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军文学又一力作 老树新Y填缺补课 一一《长安》读后感之一

紫阳赵

　　今年夏季炎热度与往年不一般，我便同朋友一行10人去镇坪避暑。7月12日许会长发帖：“安康人周未读书会关于深读深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长安》有关主要读者的特约邀请书”、“您好，本周六开读红色文化，新中国建立初期，国防工业的创业史诗。经推荐您具有书评高水平的评书造诣。本次在市图书馆连读连评《长安》，特邀您为主评人”。并在电话上说明了具体要求。因行程不便，没赶上16号（周六）首读，18号回安，恰赶上19号（星期二，顺便领到《长安》一书）安康市图书馆邀约，上午9:30至11时，在本馆一楼多功能报告厅，举办“安图讲堂”第十期：由郑升教授主讲：理解中国文化精神的几种“细节”。我应邀参加聆听讲课，并写了篇感悟文章。直到23号才集中精力与时间阅读《长安》，并写下这些感悟文字。

　　一、对陕军文学的了解与认识

作为陕南安康读书会一员，且爱好文学，不得不为陕西文学成就而骄傲！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柳青的《创业史》，皆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读《保卫延安》了解党史军史：读《创业史》除了解中国合作化运动外，早在上高中时就听在县广播站当记者的亲戚讲：大作家柳青，不当县官甘当作家，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

后来就有了陕军文学“三驾马车”之说：其主要人物有关中的陈忠实，陕北的路遥，陕南的贾平凹，其代表作与文学成就路人皆知，国内甚至国际影响就不用在此啰嗦了。

再后来又有了“陕军文学东征五虎将”名震全国之说，即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热爱命运》，高建群写就了《最后一个匈奴》，这些优秀的作品在九十年代井喷而出，"陕军"一下子打响了文坛，"陕军东征"立即成为当年文化界最火爆的现象。

杜鹏程（1921年～1991年），陕西韩城人。

柳青（1916年7月2日—1978年6月13日），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

陈忠实，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42年生，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代表作品为《白鹿原》。2016年四月，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生于陕北榆林市清涧县。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人生》《平凡的世界》《在困难的日子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惊心动魄的一幕》等。1992年11月17日因病去世，一代文学大师离我们远去。

贾平凹：陕西省商洛市人。生于1952年。代表作品有《怀念狼》《浮躁》《秦腔》《废都》《高兴》《古庐》《代灯》《白夜》《山本》《老生》《暂座》等。

被誉为“文坛常青树”的贾平凹，年过古稀又推出第19部长篇小说《秦岭记》号称现代版的《山海经》。

高建群：陕西临潼人，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有人说“高建群的作品具有古典精神和史诗风格，被誉为中国文坛罕见的一位具有崇高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者，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

京夫：原名郭景富，陕西商州人。曾任陕西作协副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新女》，短篇小说集《深深的脚印》，中短篇小说集《京夫小说精选》，散文集《海贝》，中篇小说《白喜事》等。其中《手杖》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娘》获1981年当代文学奖，《在治安办公室里》获金盾文学奖等。

程海：生于1947年，乾县大墙乡上程家村人，曾任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1980年开始小说创作。至今共发表中短篇小说70余篇（部）。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热爱命运》火爆全国，发行量近百万册。

　　除以上八位不同时期的领军人物外，以叶广芩、杨争光、冯积岐、红柯、吴克敬等一批陕西作家的小说创作也蔚成气象，他们共同造就了在中国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陕军”现象，他们作为第二代陕西作家在继承陕西文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形成了更为广泛与多元的文学形态，让陕西文学在持续辉煌的同时，适应了文学的最新时代发展规律。进入新世纪以后，陕西文学适应社会剧烈转型和文学剧烈转型的要求，多文体、多元化创作推进态势进一步明显。以冷梦、周瑄璞、王妹英、杜文娟、周子湘、杨则纬等一大批中青年女作家为主的创作群体渐次崛起，在另一个文学维度上开始彰显陕西文坛的丰富与活力。目前除省作协外，陕西有市作协13个、县市区作协79个、行业作协11个；有省级会员4132人，其中中国作协会员429人，各市、县（市区）、行业作协会员8000余人，网络作家3万多，总数4万余人，拥有庞大的作家群体。年龄最大的作家为南郑县孙伯和，90余岁笔耕不辍，年龄最小的作家为西安高新小学校园小作家群。在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贾平凹同志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3位同志当选为全委会委员；5位同志分别被选任为中国作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主任或委员。

