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六记

万里飞翔

当年下到咸阳市永红公社夏家寨五队的同学30年后（1998年）与班主任张老师（前排中）合影，有两位女同学因故没到。后排右一为作者

农村六记

杨绛女士（著名作家、翻译家；《唐吉歌德》中文译者，钱钟书先生的夫人），以文革期间下放河南干校的经历写成的《干校六记》，用浪漫、幽默的笔法记录了那一段特殊的生活，曾经脍炙人口。不才大胆，借她的书名，也写一段《农村六记》。

一、偷红旗

从1968年4、5月开始，陆陆续续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是中央对66、67、68届（所谓老三届）中学毕业生有了分配政策，具体说是“三个面向”：即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农村。说心里话，那时候大学已经不招生了，大家都希望前两个“面向”，盼着早点儿走上工作岗位。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逝去，总不见什么动静，反而是不好的消息越传越多。到了这一年的6月，西安市第一中学的几十名“老三届”毕业生，率先来到咸阳市永红公社小寨大队落户了。真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搅得大家忐忑不安，都在做最坏的打算——到农村去。到了7、8月份，形势终于明朗，“老三届”学生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我所在的咸阳二中也在没有任何人申请的情况下，为我们颁发了市革委会统一印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准书》。班主任张老师通知我们，下乡地点在永红公社夏家寨大队。这个村子在咸阳市区西北方向约30多里的地方，从市里有公交车向北开往北上召村，下车之后有一条直向西的沙石公路，步行10里就是。村子在路的南边，全村5个生产小队，以夏姓居多，其次有姓倪的，姓同的，姓任的，姓蒋的等等。

一旦明确了去向，大家倒也坦然。平常要好的同学自由组合，做着下乡的准备。我们这一组最先是6个人：4个男生有我、肖国强、王在民、乔保明，两个女生是向军军、马香莲。我们男生还骑车到村子作了考察，选定相对工分值较高的5队作为我们的插队点。临行前，张老师又推荐周梅生和张国英两个女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

1968年11月20日，是我们插队的日子。说实话，我们倒想早点儿离开家，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所以走的时候大家心情都不错，对未来充满着好奇和向往。记得那天是个阴天，天不太冷，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到市委广场集中。在彩旗飞舞，锣鼓喧天的热闹气氛中，大家胸前戴着大红花，被簇拥着上了指定的大卡车。大卡车上插着红旗，车厢周围挂着“上山下乡光荣”，“向知识青年学习、致敬”等大标语，班主任张老师也随我们上了车，亲自送我们到村上去。

卡车载着我们一路高歌向前奔去，不一会儿就到了夏家寨。一进村子，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欢迎场面，迎接我们的只是冷清和隔膜。寂寥的村巷里，风儿卷着枯枝败叶在街边飞舞，几只丑陋的土狗，夹着尾巴冲着汽车狂吠。这场景，就像一瓢冷水当头浇下，我们的心一下凉了半截儿。

汽车在村小门前停了下来，一个自称是村革委会主任的人，姓蒋，高高瘦瘦的，有点儿暴牙。他脸上挤出一丝微笑，前言不搭后语的与我们班主任接上了头，把我们让进村小的教室，按照公社革委会的要求，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这时候，一些好奇的社员和莫名兴奋孩子，探头探脑、叽叽喳喳，把教室围了个严严实实。欢迎会上，村主任讲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表示欢迎的话，希望我们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在农村安下心、扎下跟。我也代表同学们作了表态发言，表示要和贫下中农心连心，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但却下意识的没有说出要“在农村生根、开花，干一辈子”的话。

欢迎会结束了，老师要走了，大家突然有些伤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在这时，开车的师傅发现插在车上的红旗不见了，因为他要负责把旗帜、横幅交还单位，就嚷嚷着要查偷红旗的人，并且上到阶级斗争的高度，闹得不可开交。问同学，大家都说没人拿；问社员和那些小孩子，也都一个劲儿摇头。张老师也是满脸无奈，只好劝师傅回去再说。师傅骂骂咧咧的开上车走了。不料，车刚离开，我们班分在1队落户的一个姓葛的同学，满脸得意地从自己棉衣胸前扯出那面红旗，呼啦啦的甩开来，逗得在场的社员和同学们都笑起来。村主任一边招呼几个小队的队长把人领走，一边吆喝社员赶快散开。

事后我问那位同学偷红旗的动机，他不置可否的笑了笑。也许，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吧（待续）。

插队前在渭阳公园合影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