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这个世界我来过，十五、爷爷（四）

芒格

前一段时间一直回忆爷爷的事，后来小立给了我一些照片，看到老家的亲人，心中涌现和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就拐了个弯，写回了老家，竟忘记了把爷爷写完。我回忆的原则是，着重遥远的记忆，重点写已经去世的亲人，对健在或仍活蹦乱跳的，还有很多时间，没必要着急，有的是机会创造新的故事，把回忆留给未来。如果以前的事和现在的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顺便写几笔，不做重点，所以还没有写到的家人，千万不要有被忽视的感觉，因此而责怪我，是我现在故意不写的。我知道，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还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对于爷爷，我心底总怀有深深的内疚。他的去世，我总认为与我有关，与来张家口有关。我明明知道，如果他仍然一个人待在家里，也会生病会出事，可人总是心怀侥幸，做很多不切实际的假设，不肯接受眼前的事实，把不该揽在自己身上的责任承担下来，以为这样就是有担当有孝心，会改变事情的结果，现在我知道，这是庸人自扰，可当时我不知道。

作为家族树的第八层，上篇说了一些爷爷的堂兄弟陈玉楼几兄弟的事，作为爷爷的亲哥哥陈玉坤，我认为是象征美玉的琨字，兄弟两个，一个是玉琨，一个是玉珍，感觉他们的父母很有文化。

玉琨玉珍二人的父母，都是长寿之人，在那个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代，能活到80岁以上，相当于现在的100岁以上了。

曾祖父陈广徳1958年正月去世，享年80岁，大概1879年出生。曾祖母1960年冬去世，享年82岁，夫妻同一年出生。曾祖父母在我出生前去世，我没有赶上五世同堂的鼎盛时期。

玉琨是焕文大哥的祖父，1970年1月6日去世，享年73岁。按虚岁计算岁数，玉琨大爷应该是1898年出生，历经三个朝代。我爷爷是大哥的二祖父，大概是1906出生，记录中说是1980年12月份去世，应该有误。我是1980年9月上大学，在我上大学之前我爷爷就去世了，应该是1979年12月。那时我爷爷应该是74岁。小时候经常听我爷爷说73和84，是人生的坎儿，孔圣人活了73岁，孟圣人84岁，到了这两个年龄，每个人心里都会嘀咕能否过去，73过去了，就希望能到80，到了80，就该担心84了，好像其他岁数没有风险似的。

我们1974年10月份离开老家，到我爸爸工作的地方生活。按说夫妻团聚是好事，可这样就要留我爷爷一个人在老家。奶奶1967年正月十五去世后，爷爷一直一个人生活，那时爸爸一直在外地工作，即使探亲回来，一年也没几天。妈妈一直留在老家，也不总是在村里教书。正式国家编制的老师，是要服从调配的，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但总没有离老家太远。

74年走后，也经常回来，无论哪个年代，中国人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过年回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需要考虑，也没得商量。父母在哪里，就该在哪里过年，嫁出去的女儿除外，因为那时夫家才是她的家。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个老头儿，瘦脸，小眼睛，身子也瘦瘦的，个子不高，应该是170左右，我没见过他年轻的时候，年龄大了骨头松了，缩了些也是必然结果。

家里后院有一个厕所，用石头砌筑的围墙，没顶也没门，即使有个门，也是那种用细竹子或小木棍儿编的，随时都会倒下来的那种门，那门不是用来挡什么，只是用来提醒有人。家里的厕所外人使用的机会很少，不存在安全隐患。厕所里面很简陋，一般是挖一个大坑，上面盖两块石板，石板中间的缝隙，就类似于现在蹲便器的槽子。这样的厕所使用起来及其不方便不舒服，但那时不觉得。

那时的农村没有浴室，洗澡堂只有大单位才有。我们平常也就是洗脸洗脚，若想洗澡，就烧一锅热水，关上房门在盆里洗。洗澡在北方冬天不是刚需，夏天在院子里用凉水冲冲就感觉凉快了。我没有见过爷爷洗澡，看他洗脸也是用很少的水。那时的人都很节约，我去二姑家，都是几个人用一盆水洗脸。二姑说水不脏人，所以无论用多脏的水，洗完也就干净了。

站在现在的高度，我会觉得那时的人很懒，很容易解决的事都也不想办法，宁可在炕上闲聊，也不去做点有用的事，但对于已经习惯那种生活的人，他们根本就想不到去改变，这是很大的悲哀。

爷爷就这样生活着，没有希望，也无所谓失望，不抱怨，不欣喜，似乎生活本该就那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做饭，吃饭，上工，收工，串门，睡觉。

我不记得爷爷的衣服是怎么洗的，我妈应该洗过，爷爷自己也应该洗过，我没有洗过。那时似乎只有吃饭才是大事，吃饭问题解决了，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那时整个社会都没有电视，我家连收音机也没有，只有大队的大喇叭广播，每天早晨都播放《东方红》提醒大家起床上工。广播员是村里必配的岗位，播放通知、新闻和歌曲。我的好多歌都是在循环播放时学会的。

