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牌特工潜伏太成功，49年国军高层苦劝：和老婆离婚，跟我去台湾

至简

于无声处建奇功！

1949年年初，在上海霞飞路的光明公寓里，国军高层陈恭澍正在苦劝他的一位“同事”，让他跟自己去台湾。

陈恭澍是谁？

但凡对军统稍有了解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此人身上有多少“大名鼎鼎”的标签：军统第一杀手，当年戴笠的亲信，黄埔军校第5期步科毕业，曾任军统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那些年军统的一系列刺杀行动里，都少不了他的影子……

得到陈恭澍苦劝的这位，姓范，名纪曼，43岁。当时，他在国军内部的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

为了能让范纪曼跟自己一起去台湾，陈恭澍当真是没少费口舌。他不断地说好话，又是说范纪曼是个人才，只要去了台湾，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人家范纪曼就是不为所动，找了各种理由推托。到最后，陈恭澍竟以为他是放不下在中国大陆的妻子，甚至提出：你和老婆离婚，就能无牵无挂了，去台湾也就没什么顾虑了。

听着陈恭澍这话，范纪曼也确实是哭笑不得。毕竟，虽然穿着国民党那身“皮”，但他的真实身份是：打入敌人心脏的红色特工。

范纪曼，到底是谁派出去的“尖刀”？

面对陈恭澍的苦劝，他为何不索性潜伏进中国台湾？

范纪曼之妻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为何陈恭澍会认为只要他跟妻子离婚，就会愿意去台湾?

总有人问：一个成功的红色特工，到底能有多优秀？希望这段尘封往事，能给大家一个答案。也请大家记住他的名字，因为多年后的今天，但凡是盘点中国红色特工的书籍，“范纪曼”这3个字都是必入选的。

范纪曼是四川梁山人，1906年出生，家境不错。19岁那年，他离开四川老家，前往武汉求学，并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和同样就读该校的陈恭澍，成了同窗。

与陈恭澍不一样的，范纪曼在学校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并加入了我党。毕业后，范纪曼受组织派遣先后在四川、上海，组织学生和工人运动。不久，范纪曼遇到了挚爱彭雅萝。她是一个进步女青年，学艺术的。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然而不幸的是，1930年5月，范纪曼因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那段时间，彭雅萝为了男友四处奔波，出钱出力。好在范纪曼咬死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身份，最终才在亲友们的保释下，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的范纪曼，还来不及和女友庆祝，就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他与组织失联了。

一个年轻的、谈不上有太多经验的革命者，在白色恐怖时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无疑是令人绝望的。思来想去，范纪曼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和女朋友一起北上求学，顺便找组织。

到北平后，两个年轻人都考入了北平大学。范纪曼是个妥妥的学霸，舞台艺术、法律法政，他都学过，还同时掌握了英、德、日、俄4门外语。而彭雅萝则学了音乐，主攻艺术方向。当其他年轻情侣都忙着谈情说爱时，范纪曼和彭雅萝却在学校仔细观察着：他们判断，学校肯定有“自己人”。

果然，他们通过一个进步同学，找到隐藏在学校里的党组织。然而，当他们满心欢喜地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负责人时，对方却告诉他们：全国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得太严重了，隐藏在学校的这点力量，是没有能力审查清楚你们俩在上海的情况的，你们必须等……

等待是煎熬的。此后，一个机会的出现，让范纪曼无比欣喜：一个姓曹的同乡托人来找范纪曼，称他被军阀逮捕了，目前被关在了监狱里，让他想想办法。

这个小曹是北平地下党成员，出事后他并没有暴露身份，也就是说，他是有获救的可能的。而小曹之所以会想到找范纪曼，除了因为是同乡关系，还因为他知道范纪曼认识陈恭澍。而此时的陈恭澍，已经在北平国民党当局任职，是能说得上话的。

为了营救小曹，范纪曼不得不登门，找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陈恭澍。这陈恭澍对范纪曼倒是挺客气，听说对方在北平求学，还挺支持他。而当范纪曼说到自己的“表哥”小曹被关了起来后，陈恭澍则当场表示：“这是小事，我去找人办！“

随后，陈恭澍便借机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表示：

“美国公使馆有些外文材料，我急着要用。但你知道我们这些大老粗，都是不懂外国文的。你懂几国文字，你帮我的忙，去抄录一些然后翻译出来交给我。”

原来，当时陈恭澍在国军里负责一份秘密刊物的编撰事务，但又实在水平不行，范纪曼的前来正好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数日后，陈恭澍把材料拿给了范纪曼看，同时还告诉他：“这都是绝密！”范纪曼一看，着实给吓了一大跳：材料里全是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外交情报。范纪曼再也等不了了，他找到学校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告诉对方：“我有重大情报，你务必给我联系到上级！不能再耽误了！”

