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柔的那些日子（一零六）

牧羊人

114.转到陕西去插队

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1974年的年中，在怀柔的上海知青已经有不少的人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一个个调离了怀柔……。

在上述知青里面，“上调”的（特别指当兵、招工或上大学）或以“病退”为由离开怀柔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还有不少的知青以“转插”为由调到内地插队落户去了，因为“转插”也是一种跳出农门的方式，只不过操作起来更加要复杂一些。

特别要提到的是，最早一批到怀柔的齐齐哈尔知青（齐市知青）已经全部“上调”了。不仅如此，队里的几位老三届高中的上海知青也大多被“抽调”到了外面的中学或小学里做了代课教师。

　我们“二军大”的子弟中也有很多人调离了怀柔。

在这些人里面，有我的发小单锦华（老侩），他于七三年年中调到了陕西省黄陵农场。在那里，他只短暂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便参军入伍，到天津当了一名炮兵；

　发小单锦华在西安大雁塔（拍摄于1973年）

　刘静淮（小不点儿）于1973年11月调到了陕西长安县继续插队落户，后来被招工至铁道部三桥车辆厂当了一名装配钳工；

胡大军和胡建新哥俩在1974年年初调回了安徽老家继续插队落户。但过了不长时间，胡建新如愿以偿地在老家参军入伍，并当上了一名“空降兵”。他所服役的部队在湖北省黄陂县，他幸运地成为了“黄继光连”这支英雄部队中的一员；

　发小胡建新调回安徽老家转插後不久参军入伍，当上了一名光荣的空降兵（拍摄于1974年）

　发小王旭方于1974年调回了浙江丽水的老家继续转插，不久以后，王旭方被招工上调；

刘善亮、刘迎新兄弟俩是我们“二军大”子弟中走得最早的，他俩早在1972年4月被刚刚解放的老爸通过关系调到了湖北省，并直接参加了工作……。

　看着那些曾经和自己一起战天斗地的知青和发小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开了怀柔，要说不羡慕那是假的，但对此，我又是无奈的。

那些能够调回去的“军大子弟”们，他（她）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背景或门路。他们中有的是“投亲靠友”回老家转插；而有些人的父母亲在“文革”中基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还有些人的父母虽然受到了冲击但却早早地获得了“解放”。所有这些，都为他们上调或转插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能够调走的知青大多都够得上“根正苗红”这个最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他（她）们都是能够当兵、上大学或是被招工的。

与之相比下来，自己的条件和背景似乎就差了许多，由于父亲的问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兄妹俩不得不认命，只能得过且过、慢慢地在怀柔“熬”吧……。

　从表面上看，留在怀柔的知青们情绪似乎是稳定的，而且还是“波澜不惊”的，但你真要这么去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私下里，知青们大多是“暗流涌动”，都在不声不响地运作着……。

“各路神仙”都在动用自己的、亲戚们的或朋友们的关系办理着调动手续。只不过事情尚未成功，还不到说出来的时机罢了……。

还有很多人在寻找各种能够办理“病退”回上海的理由，虽然这个做法充满了曲折和不确定性，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依靠着“坚韧不拔”以及“里应外合”，最终，这些人大多都达到了目的。

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绝大多数的上海知青是“上调”无望的。因为，当地所有的招工指标基本上都是面向黑龙江本省的上山下乡知青发出的。

更有甚者，生产队还会将本应留给知青招工和上学的指标张冠李戴给“截留”了。领导们把这些指标给了怀柔的老乡，让他们招工或上学了。

　或许是到呼玛县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实在太多的原因，根本不可能有近六千多的招工指标来解决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

很多留在怀柔的知青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回上海无门了，他（她）们大多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干活儿时越发积极了，他（她）们期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生产队领导们的赏识……。

不用说，他（她）们的努力奏效了。但队里的好岗位毕竟不多，只有寥寥几个，“僧多粥少”的局面也不会立马得到很大的改观。

至于那些平日里表现一般的知青们，他们只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顺其自然地“混”日子是大多数怀柔知青心中最最真实的想法。

　在1974年的这一年里，我回了两次西安。一次是年前回去过春节，但过完年后没有多久我又很快地返回了怀柔。这一次，我妹妹再也没有随我一起回到怀柔，她留在了西安。

但是，妹妹呆在家里每天都是郁郁寡欢的，她不言不语的样子让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话儿又说回来了，老太太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那个时候，“二军大”搬到西安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原来大家还以为这只是暂时的部队“换防”，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部队终究会再搬回上海的。但这只是大家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就当前的局势来看，这个“梦”似乎是彻底落空了！有关部队重新调防回上海的可能性居然没有一丁点儿的动静……，甚至可以说遥遥无期。