那时最多的是批判会和忆苦思甜会，我对批判会没兴趣，批斗人不好玩。忆苦思甜会有时在学校开，掺有野菜的忆苦饭很有特点，平常很难吃到，忆苦的人边说边吃，我们也能分点。爷爷没有资格忆苦思甜，人们认为他解放前过过好日子，现在一心想的是反攻倒算，根本没有他说话的资格。他经常参加批斗大会，是陪绑的那个，也没有被直接批判过，毕竟没有反革命罪行，只是帮错了人。

我和妈在老家的日子，一定是爷爷自奶奶去世后最快乐的日子。平常不怎么说话的他经常合不拢嘴，我妈经常和他讨论一下事情，他积极回应，有时也会长篇大论，我妈对爷爷一向尊重，什么事情都要请教。

没上学的日子我经常和爷爷一起下地，有蚂蚱就捉蚂蚱，没蚂蚱就捉蛐蛐，出花生时捡花生，出白薯时拾白薯，永远不会空手而归。打场的日子更好，晚上全体一起剥玉米，说说笑笑，和玩没区别，白天我也到场上去，目的是用衣服口袋装些花生回家。我以为别人不知道我是去拿花生的，现在才知道，是他们不屑于管我。家里不种花生，拿回家妈和爷爷没批评我，就算是鼓励了我，我就乐此不疲。那个生产队的场院离我家不远，是我喜欢玩耍的地方。其实我家是最不需要捡东西的，父母工作挣工资，爷爷在家挣工分，有粮吃有钱花，是城乡最佳组合，也是大家羡慕的对象。我一直为我有这样的生活而骄傲，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永远不长大，永远有爷爷陪伴，也可以永远陪着爷爷。

1970年正月老二在爷爷家出生，爸爸回来过年，等老二出生后才回去上班。妈妈产假完去上课，爷爷照顾家里，生产队忙的时候，爷爷就去出工，妈妈忙的时候，就由爷爷做饭，爷爷只会做馒头花卷米饭等，做饺子是妈妈的事，她对自己做饺子的速度很自豪，我从小养成了爱吃饺子的习惯全是妈妈的功劳。学校离家里仅隔一个大坑，依现在的观点，就像学校在家里或家里在学校一样，距离实在太近了。老二小时候很乖，不需要特别多的关照，好像天生就能自己照顾自己，家里有个爷爷挺管用，不需要特别的帮手。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妈妈就得去外地工作了，把我们两个孩子托付给姥姥和舅舅照顾，三四年级的小女孩儿和一个两三岁的幼童，会有很多事，交给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肯定不合适，我也乐得到姥姥家，那里也有很多我喜欢的人。偶尔想起爷爷，也会回去一次，但没有常住。爷爷又成了独居老人。

暑假妈妈带我们去爸爸那里，一路很辛苦，虽然坐火车，但在北京中转很麻烦，每每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提着一个大包，身边跟着一个女孩也背着一个大包，我就想起那时的我们，感觉像逃难一样。前面说过，春节一般在家里陪爷爷过，爸爸也回家，那时的欢乐虽然短暂，但总比没有盼头好。

这样的日子又持续两年，有一天爸爸来姥姥家，动员已经上五六年级的我去他那里读书，我百般不同意，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只好和妈妈一起，去那个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的城市——张家口。舅舅很不习惯我走，几年的共同生活，我又成了舅舅的跟屁虫，除了去厕所和上班，舅舅去哪里都带我，那时他一直没有女朋友，我感觉我就是他的小女朋友。

走前去和爷爷告别，爷爷为我们高兴，多年的两地分居，一家人终于团聚，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好事，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跟着爷爷或留给姥姥，都比去陌生的地方对我有吸引力。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心智思考前途，只是凭感觉选择自己的喜好。

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照的，有妈妈，我，二姨和老二，日期是1974年10月，估计那就是我们去张家口的日子。二姨是去帮我妈照顾老二的。到了城市，小孩子就不能没人照顾了。在农村，一个小孩儿和小猫小狗唯一的区别就是，小孩儿需要穿衣服吃饭，孩子只要不跑丢不生病，怎么都能长大。

独自在家的爷爷，怎么生活不需要多想，他的习惯不会改变，只要不生大病，就会生活的很好。

离开老家的日子过的很快，我在妈妈的学校上了初中，那时不怎么重视学习，我除了感觉城市什么都不方便，和父母在一起什么都得做，就没有特别的感觉了。

二姨并没有在张家口待多久，家里要她回去结婚，她虽百般不情愿，也无力反抗。妈妈带二姨去商店买了件格子时装，就让我们三个——二姨，我和老二一起，随着运马的货车回老家。我不知道当时妈妈是怎么想的，二舅他们去内蒙古买马，想回去卖个高价，算来算去，把我们三个带着一起才划算，我们就坐上了火车，和马一个车厢生活了几天。二姨最不幸，被马踢了眼睛，回家后有几个月眼皮都是青的，不知影响她相亲了没有。

