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战地记者边震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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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在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之际，从我收藏的有关资料中，看到一本由解放军画报社出版的《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影集。

　　打开影集的扉页，一封钤有“解放军画报社编辑部”印章的便函尤为醒目，引起我的格外注意。

这封便函的内容是：

　“边震遐同志：本社于1959年编辑出版的《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影集，上面刊登有您的作品，现寄给您壹本以作纪念，并希提出宝贵意见。

此致敬礼”

　　百度显示，边震遐先生系浙江诸暨人，1935年8月生，1950年肄业于上海南山机械职业学校。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爆发后，很快将战火燃烧到中国边境。我国政府决定，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当时，年仅16岁的边震遐，怀着强烈的爱国赤子之心，勇跃报名参军参战，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摄影组，担任战地摄影记者。他参加了九兵团赴朝作战的全过程，在炮火硝烟、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大量真实的战场影像资料，报道了大量志愿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但要他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烽火岁月，边震遐总觉得不合适，认为比起那些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志愿军战士，自己算不了什么。

　　1953年春，不满18岁的边震遐作为一名部队摄影记者，入朝参战已2年，按规定需轮换回国。边震遐遗憾自己还没有火线采访的机会，反复向上级请求，终于在摄影组长王纪荣带领下，来到了大战刚刚结束的上甘岭阵地。他们是最先踏上这片英雄土地的战地记者之一。

　　上甘岭的597.9高地，是一座让美军闻风丧胆的“伤心岭”，而在志愿军指战员看来，这是一座“红山峰”。

　　每每回忆起上甘岭阵地上的惨烈场面时，他总是深情地说：“在烈士面前，我热血沸腾。”

　　边震遐在第五次战役期间，曾随部队登上过上甘岭，在他印象里，上甘岭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但眼前的上甘岭却完全是光秃秃，完全不似朝鲜通常二三月间的山区那样积雪未消、蛰虫未醒。

　　边震遐回忆说：由于敌机敌炮仍昼夜对我军阵地和后方交通线进行轰击，许多牺牲烈士遗体只能暂时停在坑道内，我们睡觉的坑道支洞中，身旁便是遗体。山顶炮兵观察哨位中以交通壕外的任何地方，几乎遍地都是支离破碎的遗骸，“随手抓把土，就可以找出弹片。地上随手扯一个衣角、一截皮带，就可能拉出一具遗体甚至一串遗体。”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看到如此惨烈场景，他还是难受得发懵，“按照敌我死伤人数统计，当时每平方米土地上，倒下了9个人”。

　　在上甘岭阵地上，一连好几天，边震遐吃不下饭。烈士的遗体，只能用背包带套住双脚，集中拖进山坳，借助松土滑落掩埋。一位上海籍文化教员在上甘岭亲手掩埋过260多位志愿军烈士遗体。边老回忆说：“我问过这位上海籍文化教员：执行这样的任务，心里怕不怕？他说：‘怕啥？都是亲人。只是环境太特别，委屈了战友。’”

　　边震遐也远远见识过美军将不便运输的遗体用汽车集中再浇上汽油焚烧的恐怖景象。

　　在上甘岭采访，边震遐27天没洗脸。当时，战役虽然结束了，但零星战斗还在继续。他有次卷袖子，突然一枚弹片掉了下来，原来不知不觉自己已经 “中弹”，万幸没伤到皮肉。还有天晚上，边震遐登上山顶，拍摄我炮兵夜袭敌阵的场面。回主坑道时，遇上敌炮还击，他被炮弹爆炸的冲击波震动滑下山坡。如果滑到山脚就必死无疑，不是炸死就被流土活埋。他本能地张开双臂，想拉住什么，结果拉住的是一只手臂，救了一命，“照明弹下，我看到这只手臂已经干枯发黑，从手指上套着的五个木柄手榴弹的拉火环，能看出是我军的烈士。关键时刻，烈士的手救了我一把。”

　　“比起那些十八九岁就在战场上牺牲的年轻人，我很幸运了，多活了好几倍呢。”边震遐说，在上甘岭清理阵地时，他见到刚出土的两名志愿军烈士，连着一挺轻机枪，一前一后倒在一起，前面的战士双肩扛着机枪腿，后面的战士握着机枪把，显然是在向山顶冲击时同时牺牲的。

　　“像黄继光一样用身体堵敌人碉堡射孔的英雄，光在597.9阵地上，就有7名之多。”

　　边震遐情绪激昂地说，“在烈士面前，我热血沸腾，却强忍着不落泪。来到这样的阵地上，懦夫也会变勇士。”