几天后，范纪曼见到了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当他把翻译好的材料拿出来时，市委书记欣喜不已。此后，每一次陈恭澍来找他翻译材料，范纪曼都是译两份，一份交给陈恭澍，一份交给北平地下党组织。

就这样，范纪曼成了一个真正的红色特工。这一年，他才28岁。

能重新找到组织，年轻的范纪曼高兴极了，一门心思要干出点成绩来。于是，从北平大学毕业后，他和彭雅萝果断接受组织派遣，回到了上海。他们的上级，就是后来的“特工之王”李克农。

他和彭雅萝结婚了，并在上海开了一个名叫“木简书屋”的旧书店。上级告诉他们两口子：“书店就是做掩护的，你要和一个叫刘鹤孔的地下党员保持联系！再把他传给你的信息，通过书店里的电台发给组织。”

世界上没有一个王牌特工，是一下子就能成为高手的，这一点请亲爱的读者们务必知晓。

这段时期的范纪曼，经历了一个从外围情报人员，到核心骨干的转变：

组织一个信号传来，他就要骑着店里的摩托，去转移电台。对范纪曼来说，电台就是“命”；

刘鹤孔一个眼神，他就得明白对方是想说“我后面有尾巴，你帮我剪了”。对范纪曼来说，刘鹤孔的命比自己的重要。

在刀尖上起舞多年，范纪曼一直在等待更有挑战性的任务。1945年日本人刚刚投降时，范纪曼迎来这样一个任务：营救我党的两名骨干。

当时，他们被关在日伪控制的提篮桥监狱。一旦蒋介石的接收人员赶到，这两位同志必然难逃一死。为了能抢在国军到来前救出二人，组织上除了派出范纪曼这一外围人员，甚至还动用了潜伏在敌军内部的另一位王牌特工：李时雨。

当时，李时雨的身份是“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长，周佛海的亲信。（如果大家想知道李时雨有多牛，可以自己去查一查。）

第一次跟李时雨这样的王牌特工合作，范纪曼无疑是紧张的。那天，李时雨给范纪曼弄来一套国民党少将军官服，让他化装成从重庆飞过来的高级军官。

李时雨开着军用汽车，来到了提篮桥监狱门口，见到了伪监狱长沈冠三。沈冠三听说是重庆方面来人了，赶紧出门来接。李时雨寒暄一番后，对沈冠三说：

“这位是刚从重庆来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范高参，他是专门来接两个在押犯人的！这件事由我们军法处协同办理，我特意陪同范高参前来……”

沈冠三慌得很，却又拿不定主意。范纪曼见他这样子，便大声呵斥：“日本鬼子都要滚蛋了，你们这批汉奸还不挑条明路！”最后，沈冠三经不住吓，乖乖放人。

遗憾的是，当时其中一位已不在提篮桥监狱，他们只救出了一位姓杨的地下党骨干。多年后，担任哈尔滨副市长的杨老再提起此事，仍对李时雨和范纪曼感激不已。

有了这次深入虎穴，范纪曼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特工了。在离王牌特工的路上，他只差最重要的一步：打入敌军内部。

这样的机会，出现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一天，延安老家来的上级老刘，特意来寻他。他给了范纪曼一个选择题：去延安，还是潜伏进国民党内部？对此，范纪曼的回答是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正是老刘想要的答案。事实上，他此次是受高层之命前来，给范纪曼下达潜伏任务的。因为范纪曼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上过学，跟陈恭澍又相识多年。而此时的陈恭澍早已在国军里“飞黄腾达”，这条线一旦能用上，必将有奇效。

命令下达后不久，老刘便要离开上海，回延安复命。临行前，他问范纪曼：“你对组织还有什么要求吗？”范纪曼想了想，只提了一条：“能不能把我的老婆和孩子，送出上海！”

在过去的这十几年里，彭雅萝一直陪伴着丈夫，日日为他担惊受怕，无怨无悔。组织下了命令，前方就算是刀山火海，范纪曼也丝毫不惧。他担心的，唯有妻儿。老刘听了这话，突然觉得无比感慨，他拍了拍范纪曼的肩膀，说：“你放心，我一定请组织安排！”

就这样，范纪曼开始四处活动。找陈恭澍、找当年的军校校友，各种托关系。1947年，他终于正式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担任驻沪国际组代理专员，专门负责搞国际情报。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特务头子郑介民。

