讲广州话、客家话的同学带来的。如果是后半周，咸菜吃完了，就用1毛钱买17颗糖果，每人分五六颗送饭；最可怜时是冬天，有时只能用粗海盐当“菜”，硬是将一斤二两米的冷饭送进肚里！多少年之后，我还能不用菜肴而吃下两碗白米饭。

三是享用冷饮。那个年代很少有零食卖，家里每周给6毛钱打菜，能省下一些零用钱。夏天晚上最爽的是，我们相邀去圩镇邻近的国营海鸥农场冰室，用3分、5分钱吃一支冰棍或者喝一杯冰水！

四是偶尔下棋。从小学到大学，我的体育课成绩还行，但是除拔河外，没能力参加过任何体育比赛。小时候一有时间就被严父“安排”去干活，哪能去“玩球”？再说我似乎也没有体育天赋。读高中时我下象棋还行，晚饭后偶尔与林丕岳等老师对弈几局。我是小学四年级学会象棋的，那年农忙假，有十几位老师到我们生产队支农两周，安排孟老师住在我家。孟老师来两天后，可能是因为无聊，晚饭后便教我下象棋。我不但很快学会，而且在农忙假结束前，竟然下赢了孟老师！我高中毕业后当生产大队干部（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分管知识青年工作时，靠着这个“本事”，曾“收服”了下乡到我们大队农场的几个湛江市知识青年。

附录：高中毕业五十周年回母校二首（新韵）

七律•老师恩重

远离闹市莅乡间，陋室安身掌教鞭。

粉笔半截传道义，讲台三尺解疑难。

循循善诱慧心启，默默栽培秀色添。

品质温良堪表率，才华横溢乃标杆。

七言排律•同学情深

离校五旬人自老，同窗两载事犹新。

随行十里胶林静，伴宿一床情谊深。

仍想海鸥冰水爽，尚忧深谷木柴沉。

井边洗澡高声闹，树底开餐咸菜芬。

考取高分皆喜色，遭逢苦恼尽伤神。

相邀老友欣回校，但见新颜无旧痕。

注：海鸥，指国营海鸥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