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何许人也》

陕北后生王骥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我六岁时，站在母亲身边背诵《五柳先生传》的场景。

母亲说：在古代，“先生”这个词主要是称呼老师的，第一个用“先生”称呼老师的，始见于《曲礼》：“从于先生，不越礼而与人言”……。

现代人对于“先生”一词有了更多的解释和用法，说来说去，其实在绝大多数国人心目中“先生”就是教师。当然先生这一尊称是由中国传统私塾开始，随着社会的变更，清朝末年和民国普及于公立学校。在张艺谋拍摄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章子怡扮演的少女也是排队轮流为新中国的人民教师送饭，扮演她母亲的北京人艺老艺术家李滨的台词中依旧是一口一个“先生”。我在上小学和中学时，也曾当面称老师为先生。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师生相聚，依然保持先生称呼，从未改口。

（本文作者在开幕式当日）

（先生永远是快乐的）

今天说起的这位先生是大师级的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还是皇族后裔……，这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启功先生。

（先生在工作室）

启功先生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今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110岁诞辰纪念日， 7月22日上午10点，名为“坚净——纪念启功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特展”在嘉德艺术中心隆重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国嘉德携手北京启功艺术研究会、文物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联合主办，参观者众多。此展览将一直延续到今年10月 。同一天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也举办了纪念活动既另一处展览的开幕式。

启功先生的“正事”

所谓“正事”北京人认为就是是正业；重要或严肃的事。习惯说法，就是职业，启功先生在名片上只印着“北京师范大学 启功”。先生常说自己的正业是教师，其他都是副业。先生从1933年9月21岁进入辅仁附中（解放后更名：北京第十三中学）教书，直到93岁去世，长达72年，再没有离开过教师的岗位。

教书育人首先是要有传统的功夫，启功先生自幼在祖父、姑姑的严格要求下学习，祖父教授吟诵诗词。启功先生读过旧式私塾，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础。1933年9月，启功先生在陈援庵（陈垣）先生的提携下，在辅仁中学担任初中国文教师。1935年7月，启功先生又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1938年9月，启功先生进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任教。1945年，启功先生被聘为副教授；1956年评为教授（此时辅仁大学已经并入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启功先生开始招生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年9月，先生在中文系创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1984年秋，该专业被国务院批准为博士点，先生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左一为启功先生，左二，陈垣校长）

启功先生在教学之余从事古典文学、诗词的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参与《敦煌变文集》的编辑、校定工作。1952年，经俞平伯先生推荐，启功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程乙本红楼梦做注。由于启功先生对于满族历史、文化、风俗、掌故比较熟悉，因此认为是最适合的人选；同样原因，20世纪70年代点校《清史稿》；著《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汉语现代论丛》《启功三语集》等。这些著作超越前人，见启功先生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

说说先生的家事

启功先生是清雍正皇帝第九代孙，先生自己说姓启名功，不姓“爱新觉罗”，因为“觉罗”是语尾，不是姓，是后人改加而成。“觉罗”带有宗室意思。在清朝灭亡之后，强调“觉罗”毫无意义。先生也不姓“金”，满语“爱新”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早早改姓“金”，但启功先生家族的这支一直没有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爱新氏”都改姓“金”，但启功先生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不讲信誉。启功祖父毓隆老先生在临终前有遗嘱：其一就是“你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启功谨记遵命，不能违背祖训

启功曾祖溥良老先生、祖父毓隆老先生凭借科举考取功名，为启功先生今后博学起引领作用。启功先生祖辈，皆能翰墨丹青，先生传承家学，不负盛名。说到翰墨丹青，也就不得不说先生的“余事”。

先生的“余事”

所谓余事，宛如长物，写字、绘画就是启功先生工作之余的游戏，后因先生名气太大，求墨宝者众多，所受牵累，几乎快成正事了。

先生少年时立志成为画家，在祖父的启蒙之下，用功最勤。1927年拜贾尔鲁（义民）先生为师，画艺大进。1929年，经贾尔鲁先生介绍，投吴镜汀先生门下学习，此后又得溥伒、溥儒二位先生赐教，受益颇多，绘画大有长进。二十多岁开始，多次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水榭及北海公园画舫斋、漪澜堂参加画展，在名家画作面前，先生虽为年轻作者，画功毫不逊色，一时成为画坛青年领袖；1956年受叶恭绰先生之邀，参与筹建北京中国画院，由于多种原因，（57年被打成右派是其中主要原因）先生远离绘画界，一心忙于教书，作画的事也就少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拨乱反正，先生梅开二度，重拾画笔，又见淋漓于纸上，皆幼年之功。先生擅山水，喜文人之“内行画”，在画界有这样说法“内行画”重画理和艺术效果，“外行画”更偏在表现感受。先生说自己的画是“属于传统意义上典型的文人画，并不在意写实，而是一种情趣、境界”重先摹古再创作。

先生书法一事，也是因绘画而起。家族中长者，以为先生字不佳，故不让在画作上题款。先生因而受讥讽，发愤自习书法。以祖父自己临摹《九成宫》为仿影，又练习《多宝塔》，略识笔趣；20岁时，临摹赵松雪《胆巴》，又临摹董香光、黄鲁直、米元章之书，为己所用；先生博取诸家之后；专心临摹永禅师《千文》墨迹及唐人写经，尽得隋唐笔义。再去临摹柳诚悬《僧端甫塔铭》以利其骨。先生于书法一事，自嘲是游戏之作，向先生索求墨宝者众多，能立等可取，这可是先生功夫学养的集中体现。

