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营和文工团

嘟嘟的老爹4867038

我自小儿生活在北京的一条老胡同里，胡同紧挨着城墙，出胡同西口走不了几步就出城了。

胡同里驻扎着一支解放军部队，打我记事起就知道它叫炮兵营。

炮兵阵地设在离我家不太远的官园胡同里的一个大空场上，据说早先那里是端王府的花园。在我们这条胡同的东口路北有个大院子，以前是王府的马圈。

在这个大院的空地上也有几座用石头和水泥砌成的圆形炮台，炮台上的高射炮裹着帆布炮衣，四个胶皮轮子支起来不着地，细长的炮筒高高扬起，指向远处的天空。

每当士兵们登上炮台把炮衣脱下来时，被路过的孩子看到了，立马大呼小叫地奔走相告，不大会儿的工夫，胡同里的小孩儿差不多全都被召集起来了，呼拉拉拥进院子，守在炮台底下，仰着脖子观看士兵们进行操练。

我们紧盯着炮手们的每一个动作，递炮弹的，装炮弹的，瞄准的，手摇小红旗喊口令指挥的。炮身来回旋转，炮筒子也跟着上下摆动，我们这帮孩子的脑袋和身子就左右上下一起随着晃动。这样的操练不知道看过多少回，每次都觉得新鲜，从不厌倦。炮兵们无论是军官还是战士，从来没嫌过我们防碍他们训练，也从来没轰过我们。

炮兵阵地往东就是部队的营房了。这是一座大的宅院，占据了半条胡同，在早也是个王府。斑驳的朱漆大门，威武的石狮子门墩，还有两块方整的上马石，无不透露出昔日王府的威严和辉煌。

我们家的院子在路南，街门斜对着营房的大门。兹要是官兵们到院子里挨家挨户来借案板和擀面杖，我们就知道部队要改善伙食包饺子了。他们刚把腿迈进街门，在门道里就亮开嗓门大娘嬸子的喊起来，透着那么的亲近。院里的人闻声而动，赶紧把自家做饭的家伙什拿给他们，嘴里还念叨着，不等着用，别急着还。

东西人家也不白借，归还的时候不是抄起扫帚扫院子，就是挑起水桶去胡同口的水管子去接水，把各家各户的水缸装满为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炊事班长大老张就成了我们家的熟客，除了借东西之外，班里哪个战士的衣服破了，他也拿过来让我的奶奶还有我母亲帮着给缝补上。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个场景非常清晰：有一天天已经黑了，大老张笑眯眯推开我家的屋门，手里端着一个大笸箩，我扒着笸箩往里瞧，里面是一些个馒头和窝头，有整个儿的，也有掰成半拉的。那时候我们家人口多，仅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过日子，拮据得很，大老张不止一次地用这种方式来接济我们。

炮兵营的炊事班买粮、买菜、买煤或者是倒炉灰，都走小旁门。每到晚上七八点钟，我家的后山墙就会传来咚咚的敲击声，这是出来倒炉灰的炊事兵用暗号通知我们: 快点到脏土站捡煤核儿去吧。几乎每晚都能捡回半脸盆煤核，积少成多，能省下一些买煤的钱。

营房每个月都会放映露天电影，我们跟门卫混熟了，到时候连招呼都不用打，径直往里闯。穿过门道往右一拐是个月亮门，再往前就是大操场了。那时候演电影还是单机放映，放完一本，停下来再换下一本，断断续续的。偶尔去晚了，操场上的好位置都被人占了，就钻到银幕后面反着看，照样看的入神。

我和所有男孩子一样，最喜欢看反特片和打仗片。许多老电影的故事情节早都忘光了，片名却记住了，比如“我们好像见过面”、“勇士的奇遇”“罗马十一点钟”等这些外国影片。也有不爱看的，比如“小姑贤”、“打金枝”，咿咿呀呀没完没了的唱戏，听也听不懂，看一会觉得没意思了，提前退场回家。

在那个物质和文化生活都相当贫乏的年代，能看上一场免费电影，就像过年似的，能兴奋好几天。

我们住的院子的门牌是15号，隔壁16号住着何连长一家。我与何连长打过几次照面，他个子不高，长得很敦实，眯缝着眼睛笑眯眯地打量我，一言不发，我觉得这个炮兵连长还是和蔼可亲的。女主人是个很随和的人，说着一口别人听半天也听不懂什么意思的方言，只能揣摩个大概齐。我跟着母亲去他们家串过几次门儿。

何连长家有个男孩，名叫何道生，长得文文静静的，梳个小分头，他不怎么和胡同里的小孩儿凑在一堆玩儿，跟我倒还合得来，他比我大上个两三岁，据说是他的母亲在随军途中出生的。我俩在一起就是看小人书，拍洋画、弹玻璃球他都不会。

有一件令我非常好奇并留下深刻印象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询问的事，就是他家洗洗涮涮的全用一个盆（也许还有别的盆，但我没看见），我曾把我的这一重大发现告诉我妈，被我妈好一顿数落。

后来何连长一家搬走了，16号院再没搬进新的住户，街门上挂了一把大锁，显得死气沉沉的。每次从那路过，我都会瞥上一眼，总是觉得梳着小分头的何道生正扒着门缝往外瞧，还不住地向我招手。

大概是在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驻扎在胡同里的炮兵营开拔了，原先的营房变成4501部队文工团的宿舍。官园胡同的炮兵阵地改建成了体育场，我们胡同里的阵地也拆除了炮位，腾出来的空场归属另一家部队木材厂使用，原来的汽车库变成了电锯车间。胡同里我们经常用来踢球的那块空场上堆上了被剥掉了树皮的原木，一帮淘小子没事就爱跑到这儿来，爬上窜下没溜儿地活淘。

文工团员们成天介咿咿呀呀地练嗓子，其间还夹杂着各种乐器声，打破了四周的宁静。偶尔能遇见挂着帆布篷的军用卡车停在胡同里，是来接文工团下部队演出的，使我有机会见识了五花八门的乐器。团员们身着笔挺的演出服，脸上画着妆，不论男女，个个脸蛋都涂的红红的，看不出原先长的啥模样，倒是显得倍儿精神。最初见到他们的肩章上缀着五道杠，还以为都是大官呢，我四舅是校级军官，肩章上是两条杠，后来才搞明白，敢情那是五线谱。

记得有一次，文工团跟往常一样外出执行任务，我骑在门前的抱鼓石上和留守的小战士闲聊。我好奇地问他，你站岗怎么不带枪啊？闻听此言，他变戏法似地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用红绸子裹着的小手枪，神气活现地摆弄起来。在我的一再恳求下，他终于允许我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当时忘了问问他，一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小兵怎么会揣着一把手枪呢？

我影影绰绰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个文工团员拿着一件乐器来到我家，说是替他临时保管一下，过段时间再回来取，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见到过他的人影。起初他来过两封信，还寄来一个包裹，我忘了是什么东西了。

许多年以后，我在翻找东西时偶然在大柜顶上摸到一个落满灰尘的布袋，我好奇地把它拿下来，用炕笤帚轻轻地扫掉上面的灰尘，解开系在袋口上的小绳，露出了那件貌似胡琴的不知名的乐器，绷在琴筒上的蛇皮已现出一道道裂痕，但它依旧年复一年默默地躺在角落里静候着主人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