既然现状是这样，我的父母开始将我们兄妹俩调回陕西的事情摆到了家里面必须要解决的第一要务来办了。他们开始寻找各路关系，要把我们调回到他们的身边。

当年的八月份，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怀柔回到了西安。回到西安后，在老爷子的安排下我随一个当地老乡去了临潼的新丰镇，那一次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

那个老乡是我父亲的病人，他是当地的一个生产队队长。老爷子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他有能力而且也能够把我们弄回陕西。而这个老乡也是满口答应说：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父亲并不明白，这个老乡不是公社书记，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而已，这个人甚至连生产大队的事情都搞不定，更不用说还要把一个陌生的外地人迁到自己所管辖的生产队来了。

要知道，当时的农村生产队新增了人头是要占用耕地的，对于人均耕地面积偏少的陕西农村来说，这就意味着你要从其他农民手里抢一杯羹、弄一碗饭吃，这种阻力之大应当是可想而知的。

正因为有如此复杂的背景，口粮的问题也绝不是那一位生产队长在自己的权力范围里能轻而易举解决的。

但是父亲对于这些却是一无所知的，他被蒙在了鼓里，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单相思”罢了。

　结果可想而知，我这次“探营”一定会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的。我在那个村子里住了一晚上后第二天又回到了位于灞桥的“陆军二院”，这是我们家当时在西安居住的地方。

后来，又有很多地方表示了可以接受我们兄妹俩。其中包括河南的渑池、陕西的长安县等等等等。但这些允诺可以将我们从黑龙江弄回来的人无一不是父亲的病人，他们都有求于父亲，人家稀罕的是老爷子的医术而不是其它……。

遗憾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平头百姓，或许他们中的几位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儿小小的“权势”，但依我之所见，以他们手中所掌握的这些权利，还不足以让他们担负起将我们办回陕西去的“重任”。

　当年的9、10月份，“二军大”在陕西省泾阳县人民医院设立了一个教学点。这一次，我父亲成了那个教学点的医疗队队长。

在那里，老爷子和县医院的院长以及医生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他们知道了老爷子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想把远在黑龙江插队落户的两个儿女调回来时，他们热心地答应，并积极动手开始帮着操作起这件事情来。

医院的领导马上找到了县里的分管副县长，然后分管副县长又找到了泾阳县的“知青办”。

县老爷亲力亲为地委托“知青办”来操作这一桩事情，作为下属而且又是主管部门的“知青办”还能不去精心操办吗？看来，这一次我们搞调动的路子终于走上了“正轨”！

　在确定了接受的公社、大队和小队以后，最后剩下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让我们兄妹俩享受到陕西省下乡知青的待遇。

当时的陕西省下乡知青，每人每个月有10元钱的知青补贴，这个钱既是政府补贴也是按照人头派发的，对于我们从外省转到陕西来插队的知青而言，你既然是知青，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待遇。

但是问题来了，你不是陕西省的下乡知青，人家本省的财政支出也不可能来为你这个外来的“和尚”埋单呀！虽然说这个钱不算多，但这个凭空多出来的补贴该去从哪里去列支呢？

这时，“一根筋”的泾阳县“知青办”对此犯了难，哪怕是我们自己提出来不要这份补贴也不行，“知青办”认为事情很麻烦，还真的不太好办呐。

看到“知青办”遇到难题了，这时我母亲告诉“知青办”，这笔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出。

我们会按照人头每个月将这一笔“补贴”打到“知青办”，然后再由县“知青办”转一下手再发给我们……。

我们兄妹俩在怀柔下乡时除了吃喝用以外每年还分到了几百块钱，母亲把我们挣的这些钱都存起来了，因此要拿出这所谓的“补贴”对于我们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更何况，这笔钱本来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现在只不过是左手倒右手，羊毛出在羊身上罢了，知青办以及我们大家都没有任何的损失。

至于每个月的粮票问题那就更加简单了。我只要在回怀柔办理调动手续时让队里帮我向当地粮库交了下一年度的口粮，然后再在当地粮库将这些口粮兑换成全国粮票，由我们给自己发放每个月的粮票就行了。

这样一来，所有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全部都迎刃而解了！我们也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陕西省泾阳县“知青办”发放的“准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