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谈诗18：维特根斯坦式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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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谈诗18：维特根斯坦式追问

诗歌不是要遵从哲学，而是利用哲学。要打着哲

学的幌子制造一个个貌似思辨的语言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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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个体对客体的任意“介入”，摆脱诗歌（艺术）的工具论意义，而不论主体在（赞成、否定）二元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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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达，不言说，从本文中驱逐作者（本文的作者具有着二重性，即“写作者”和本文隐含的“公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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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不是要遵从哲学，而是要善于利用哲学。换句话说，要打着哲学的幌子制造一个个貌似思辨的语言漩涡，善于利用人们对深邃的渴求完成它的游戏性。

预先就将这种意图暗示给读者，而后在诗行之间逐步削弱它，甚至避而不谈。在游离的哲学框架下隐藏丰沛、湿润、具象的生活图景——后者所具有的品性才是诗的品性。

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为诗增添一些歧义的解读元素和调味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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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诗句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颗童趣的心，有趣，好玩。同时我们可能还会看到作者悄悄涂改古典诗的隐秘企图；这种自然的有趣的荒诞不是达利式的，而是米罗式的——后一点在后现代文学时代更显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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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趣”“好玩”作为美学特征纳入诗学，使之成为一种对立于以往的以真理、真相作为价值判断的美学的一种诗学，这是有意思的，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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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层面的俗世面目和嬉皮精神，是文学的，其本质是人学之观念的体现。写作里流露一点玩世不恭，对严肃的、神圣的、“正人君子”的、道貌岸然的写作观予以冷嘲热讽，以真实的、俗世的、普通人的作者面目展示于人，符合基本的写作准则——如果有所谓的写作准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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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学，呈现一个或一群受到物质世界挤压的小人物的生活图景，这是当代文学重要的使命之一。只是超越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被称为“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范畴，而进入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学和艺术领域，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尤其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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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及语言的功能给以必要的维特根斯坦式追问的诗人，在中国诗歌界少而又少。此类写作可以看作是某种诗学意义上的“语言研究”。

拥有这种世界观质地的诗人，便拥有成为这个时代强力诗人的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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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笔拙重、突兀，用词粗鲁、俗俚，不拘章法，直截了当，大大咧咧，口不择言，言语之间似藏有金属互刮的刺耳之音，这种诗歌同那些热衷于悠扬典雅、幻美粉饰的诗歌有着根本的区别。

我们的技艺越来越娴熟，而我们的率性和粗鲁越来越稀缺。如何使我们变得像年轻时候一样粗鲁一样肆无忌惮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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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变化的写作者，常常不愿仅仅在字典的意义领域里从事劳动，他喜欢撕扯“语义”；当然，也可以采取一种非暴力的方式，语气从容地“撕扯”，婉转柔和地“撕扯”。

（待续）

根据余怒诗观摘要202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