就陕南而言，除贾平凹外，叶广芩的《青木川》拍成电视剧《一代枭雄》后足足火了一把，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业；就安康而言，张虹女士、李春平先生的文学成就在省内乃至国内影响愚以为是空前的，这也是我们安康文学爱好者的骄傲！

二、文坛对《长安》评价一一不仅是力作

2022. 6月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创联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创作研讨会”在北京、西安等地以线上线下联动方式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坛一线评论家，陕西老中青三代知名评论家，以视频会议连线方式齐聚，深入探讨《长安》，从多层面、多角度选录6人高论如下：

1、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读完这部作品，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阿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文体意识，他特别强调故事性，也具有很强的人间烟火气。阿莹在处理表达主题和讲好故事之间，在表现国之重器的庄严和叙述个人命运的悲喜之间，努力地寻找到了某种平衡，既讲好了这个故事，还防止了故事的戏剧化和个人形象的突出将主题淹没。主人公忽大年从胶东半岛来到长安，他的出现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说明这是一个四面八方的人来建设的企业和从事的事业，另一方面从小说意义上来说，他使一个非常狭小的格局一下扩大化了，使得长安的故事跟山东跟整个中国都有了关系。

2、蒋子龙（著名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长安》是一部很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它拓展了长篇小说创作的题材，把复杂的题材、复杂的生活写得很轻松，让人读起来很愉快、很容易，显出了作者举重若轻的功力。这部小说的题材是浑厚的、沉重的，内容和描写却是有激情的，与这个题材非常相称。同时，小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设计都很有意思，有些细节具备了经典元素，我读原稿已经过去有三年了，一些人物、一些细节仍然在我脑子里。阿莹的文学功力与他所表现的题材相匹配，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价值尊重和价值本身是相匹配的。这部小说很值得讨论研究，希望当今的文学界、出版界，能够给这部作品相称的评价。

3、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在我国工业题材作品的写作过程中，《长安》是由外溢期进入回归期的一种呼唤。在外溢期，工业题材走出厂区进入社会，思考的是社会的改革开放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工业社区、工业生存经验的本体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阿莹以他丰富的个人生存经验和他所在的大院文化厂区的土壤，让工业题材回归工厂，回归大院文化和工业战线。这个回归中隐含着如何再将工业题材的写作整体转型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各种生存经验和心理状态的呼吁。这部作品很好地处理了小长安、大长安、新时代的关系，背景是长安机械厂，通过人物的辐射，跟整个大西安的生存、生活状态交织在一起，跟整个时代的变迁交织在一起。这本书在新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是少有的写到三次战争的小说，即中印反击战，中越反击战，金门炮战。他抓住了军工企业的特质、辐射性，军工企业和国家命运的内在联系，通过这三次战争与军工人的联系，写出了正气、豪气、骨气，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血性。

4、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长安》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反映了军工企业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二是以人物群像烘托主要人物，塑造了军工战线各类人物英才，没有把他们简约化，也没有把他们脸谱化，而且写了他们对于政治的教条和对于时政的被动，某种意义上讲也从侧面折射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真实状况。作品既写出了军工企业令人唏嘘的艰难进取，又写出了国家发展令人难忘的曲折历程，把充沛的激情揉进了文字。作品从一开始就随着故事的发展演进，特殊环境中的人物瞻前顾后、手足无措使一个个人物显示出他的独特性，尤其是主人公忽大年，写出了他的忍辱负重和奋勇前行，充分显示了这个老军人的使命担当和军工企业的初心所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写到了站在山上指挥实验的忽大年，形容是一个老兵在山顶上铁塔般地站着，这样一个具象场景的描写，将共和国军工人的无私奉献、大义凛然都凝聚在一个雕像般的形象中，可歌可泣。

