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梁山

梁山

老家梁山一一湖南西北边陲武陵山区一个普通的土家山村，之于我，无论是风景还是风俗、是生存还是生活，都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单纯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虽然在老家我只仅仅生活十年。

我出生在1963年，上面两个姐两个哥，因为1957年后中国“过苦日子”的原因，我与我最小的哥哥之间年龄相差近七岁。我出生时，国家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但还是处于困难时期。当时父亲虽已是县里的副县长（1960年当选），但母亲仍在老家务农，家里除了大姐跟在父亲身边在县城读中学外，二姐大哥小哥均留在母亲身边在老家读书。

那个年代，父亲被罢了官下放到洛塔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上级决定将干部轮流下放劳动改为举办学习班、短期轮训干部。于是，干校也从洛塔界上搬迁到了县城边上的亭子堡，父亲也得以再次“进城”并恢复了一半的“官职”一一任县五七干校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次年，经家庭会议、特别是大姐的极力坚持下，将我从梁山大队小学转到县城东方红小学读书。当时，我十岁，转学去刚好读四年级上学期。

记得大姐带我去报名时学校已开学两周了。我插的班是四O二班，班主任老师是贾老师，师范学校毕业。贾老师不仅年轻而且很有一套教学方法。当他得知我小学二三年级就已经读了很多名著后，就非要给我安排个班干部职位，说是好带领同学们学习。但当时班干部连组长都已安排满了，再没有空位置，贾老师便破天荒地将每组分成两行，于是一班四组便有了八行，我便成了其中的一位行长！若干年后在我担任某国有银行二级分行行长时，每想到此事，仍然感到好笑和有意思，常常以多少年前我十岁时就当了行长来说笑。说笑也好玩笑也罢，确实当时贾老师对我很爱护、很器重。说实在的，在我的人生路上，除大姐之外，贾老师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

县城离老家有四十多华里路，那时老家没通公路全是山路，回老家大概要走六七个小时。离家想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了。

每学期最期待的是期末放假了，尽管我要独自走几十里山路回家。

寒假，是和家人们、亲戚们相聚多。首先是过年。过年就是现在通俗说地过春节。那时候孩子们最盼的就是过年了。因为过年不仅能吃饱大米饭，而且还能吃到很多平常吃不到的好东西，比如油炸粑、酥肉、鸡鸭鱼肉等等。

而且正式过年前还有几项活动也是非常好玩的，比如杀年猪。那时杀年猪，大人们要早早地请约屠夫师傅。到了约的那天，屠夫师傅带着徒弟帮手会早早地过来，村里也会以自然山寨为单位，固定在一处人家，先杀你家的猪后杀他家的猪，有时因寨子大户数多，屠夫师傅要从早忙到晚才能把活干完。这其中大人们高兴的是杀了大年猪，过年乃至明年一年都有肉吃了；小孩子们高兴的是抢到了猪尿泡（猪膀胱），拿来揉薄吹涨可当着气球玩了；屠夫师傅高兴的是不仅拿到了工钱，而且晚上还能免费大吃特吃一歺杀猪饭一一从猪身上割下大块肥肉，不用洗（说洗了会少了新鲜味），用刀切好直接就下锅炖、炒，也不用太多配料，吃时是又鲜又嫩又香。

再就是打糍粑。这是我们湘西土家族的传统习俗，即每家每户都要在过年前打年粑。打粑粑也是按自然寨子、多户人家联合举行的，但是各家甑各家的米、各家烧各家的柴，打粑粑的石槽、木槌以及压粑粑的门板是共用的，其间不论张家李家，大家都是齐心协力，年轻男人作为主劳力抡着木槌上阵“哼哼”地打，妇女们和孩子们则帮着翻米饭、做粑和跳上门板去压粑粑（压扁后重叠收藏）。糍粑的主要原料是糯米，有的人家也有打高粱、苞谷粑的。其间孩子们最高兴的不仅是可以跳上门板压粑粑，而且还可以偷糯米饭和糍粑吃。这种时候，即使大人们看到了，也不会责怪孩子的。快过年了，大家图吉利，讲话做事都是喜气洋洋。

杀完年猪打完糍粑，紧接着就是打扬尘了。所谓打扬尘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大扫除。过年前三天，全家大小全体出动，屋里屋外楼上楼下全部打扫干净，迎接新年的到来。

我们当地土家族是腊月二十八下午过年。中午刚过，寨上就有人家放鞭炮了，表示他家开始过年了。此后一个下午直到傍晚，寨子里是鞭炮声不断，家家户户都是下午过年，但时间还是有早迟。过年先要端着酒肉敬土地菩萨，再敬先人，最后才是全家按老幼长小落座喝酒吃饭过年。席间忌打骂哭闹、讲不吉利之话，全家上下都是欢天喜地、热闹非凡。

临到大年三十这天，当地习俗主要是守年夜迎新年。家里长者早早地就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树蔸放在火坑里烧起来（树蔸越大越好，要保证烧到正月十五），到晚饭后树蔸烧得正旺，全家大小就都围坐在火坑边烤火边摆龙门阵，同时家里平时收着的最好吃的东西这时候也都拿出来摆上来供大家享用，比如花生、核桃、板栗、点心、橙子橘子等等，让你吃个饱吃个够。那时候没电视更没手机，但大家都是兴致勃勃，边吃边说，到了半夜十二点不仅没人说要睡，而且才正式开始宵夜和大人给小孩过打发钱（压岁钱）。夜宵主要是自家酿的糯米甜酒煮糍粑，有时里面也打几个荷包蛋。打发钱没规定多少，大人愿给多少就多少，反正孩子们只要拿到就都很高兴。到了下半夜，孩子们撑不住睡了，但大人都还在守，都比着看谁腊月三十夜守夜久守夜长。