我属于无论干什么都觉得好玩的那种人，和马一起也好，货车车厢晚上没灯也好，停车多长时间不确定也好，都不能影响我的玩性。停车时我就下去看看，车行时我就扭着二姨讲故事，老二小，但听话，没觉得带她不便。到家后我又狂玩一段时间。我不记得回去的具体时间，感觉是不冷也不热的季节，否则妈不会给二姨买单衣。至今我还记得那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因为回到老家后发现，那衣服在唐山也流行，到处都有人穿。

到姥姥家后去没去看爷爷我记不住了。只记得把老二留在姥姥家了，因为1975年6月份，妈妈要给我们生老三了。生老三我就记忆犹新了，找时间再说，现在转回我爷爷那里。

我们在家的时候，我爷爷一直住在东屋，家里的房子是五间房，中间是堂屋，平常做饭吃饭都在那里，有东西两个灶台，有水缸和碗柜，还有餐桌。设两个灶台纯粹是为了烧炕，北方人冬天习惯睡火炕，就像沈阳故宫那种火炕。餐桌有两张，一张是高的八仙桌，平时不用，另一张是矮的长方桌，配小板凳，可以放炕上，也可以放地上，夏天就在堂屋地上，冬天就在西屋炕上，总之很方便，三四个人用餐正好。

东屋分成两间，我们叫套屋，里间放杂物，外间有炕，也有柜子。我在的时候爷爷一直住东屋，他说一个人住小屋暖和，但我知道，他不愿意住那里，因为奶奶在套屋自杀，他多少都有些忌讳。

1976年发生了很多事，国家大事有1月8日周总理去世，4月份就爆发了天安门广场事件，7月6日朱德去世，9月9日毛泽东去世，这些大事，对我这个初中女生，都不如另一件事重大，那件事就是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这天夜里3点多，我被柜子里东西的碰撞声震醒，因为小时候就经常地动，姥姥发现有晃动，就会说一声“地动了！”抱起我就跑到街上，我习惯了这种响声，喊了一声“地震了”，撒腿就开门跑到楼下。当时我们去张家口不到两年，厂里还没有分新房给我们，我们就暂时寄居在爸爸原来的单身宿舍。这个宿舍楼呈L形，与围墙一起围成一个方形院子，院子里有锅炉房供应热水，但没有浴室，洗澡得到厂里，浴室24小时开放。院子里还停了很多拖车，因为爸爸的厂生产这些。

我家住在L楼最南端三楼端头，比一般的宿舍多了一个楼道，从楼道开门通向走廊，靠院子还有一个铁楼梯，我们下楼，可以直接走这个专用楼梯，我下去打水很方便。爸爸用家具把房间隔开，这样我们一家人就有了两个区域，我自己住单人床，那天我就是通过这个专用铁梯跑到院子去的。我几乎是第一个跑下楼，别人没有反应过来，下去的人不多。看看没有多大反应，我就回去了。早晨起来听广播，说北京三河一带发生了地震，爸爸说：“三河离唐山还远，家里估计没事，但还是要问问。”

下午下班回来，告诉我们说没有唐山的任何消息，谁也不知道，爸爸很担心，说一定回去看看，爷爷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我争着一起回去，商量很久，仍没批准。爸爸说情况不明，有没有车都不知道，决定不带我回去。我只有听话。爸爸回去的日子，我们每天都在担心，因为后来知道了，震中在唐山，7.8级，足以毁坏一切。

爸爸回去了快一个月才回来，在这期间，我们全家和其他人一起，转移到楼下院子里的拖车上睡觉，过了一段相当愉快的集体生活。灾难面前，大家都成了一家人。

爸爸回来后讲了很多故事。他到了北京，再往唐山走就没车了。他们几乎是走回去的，到家已经是几天后了。爷爷很幸运，他一直住东屋，那天鬼使神差就睡到了西屋，结果是东屋倒了，西屋没事。我们东面那家房子也倒了一部分，砸死了我的同学，我平常叫他三哥的那个男孩儿。

姥姥家在地震那天，因为晃动厉害，只能从地上爬到门口，但门打不开，幸好房子没有被震倒，只留下几个大裂缝，否则我就见不到姥姥了。

二姑父当时正在唐山，据说他是他住的旅馆的唯一幸存者。

大姑父买了车票准备去唐山，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走成，幸免于难。

我爸爸的同事张叔叔，他12岁的妹妹27日到唐山玩，第二天就遇难。

太多故事，幸存者讲起来好玩的事，在当时都不好玩。我没有想太多，只觉得家人没事就是好事。

爷爷后来的事，只有等下次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