对先生的“缺席审判”

先生自认为就是教书匠，从未有非分之想，教书育人就是本分。1985年4月22日至29日，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先生因病未出席，在会议上当选为第二届书法家协会主席，先生事后戏言：此乃“缺席审判”。

奇世宝砚

启功先生藏有一方绿石砚，是传世之宝，清康熙帝御书砚铭，铭曰：“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后先生取“坚净”二字颜所居。也可以说，“坚净”二字是先生一生为人之道的最好写照。当下一些学校以“坚净”二字为校训，如宜兴城北小学。北京师范大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颗“蒲公英”，它的种子随风散落在全国，甚至海外，“坚净”作为为人之道即可落地生根。母亲认为志坚心净是人生最好的心理状态。

文革前我姥姥家也藏有一方“宝砚”，就是姥姥保存多年的文物“铜雀台”砚，那是大清某王爷赠送姥爷之物。母亲从小一直用它写字，在清华大学时，母亲的书法受到恩师朱自清先生褒奖；在北大时书法也是名列前茅，解放后，母亲调入某中央单位工作时，被公认全机关书法第一。我们家的“铜雀台”砚在在1966年8月23日被来家中抄家的红卫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可能已经被红卫兵转移海外销赃。

多加一点，事出有因

1981年夏天，我母亲去看望启功先生，聊诗词，谈到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启功先生信佛，喜欢自称居士的李白，挥笔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题跋为“文杰同志正 于一九八一年夏日 启功”。母亲发现自己名字文杰的‘杰’字右上角多了一点，便问道：“我的这个‘杰’字，你怎麽多给加了一个点？溥杰的‘杰’怎么没有这一点？”启功先生笑道:“溥杰胆小，你比溥杰胆大一点，文革红卫兵抄家时你有勇气敢和红卫兵辨明是非，你比我们胆大可是不止一点半点……”。先生的解释让母亲很满意，大家哈哈一笑。事后母亲说道：“溥仪、溥杰兄弟俩胆子小，当年北京政变（1924年）冯玉祥把大炮驾到景山上，溥仪吓得慌忙逃出紫禁城。要是我在宫里，就是让炮弹炸死，也不出宫，要让全天下看看国民政府是如何不讲信誉，任意撕毁《清室优待条件》，还要拿大炮轰、消灭皇族……。我那些在旗的（北京话：旗人）同学都加入共产党反对没有诚信的国民党……”她老人家列举了一大堆名单。

（先生为本文作者母亲书写的墨宝）

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时，当面烧毁了母亲的手稿《关汉卿与元代戏曲研究》，母亲去火中抢手稿，遭到红卫兵的毒打。红卫兵勒令母亲交出保险柜的钥匙、说出密码，母亲坚决不从，最终红卫兵用专业破钢工具打开保险柜。事后，母亲说“如果交出钥匙，说出密码，算是我们主动上交；他们砸开保险柜，拿走我们家的东西，他们就是强盗行为！”确实，母亲比溥仪、溥杰有胆量。书归正传，继续聊启功先生。

先生的鉴事

一九四七年五月，先生三十五岁之时，由沈兼士前辈之介，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古书画鉴定工作，能与诸老深入学习交流，是先生最为得意之事。先生作《〈急就章〉传本考》《〈平复帖〉说并释文》《〈兰亭帖〉考》《唐摹万岁通天帖考》诸文。《平复》一帖之释文，难度极大，尽显先生鉴定之功。一九八六年，先生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文物鉴定工作。

（左为启功先生，右侧是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陈垣）

先生一生低调

启功先生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等职。先生从不向外人介绍自己的多种职务，及部级领导待遇身份，一生平和待人，自我介绍就是个教书的教师。

家有贤妻

启功先生的婚姻是包办婚姻。先生说道：“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左一，启功先生，左二，启功的夫人，右一母亲，右二姑姑。）

1957年，对于启功先生来说是煎熬的一年。先生被划为“右派”，降级为副教授。先生没有给任何人提过意见，从来没有说过可以被人抓到的言论。结果居然有人在他给画家徐燕荪的赞语“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中罗织了一条“罪状”，说启功先生用这首诗是“不满当时的大好形势，意欲脱离党的领导……”。启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很无奈，担心老伴章宝琛着急上火，还劝慰老伴说：“咱们也谈不上冤枉，咱们是封建余孽。你想，资产阶级都要革咱们的命，更不用说要革资产阶级命的无产阶级了。现在革命要抓一部分右派，不抓咱们抓谁？咱们能成‘左派’吗？既然不是‘左派’，可不就是‘右派’吗？”

谈到老伴章宝琛在文革中，不顾个人安危帮助自己收藏手稿时，先生是这样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章宝琛）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 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先生人品高尚，爱情始终如一，是中国文人典范，吾辈拱手仰望。

启功先生不愧是教育界、文化节的楷模。今天我们纪念启功先生，愿“坚净”成为吾辈及后辈做人准则；愿后学者能承续先生之衣钵，愿先生思想和艺术授受不绝，薪火相传。

（班禅大师向启功先生学字，临摹启功先生的“坚净”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