5、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这是一部关于当代工业壮阔、辽远、厚重的作品。说它壮阔，它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书写进去。说它辽远，它是西部的，是陌生的，与日常生活经验有距离，它的神秘有待于我们揭示，它的复杂有待于我们领悟。说它厚重，它讲的不但是工业，更是人的心灵史。《长安》这部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之所以我们能够进行讨论或者记住它，是因为这部作品是写人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为军工人写情画像的，写出了军工人的情感、追求、精神世界以及他们所有的长处和不足。这个作品使我惊喜、惊艳的还有语言，阿莹有自己的叙述，有自己的腔调，他的语言有工人阶级的粗犷、直率，但是又不乏深入的思考。他是地方性和通用性的结合，在工业题材报告文学一家独大的情况下，如何在前人经验下书写新时代的工业题材，阿莹这部作品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6、李国平（陕西作协副主席）：陕西不仅是乡土文学大省，也是城市工业文明资源很丰富的大省，它有工业题材、工业主题的创作传统或者传统谱系。《长安》的出现开辟了陕西文学的新空间，带有深长的启示。关于《长安》的历史感，我认为有三个层次，一是关于长安的历史，作品很自然地将历史感、文化感融入其中，二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始终萦绕贯穿于作品中，使人物的选择极其符合主人公思想性格、行为行动的历史逻辑。三是现实主义精神，作者书写的时候有一种还原意识，有浓重的历史印记。《长安》是有相当难度的写作，如何把握，内含有一个历史认知问题，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历史进程的逻辑问题，要求写作者写一段具象的历史，但这段具象的历史要和今天的现实发生关联，打通大命题，我觉得这部作品做到了。《长安》在冰冷的钢铁和优柔情怀里取得了统一，在还原历史和彰显精神理想之间达成了统一。

　　三、老领导（老作家）青春焕发

《长安》作者： 白阿莹，男，汉族，笔名阿莹，1955年4月生，陕西铜川人，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学学历，工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第五届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个人主要履历：1972年12月至1996年5月在中国兵器秦川机械厂工作，从检验处工人到党委副书记副厂长。1996年5月至2003年3月先后任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国防工委委员。尔后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陕西省总工会党组书记、主任；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省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陕西省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

创作经历及文学成就：1977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心事》，1989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惶惑》；1996年05月至2011年02月，业余创作完成报告文学《中国9910行动》，散文集《俄罗斯日记》，散文集《旅途慌忙》，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等；2011年01月至2018年08月，业余创作完成散文集《大秦之道》，散文集《饺子啊饺子》，画论集《长安笔墨》，话剧《秦岭深处》等。 2021年7月，新作《长安》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22年3月第3次印刷。

　　四、吾之感牾一一不仅是填缺补课

吾参加安康人周末读书会五年了，从没有象读《长安》这样开篇一口气读88页，在炎热的盛夏仅5天时间一字不漏地，重点做笔记地读完50万字的作品，老眼本就散光昏花，有时读得过度疲劳，真怕严重损坏身体，但还是放不下，一是作品题材新颖；二是故事情节吸引人；三是艺术表达高超；四是语言朴实无华，语句精练，可读性极强；五是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不能辜负读书会领导期待，应按时并认真读写感悟文章分享给书友们。

《长安》作者白阿莹是我省典型的官员型作家，他以20多年来在军工厂一线的生活体验，数年的工业企业管理经验，数千份军工档案的潜心阅读，大量中短篇小说、散文和剧本的写作积累，以及十五六稿的反复修改打磨，熔铸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长安》。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似乎是浑然天成的。因为作者讲述的既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国之重器的诞生地，又是文学书写的处女地——军工生活，而且塑造出了中国文学画廊中第一组军工人群像。这足以让这部小说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从题材内容上看，属于当代重大军工历史题材小说。作品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30年间的当代历史情境中，讲述长安机械厂的筹建及其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曲折中的发展。一方面，小说具有极大的历史还原性。注重环境、人物和细节的典型化的现实主义，是返回历史叙述真实性的最佳路径。作者营造极具真实感的历史情境，制造浓郁的历史气息，唤醒和重建一个已经消失的历史世界。小说中的长安机械厂是苏联援建的战略装备项目，它的建设，既是共和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重大战略谋划，又直接左右战场上的胜负，关系新生共和国的安危，《长安》在当代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下，将“长安”作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描述了新中国初建时期，内部环境极为复杂，外部面临国际势力干预和侵略的国内外形势，体现了“长安”建设和发展中面对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斗争性，勾画了“长安”与中国、世界之间的历史性关联。当代中国的重要历史和政治事件，被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描述出来。包括国际和地区间的矛盾冲突，从抗美援朝战争、170师的惨败，到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援建专家，从中印边境冲突，到中苏珍宝岛冲突，从攻打金门岛失利到万炮震金门及其引发的轰动性国际效应；国内的社会政治形势，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到“文革”时期“长安”内部的政治派别斗争，揪斗“走资派”，到工业学大庆，军队内部的“梅花党”案，直至 1970年代末多位领袖先后辞世，“改革开放”开篇等。