　　边震遐回忆，坑道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因为清水都是运输员徒步用血汗和生命送上一线阵地的，所以没有人舍得用水来搞个人卫生。回到机关时，他自己脖子上的污垢像锅巴似的被揭下，棉衣棉絮中也不知何时扎进两块弹片。但边震遐却把上甘岭的日子，视为一场锤炼自己战地记者应有品格的洗礼，“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以独立执行任务了”。

边震遐与摄影组长王纪荣还重点采访了上甘岭上24军72师214团8连九班的狙击手张桃芳、吕长青和黄兴海等人，他们都取得了超过100人的狙击战果。张桃芳更成为我军历史上战果最高的狙击英雄。

　　摄影组赴上甘岭对一线部队采访前，张桃芳已经在597.9高地取得了毙伤81名敌人的战绩。因此，有人提出：“狙击敌人怎么像拾麦穗一样容易啊？”不明就里的王纪荣和边震遐便在4月9日拂晓，前往前哨班验证张桃芳的狙击实况，并计划为张桃芳拍摄现场狙击照片。

　　当天上午10点零五分，张桃芳居高临下，在约600米距离上击杀了一名上山的敌人，王纪荣和边震遐抓住这一瞬间，拍下了张桃芳在狙击阵地上的那张著名照片。但当时王纪荣和边震遐并不清楚自己出现在阵地上到底冒着何种风险。后来张桃芳所在部队的连长和指导员得知王纪荣与边震遐竟然违反阵地管理制度，前往原本严格禁止非本部队作战人员前往的前哨班狙击阵地，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多年后，边震遐回忆，他在张桃芳身边时“常有子弹落在我们背后的壕壁上，噼啪作响，溅起尘土”。张桃芳等人也向他介绍，在一周前，张桃芳所在九班的一名狙击手就在阵地上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脑门，当场牺牲。

　　拍摄张桃芳照片的第二天中午12点40分，敌人为了报复，竟然调动两辆坦克对前哨班的狙击阵地进行抵近射击，张桃芳的战友副班长张余福和战士魏国清同时牺牲。王纪荣和边震遐先斩后奏，私自前往前哨班狙击阵地的行动也因此被上级发现。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桃芳曾在32天内以436发子弹击毙214名敌人，创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被誉为“志愿军神枪手”、“冷枪英雄”、“上甘岭狙神”。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并被授予“二级狙击英雄”荣誉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张桃芳“一级国旗勋章”。

　　这位亲历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深有感悟地说：“那场战役，让我深切体会到，我们有最优良的传统，只要为正义而战，总能走向胜利。”

　　边震遐还重点采访过美英战俘，于1994年出版了《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该书的核心思想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是正义与仁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这场震惊世界的反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靠的是正义之气、仁义之道。本书记述的就是志愿军官兵以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热爱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崇高品质，以真心、真情、平等和谐地与4000多名美英战俘化干戈为玉帛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没有皮鞭，没有刺刀，没有警犬，没有铁丝网；这里是一所学校，胜利者与失败者一起在这里认识战争，寻找真理。战场上他们曾是敌人，这里他们成了好朋友。

　　见过边震遐的人，都说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是个书生，却不知他曾是一位勇敢的战士。他十六岁参加抗美援朝，作为最年轻的战地记者，身背相机，穿梭炮火硝烟进行采访，立功三次，获军功章两枚，受到兵团通令嘉奖。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边震遐先后被安排到福州军区政治部、福建日报社、新华社福建分社任记者、编辑，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级文学编辑。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峡谷回声》，长篇报告文学《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等多种。话剧《梧桐别墅》（编剧）于香港回归前夕由香港话剧团献演于香港艺术节。报告文学《化剑为犁》获1994年《昆仑》优秀作品奖，电影剧本《当代人》（合作）投拍后获湖南省政府奖，电影剧本《上海纪事》（合作）投拍后获1998年华表奖，广播剧本《超级幸运儿》、《眼泪与鲜花》录播后分获1990、1992年山东省和全国广播剧集。电影剧本《当代人》(合作)与《上海纪事》(合作)拍成影片后，分别获湖南省政府奖和国家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有数十幅摄影作品入选全国和省市影展，部分摄影作品出国展出，与人联合编辑和主编过摄影作品集《战斗在朝鲜》、《海防前线》。先后有20余项作品获各类创作奖。在长期的编辑岗位上，扶植过较多文学作品，包括《啊!摇篮》、《陈毅市长》、《泉水叮咚》、《花鸽子》等，这些剧本摄制成的影视作品，有多项获国家最高奖，其中《泉水叮咚》获国内国际大奖13项，首创了中国电影在国内外获奖的最高纪录。（张治云整理）

2022.8.1日于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