稗海掇珠（100）曾国藩临终荐贤臣

杏山秋月

曾国藩临终荐贤臣

曾国藩是晚清四大名臣之首，也是晚清散文“湘乡派”的创立人。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饱读诗书，从内阁学士做起，官至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曾国藩创立湘军，镇压各地叛乱，劳苦功高，也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他一生严于律己，尊道厚德，在满清官场上长盛不衰，受到无数人追捧。

曾国藩认为天下兴衰，人才问题是关键，他说，“只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认为只有拥有杰出人才的国家，才是真正强大的国家。

到了晚年，曾国藩桃李满天下，不过多年的超负荷的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曾国藩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此时的他还有许多事情放不下，毕竟，自己位高权重，国家还在危难之中，如果不安排妥当，后患无穷。

于是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让他赶紧来一趟。

李鸿章感觉有点反常，他和老师在各方面都非常默契，老师从来没有这样急迫，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放下一切事物，日夜兼程的赶路。

见到老师，李鸿章眼泪就下来了，他看到老师已经老态龙钟，一看就是行将就木之人，没想到这位在满清政府呼风唤雨的人物，也无法逃脱岁月的洗礼，此时此刻他已经风烛残年，李鸿章无比悲伤。

不过见到李鸿章，曾国藩显得非常高兴，回顾了他们交往的一些趣事。又针对时局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面对自己最欣赏的李鸿章，曾国藩几乎把重要的事都托付给了李鸿章。

最后他特别强调，人才培养至关重要，现在，由于受西方列强的文化冲击，世风日下，一定要正本清源，按照国家的需要和自己的规划，大量储备人才，同时把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继承下去。

听完老师的叮嘱，李鸿章说出了很多想法和疑问，很多话题是官场禁忌，按照规则，即使是情同父子的师徒，也要避讳。

可是此时此刻，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果然此时此刻的曾国藩也是百无禁忌，毫无保留地对当今人才做了一个全面剖析。

李鸿章询问何人可堪大用，曾国藩说出了五个顶尖人才

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当属海内第一号人物。他洁身自好，有雄才大略。李鸿章甚为不解，因为他知道曾、左二人早有不合。

左宗棠还是个普通举人的时候，仕途艰难，还是曾国藩的推荐，左宗棠的仕途才开始出现光明。

按照规则被人推荐，应该自谦是他的门生，但是左宗棠有点清高，无论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人的书信中，左宗棠都和曾国藩以兄弟相称。

左宗棠也是晚清能臣，他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兴办洋务运动、镇压捻军，又主持平定陕甘叛乱，尤其是收复新疆，名垂青史，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左宗棠上表朝廷，指出了曾国藩欺君罔上、谎报军情。这就让曾国藩非常被动，几乎晚节不保，大家都认为二人关系紧张，这一点李鸿章非常清楚。

面对李鸿章的疑问，曾国藩说，他和左宗棠意见不合不是因为私利，在国家大事上，左宗棠无懈可击，他十分佩服左宗棠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他不仅没有对左宗棠有非议，而且在暗中给予很大的支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格局。

曾国藩认为排第二的当属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淡薄名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彭玉麟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四大中兴名臣”，秀才出身的他早年贫苦，当过学徒、帐房先生，后来彭玉麟加入曾国藩的湘军，统领湘军水师。

在曾国藩眼里排在第三的是郭嵩焘，郭嵩焘，晚清政治家，1853年，随曾国藩组建“湘军”。

另外，曾国藩还说刘长佑、沈葆桢都有大才，日后将是国家栋梁。

刘长佑非常耿直，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曾国藩非常看好他，曾国藩担任阅卷大臣，他有意向刘长佑索取楷书，明眼人都知道这样做的含义，两人都是湖南老乡，肯定在阅卷时会特殊照顾。

但刘长佑居然拒绝了曾国藩的要求，曾国藩虽然尴尬，却对他更加佩服。

沈葆桢是福建侯官人，是清朝的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台湾近代化奠基人和领导人。

沈葆桢非常重视海军力量的建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学府——船政学堂，引进西方教育模式，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被誉为为近代教育的“开山之祖”。

曾国藩对人才的评价得到慈禧的认同

有一次，在和慈禧太后谈论人才培养话题，曾国藩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而慈禧则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好样的。”

要知道慈禧轻易不会如此郑重表达自己的喜好，尤其是自己关于大臣的态度，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这几个人是天下公认的人才。

曾国藩认为事在人为，一个国家的强大，识人、用人非常重要。不过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被利益集团以权谋私，只有从国家的角度，摒弃一切私念，才能形成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

曾国藩的人才观，不仅让清政府受益匪浅，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