《长安》一作里最为突出而鲜明的人物形象，当然还是忽大年。忽大年从部队师政委的岗位上调任“八号工程”总指挥，一开始并非心甘情愿。但“北京的动员会”上领导讲到的要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话语，由此知晓自己将要指挥的工程，“是苏联援建的装备项目”，是“为军队准备的”之后，他对着领导“要争气”的嘱咐，“腰板挺得笔直，敬了标准的军礼”，并在与首长握手时感到了“沉重的托付”。从这个时候起，失去了领章帽徽的忽大年，有了铭刻在心的神圣使命。但他要面对的现实，既让他应接不暇，又让他难以应对。特殊环境影响人才使用，研发受到影响，生产难以正常进行。此外，还面临着靳子、黑妞、忽小月等家人家事的种种羁绊。可以说，他基本上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状况。但，疾风知劲草。正是这些困难、苦难和磨难，使得忽大年越来越坚韧，越来越坚定。他以宽广的胸怀隐忍了种种委屈，以怀柔的方略维护着厂子的稳定，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推动长安厂的炮弹生产，并在两度奔赴前线的炮火支援和实弹演练中，使长安厂的军工产品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显现了威力。这样的忍辱负重和奋力前行，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军人的使命担当和军工人的初心所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写到站在山上指挥火箭弹定型试验的忽大年，作者很是令人动容地形容道：“一个老兵在山顶上铁塔般地站着。”这样一个具象的场景描写，实际上也是忽大年这个人物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定格。共和国的军工人如何志坚行苦，如何无私奉献，如何风骨峭峻，如何大义凛然，都凝聚在这样一个雕像般的形象里，可歌可泣，叫人感激感念。

如果将《长安》中形形色色的几十号人物联结起来，宏观地看他们为锻造国之重器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伴随其间的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和命运，就会发现，《长安》中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的个人命运、家庭命运是与国家命运同构的。因而，《长安》首先是一部家国同构的心灵史。作为一部小说，《长安》将转瞬即逝于历史烟云的一个巨大的心灵世界，真实地记录下来了。

作者在小说《后记》中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我国几代军工人默默无闻地拼搏，为共和国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但他们的生活总是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军工人其实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与普通人一样有痛苦也有悲伤，“经历过前进的磨难，也获得过成功的喝彩。”

作家通过塑造忽大年、忽小月、哈运来、连福等将智慧和勇气融于一身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英雄形象，描绘了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是如何具体化地生活化地体现在这些生活和工作中的普通人物身上。这些以普通面目现身的英雄，可以看作社会主义“新人”，他们对自己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却又有各自的心性气质，他们的情感世界丰富而又用心专一，他们在生活中不拘小节却在工作上细致严谨精益求精。诸多类似的品质造就了他们作为人、个体和“长安人”、军工人的充实而又矛盾的统一体，具有丰富、复杂、独特的心理个性和人格内涵。小说形象而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中国和她的人民所参与的伟大事业所具有的神圣性崇高性和巨大的魅力，因而从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或叫发现今日之中国崛起的密码。