国民党对范纪曼确实是挺重用的，毕竟他有军校的背景，又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国际型”人才。他们每个月给范纪曼发一大笔活动经费，又给他配了一部“豪车”。而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收集各种情报，每个月去一次南京，把情报汇报给郑介民。

有了这层身份，范纪曼能做的事就更多了。平时护送、掩护、营救同志就不说了，仅是三大战役期间，范纪曼送出的绝密情报就达几十份。多年后，再提到这些情报，很多我党前线的高级将领仍记忆犹新。

1949年年初，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老同学陈恭澍又出现在他的公寓里。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陈恭澍苦苦劝说范纪曼，让他跟自己一起去台湾。

因为陈恭澍知道范纪曼的妻子不在身边，但如果去接她时间上又来不及，所以“心狠”的陈恭澍便索性劝范纪曼抛妻弃子。在陈恭澍这种人看来，等去了台湾，再找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事实上，陈恭澍之所以会这么希望范纪曼跟自己一起走，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一方面，陈恭澍很清楚范纪曼的实力。特别是这几年范纪曼在搞国际情报上的成绩，一直都是受到美军高层认可的。陈恭澍判断将来国军退到台湾，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机会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像范纪曼这样的人，正好能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陈恭澍深知退到台湾后，国军内部肯定又是一番尔虞我诈、争权夺位。到时候有像范纪曼这样的人帮自己，那自己突出重围必如虎添翼。毕竟，此时范纪曼已是国军少将身份。

陈恭澍的苦苦相劝，无疑证明了一点：范纪曼的潜伏，确实太成功了。

但很显然，范纪曼不能走，原因也是两点：

其一，没有收到上级让他去中国台湾的通知，他就不能离开现在的岗位；

其二，解放战争还没结束，而且已经到了关键时期，他目前在国军内部能接触到的情报是极度稀缺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红色特工还接触不到的。他必须坐稳这个位置，待到解放战争结束再去台湾，也不迟。

于是，他便找了各种理由推托。陈恭澍没办法，只能留话说自己先走一步，让他随后跟着来。

对所有特工来说，有一点是一样的：出手的次数越多，暴露的风险就越大。在解放战争后期，范纪曼出手的次数确实太多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范纪曼暴露了。因为一个外围情报员的被捕和招供，范纪曼的身份被发现，他被捕了。

一个王牌特工的传奇，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吗？如果这样想，那就太小看范纪曼了。

多年的潜伏经验、多年的外围情报工作经验，范纪曼的生存能力、随机应变能力，早就在实践中被训练到了极致。于是，他给国军看守们上演了一出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经典越狱”。

为了这次越狱，范纪曼做了很多准备：

比如，他总是装作很淡定，对于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被放出去，颇有信心。他时不时跟看守们吹牛，告诉他们自己曾是蒋校长的学生（黄埔军校出身），现在之所以被抓，是因为派系斗争中一时落了下风。只要高层哪天一想起他，他就能风风光光地出去。看守们听他这样说，自然不敢怠慢；

比如，范纪曼总是跟监狱里被关的各类犯人们，积极打交道。大家也都觉得他是个热心肠，愿意叫他一声范大哥。

就这样，日子久了，看守们对范纪曼的警惕心也就放松了下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范纪曼选了一个凌晨越狱。当时，一位狱友为了配合他，便谎称说肚子疼，让看守去给他寻药来。趁着这个间隙，范纪曼溜到厕所边。他扛来一块平时犯人们放脸盆的板子，搭在一处低矮的篱笆墙边，爬了出去。这一切，不管是板子还是可利用的篱笆墙，都是范纪曼早就盘算好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看守发现范纪曼跑了，跑去跟上级汇报时，那位平时没少跟范纪曼打交道的看守所领导却说：

“不会的，他是少将，不过因一些误会才到这里，他哪里会跑……”

等到他们再想追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此后，范纪曼一直躲在一位朋友家里，直到上海解放。

建国后，范纪曼先后在多个岗位上任职，兢兢业业。1990年12月6日，范老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84岁。

在他去世前不久，上海播出的一部电视记录片里，有这样的一个镜头：

一个80多岁的老人，清灌消瘦，两眼却仍炯炯有神。他坐在轮椅里，老伴推着他，一直朝前走着……

这个镜头，说的就是范老及其妻彭雅萝女士。因为建国后的范老太过低调，以致身边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的过去，直到这个镜头出现，朋友们才感叹：原来，他和她曾有过这样的一段传奇经历。

是的！因为工作性质、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性格，红色特工们都是极低调的。毛主席有一首词，是最适合形容他们的，笔者把这首词放在文末：

《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