过完年就是拜年了。主要在正月初三至初十之间，当然到正月十五拜也是可以的。我们当地有“初一不出门初二走丈人”“有心拜年十五不晚”等说法。正月初二之后，各村寨都热闹了，走亲戚的、讨粑粑的、喝酒的、相约打牌的、看狮子灯的等等，大家都欢天喜地，各村各寨完全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空气中弥漫着喜悦、祥和的大新年味道。

因此，寒假是孩子们最期待的假期！

相比寒假而言，暑假主要是跟伙伴们相聚多些。

暑假虽没有那么多节日过，但却有很多娱乐项目可供选择，比如下河游泳、捕鱼，上山摘野果掏鸟窝，去田间地头钓蜂子烧蜂窝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活动。稍大些进初中后，暑假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帮着家里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那时还是大集体，生产队里社员统一出工劳动，但工分有高低之分，强劳动力工分高些，弱劳力则工分低些。我们学生当时工分应是最低的，因为不仅劳力弱而且技能也差些。虽是做工劳动，因为队里像我们一般大的学生有上十个，所以大伙聚在一起即使劳动也开心得不得了。比如打坨坨（将犁过的土块打细）、点油菜（播种油菜籽）、打谷子、送公粮等我们都做过。在劳动中，大人们常唆使我们相互比赛、你追我赶，一场比赛下来，有时发现我们比他们社员还做得多，社员们倒落得一身轻松。这其中，我是比不上其他学生的，因为我的技术和体力都赶不上他们。暑假劳动挣工分，虽然累但每个人都很开心。自己也觉得非常有意义，既和伙伴们相聚了又为家里挣了工分增加了家庭收入。每年暑假结束时，大家都是依依不舍地分开。

进高中后，国家已恢复高考制度，寒假暑假因忙着补习功课，回老家就少了。再后来上中专时期，母亲因转居民户口进城与父亲团聚，我假期也只在县城父母处再没有回乡下老家。

1994年母亲病逝后安葬在老家，自那年之后，我在工作能抽脱身时也间或回老家给母亲扫扫墓、送亮，但都是来去匆匆。直到父亲2005年去世也安葬在老家后，我回老家的时间才多了一点。

去年年初，由小哥牵头操持，给父母圈了坟立了碑。立碑时我因有事没有回来，此后清明节我在深圳也没能回，所以在去年五一小长假，便和爱人驾车自长沙经张家界回老家专程给父母扫墓。

（左二为梁山村党支部书记吴延碧）

那天是5月2日，天气特别晴朗。在大姐、小哥及二姐夫的陪同下，我们自龙山县城驾车出发，途经新城、新隆街、桶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梁山老家。

车停在村部，一下车正好碰上在村部值班的村支书吴延碧。吴支书是我小学同学。当年我在大队小学读书时就和她同班。她家在3队，我家在6队。后来她结婚嫁到了我们6队，她爱人和我是同队同年，只是比我大一辈，我要叫他三叔。所以，吴支书在我面前是三重身份一一支书、老同学、三婶娘。    

虽是多年未见，因为是老同学，所以一见如故。吴支书带我们参观了村部的便民服务大厅、医务室、办公室及会议室等。村部楼虽只有两层，却是现代砖混结构建筑，白墙红柱加上瓷砖地面，绝不亚于县城那些局级单位的办公楼。而且办公室、会议室布置得井井有条。与我小时候印象中的木板房大队部相比，是真正地旧貌换新颜。吴支书告诉我，村部大楼和操场，都是县里拨钱修的，没要村里出一分钱。不仅如此，现在全村978口人，十个村民小组，每个组都通了水泥硬化公路，每户也都用上了自来水，这些都是国家出钱修建的。

（感受一下坐在村部会议室的味道）

这些年老家变化确实很大，最明显的是村组都通了公路，因此很多人家不仅新修了砖房，而且还买了摩托车甚至小汽车；除了年纪较大的老人和年纪还小的小孩外，手机也成为村民的标配了。这与我们小时候憧憬的美好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比较，是远远超出了当时的预期。

当然，比较过去，村里也有一些曾经值得肯定的东西，现在不见了。比如学校，那时大队小学有近百名学生，学校既兴旺又热闹，现在没有了。家里经济条件好的，大多在县城都买了房子，当然孩子就在县城读书去了；一部分孩子跟着在外打工的父母在外地上学；留下来的、剩下不多的孩子，则在邻村的一所小学上学。再比如大队卫生所没有了。我们小时候，大队的卫生所办得很红火，老中医吴清香是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村里人得病一般都是在大队卫生所看，而且大队部还设有几间住院病房，便于重症和外地病人住院治疗。

但总的看，村里还是越变越好了，大家不仅温饱问题早就解决，也不需要像我们小时候那样交公粮，而且还有农村医保、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能拿一定的社保等。

这次归来，从看到的和听到的都给我这样的印象：老家跟上了全国农村发展的步伐，不仅脱了贫而且步入了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