与既往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相比较，阿莹《长安》的值得肯定处究竟何在呢？细细想来，最重要体现在所谓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紧密结合上。对于这一点，作者自己在“后记”中已经不经意间有所涉及。当他强调既往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喜欢沉浸在‘方案’之中”，强调“解放后的作品习惯反映技术方案的先进与落后，后来的作品习惯反映改革方案的正确与否”的时候，无论是“技术方案”也罢，还是“改革方案”也罢，所有这些围绕种种“方案”展开的工业叙事，实际上都属于我们所指认的所谓宏大叙事的范畴之中。如果具体到工业题材领域，所谓宏大叙事，就是指那些只是一味地注重工厂劳动生产流程的展示与描写的工业题材作品。具体到阿莹的《长安》，其中宏大叙事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客观事实。比如，原先被不无神秘地称之为“八号工程”，后来被称之为长安机械厂的兵工厂，是怎样在西安城墙外的韩信坟，从最初的赶工期修建厂房，到后来的造出一般炮弹，再到后来终于制造出了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媲美的二代反坦克火箭弹。比如，在整个长安机械厂由无到有，由最初的一千五百人的规模而最终发展到八千人的大厂的过程中，连福、焦克己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怎样凭借着自身的智慧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如同忽大年、黄老虎、哈运来这样的厂领导又是怎么样想方设法地战胜各种困难，积极组织劳动生产，终于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北京总部下达的目标和任务。所有这些描写与叙述，全都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长安》中的宏大叙事部分。但除了以上这些直接关注描写长安机械厂差不多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宏大叙事部分，阿莹还把相当多的笔墨，花费到了以忽大年为突出代表的一众军工人日常生活的展示与描写上。举凡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至于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阿莹都以非常细腻的笔触，进行了真正可谓是鞭辟入里的生动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作品，之所以总是令人味同嚼蜡，乏善可陈，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优秀作品，一个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过分地或者说只是一味地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而从根本上忽略了更能够见出人情冷暖的日常叙事的缘故。我们都知道，与工业题材小说的备受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乡村题材小说创作以其骄人成就引人注目。在我看来，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其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的日常叙事。

《长安》将家庭伦理、情谊伦理与历史的反思性批判性结合，将后者融入前者，甚或局部借用善恶有报的传统伦理剧模式（门改户的结局），将批判性转换为情感的审美净化和精神升华。小说在揭开、暴露创伤时，也抚慰、弥合和治愈创伤。

在《长安》的人物形象中，最出彩的人物，如忽小月、小和尚满仓、技术员连福、黑妞儿，还有那位牺牲在中印边界的小姑娘毛豆豆。这些人物在同样富有军工精神的同时，被赋予了特异性的品质，具有了传奇色彩，从而使其获得了一种让人灵魂出窍般的效果。忽小月热情奔放而又天真单纯的极致化，导致了她与污泥浊水的剧烈冲突，竟至自杀身亡；小和尚满仓的向善向美本性的极致化，使他因小月的自杀而再度出家，却在深山修行中仍然为“长安”祈祷；黑妞儿的朴实善良而只认死理的个性被极致化，使得她以传奇的方式，用自己半生的心血追讨她未能圆房的丈夫忽大年，最终为军工事业奋勇献身；被误认为日本特务的东北技术员连福，其才智出众的特殊禀赋与充满心计、私欲和发财梦的复杂内心被极致化，从而造就了他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传奇命运；而天真烂漫又英勇无畏的小姑娘毛豆豆，在中印战场牺牲，像一只在战火中飞走的和平鸽，在忽大年和读者的心中留下了一声久久不能消失的鸽哨。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并无穷兵黩武的侵略史，追求和平富足的幸福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侵略和蹂躏，及至今日，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却仍然被他国虎视眈眈，那么中华民族所渴望的和平富足的幸福生活如何才能实现？《长安》的回答是，只有武装自己，准备战争，才能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这便是中国军工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历史事实一次次证实了这一逻辑。小说也用时隐时现的另一条线，即抗美援朝中忽大年曾经所在的170师全军覆没的历史事实，反证了这一逻辑。

正是在这一历史逻辑的叙事中，阿莹在小说结尾处，将这部军工题材小说的主题，升华到了渴望和平、呼唤和平的高度：……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到那枚勋章应该像一只小白鸽，洁白透亮，柔和优雅，飞翔的姿态又是那么潇洒。哎哟，那对小白鸽怎么落到眼前了……小家伙这一次，离得这么近，浑身的羽毛如同白绸，没有一丝杂乱，也没有一点尘埃，簇拥着毛绒绒的小脑袋，也簇拥着眼眶上一圈鲜嫩嫩的红线，似乎欣赏地与他的眼睛对视着……

2022.7.29写于悟禅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