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记忆一一我是怎样在地震中死里逃生的

田放

        黑色记忆一一我是怎样在地震中死而复生的

我受过震伤，五根肋骨折断，血胸、气胸，头部大撕裂伤，休克了很长时间。对于第六医院（现在的长征医院）是怎样从死亡线上将我抢救出来的，至今，我记忆犹新。

1976年7月28日，是唐山人民血祭的日子，也是我死里逃生终身难忘的日子。唐山大地震震动了整个世界，因为天津离唐山太近，我也没有幸免。

这一天，学校头一天放暑假。当时我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为家就在南市食品街一带，离学校很近，当天下午我就回到了只有八平米的小平房里。记得，那天下午，我给一位女同学做的一件衬衣只剩钉扣子了，为了不让做熟饭的母亲着急，我便将衣服收了起来打算转天再说。

晚上，躺在僵硬的木板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就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当时父亲上夜班，只有母亲睡在同院一个只有一米来宽的夹道里，我们都叫它“小屋”，这是父母的住所。奶奶去世后，我们兄妹七个都分别住在“大屋”，就是我刚所说的那间屋子。因为房子太小，父亲用木板搭了个阁搂，我和弟妹们轮流在上面睡觉。

大概深夜3点钟左右，我们家的房子摇晃起来，放在桌子上的暖瓶摇晃起来，头顶上的日光灯也摇晃起来。透过窗户，细细的雨水中亮起了强烈的蓝光，远处还传来隆隆的仿佛是拖拉机轰鸣的声音。我立刻意识到：不好！地震！一个鲤鱼打挺儿便从床上跳下来，对着阁搂上的弟妹们大喊了一声：“地震了，快起来！”，拉着还没睡醒的四妹就往外跑。

我家住的是一个有四户人家的杂院，打开门栓后，我就朝通往马路的胡同冲去。糟糕的是，当时胡同因换自来水管道，整条胡同挖了一条长长的沟，泥土推成了一个高高的垄。我带着四妹跑出来后，跟在后面的她以为是原子弹爆炸了，就地来个防原子弹动作，捂着耳朵原地趴下；我的老妹妹紧紧跟在我的后面不小心掉在了沟里。当时大弟、三妹、老弟是怎么跑出来的，我记不清了。当时大地还在剧烈地摇晃，究竟往哪跑安全我也不知道，只是下意识地在土垄上跌跌撞撞地朝前跑。跑着跑着，突然从老关家的墙头上甩下来一个废弃了的汽车离合器砸在我的头顶，我一下子就没了知觉。当时墙头上又甩下了几块砖头砸在我的背上。当时我没有了意识，没有了疼痛，没有了欲望，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母亲的声音：“你醒醒，快醒醒！”我慢慢地睁开眼睛，一群人围在我身边，父亲已经从单位赶来了，大地依然还是摇晃。当时，我的头皮已经撕裂了，黑暗中流了好多血，不知是谁从屋里拿出了条裤子，将我的伤口捂住。我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还没有死。我蠕动着嘴唇，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对母亲说：“快去医院！”

邻居大姑的儿子培德将我背起，在父亲、母亲、弟妹的簇拥下飞快地朝附近的第六医院跑。因为肋骨断了，当培德将我背起的时候，断了的肋骨扎进了肺里，我又昏迷过去。一路上，跑到大街上的人们怎样恐慌、怎样惊叫我都没有看到，只是到了医院的大门口时我醒了。只觉得当时人很多，嘈杂的声音撕心裂肺：“开门呀，快开门呀！”人们都像疯了一样拼命地砸着医院紧闭的大门。值班的医生开了门，人们蜂拥而进。医护人员抢救轻伤员去了，没人管我。因为在紧急情况下，都是先抢救有希望活命的。我的弟弟慌乱中拉来了一位山西籍部队的眼科实习医生，哀求道：“快救救我姐姐吧，她快不行了。”这位眼科医生见我满头的鲜血，立即吩咐护士拿来了手电筒，因为当时已经停电。在微弱的手电筒的光亮下，这位医生开始为我头部撕开的伤口缝合，一共缝了27针。当缝完伤口后，医生问护士：“消毒了吗？”护士惊呼：“呀，没有消毒。”可见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的惊慌，因为医院的大楼还在晃呢。没有办法，医生只好把我头上缝好的伤口重新撕开，用双氧水将里边的泥沙、淤血冲净后，又重新缝好。因为重新缝合，我的伤口没有长好，至今我的头顶留下了一道鼓起的伤疤——那场灾难永久的纪念。

天亮了，医院外科的医生都来了。费主任开始为我检查，我说我上不来气儿。他用听诊器听了听我的胸部，敲了敲后说：“你翻翻身。”我当时就觉得身子不是自己的，已经没有了翻身的概念。他见我不能动，就让推来了一部爱克斯光机。好家伙！后胸的四、五、六、七和前胸的第二根肋骨全部折断，胸腔满是气体和血水。再看气管，已被气体挤压到一边。量量血压，高压60，低压50，血色素只有3克。我不懂医学，不知道我离死亡有多远，但我平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白蜡一样的双脚，知道我活不长了，因为当时医院里死的人太多了，哭爷爷喊妈妈叫儿子的乱成一片。当时没有装估（死人穿的衣服），只是编织袋一裹走人。我脑子里不时地闪出这样一个念头：也许一会儿我也走人了。

看到我处在休克状态，医院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输血、消炎。地震来得突然，医院没有储备血，医生们商量从哪里能找到血源。恰巧，我就读的南开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张戈闻讯带着我的同学赶到了，大家摞起袖子，纷纷要求献血。这时由医院特意请来的胸科医院专家正在给我做胸腔引流术。他说，你们别争了，我们医院有。于是，医院马上派人到几十里外的胸科医院取来了1000cc的鲜血。一滴一滴的鲜血输进我的血管后，我的脸上现出了红晕，胸腔的积液也吸出来了。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抗感染了。消炎药、调节机能紊乱的药物以及强心针都给我用上了。后来，听家人说，在抢救我的那几天里，医生们几次叮嘱我的父母做好最坏的打算，说这么严重的血胸、气胸死亡率达90%。我的同学们后来开玩笑说，当时他们真的准备为我买花圈了。我的三妹知道我病危的消息，背着我哭得死去活来。她说：“我大姐太惨了，都24岁了，没带过手表，没穿过一双皮鞋，身上穿的内衣都是外边的制服洗烂了当衬衣穿。她从16岁就给家挣钱，可上大学了还把全部工资用来养家，没有享过一天的福，大姐不能死呀！”

也许是命不该绝，在以万建新院长为首的抢救小组的全力救治下，我终于神奇地活了过来。经历了一次生死劫难，我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新生。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把我的全部激情和爱心都献给了我的岗位、我的诗歌、我的学生，于是，一篇篇散发着时代气息的报告文学、消息、散文、诗歌见诸于报端；一个个美丽动人的太阳林真情故事流传在校园。

我为这个世界付出了爱，这个世界也给了我丰厚的回报：我被天津市妇联评为“精神文明家庭标兵”，在学校，我有了高级政工师职称，享受到副教授级待遇；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和开发区开保作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诗人。我的百余场人生与文学的报告，得到了千万名大学生的赞赏，也受到了无数个知名和不知名的年轻朋友的爱戴。

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我的这个后福就是在情感世界里收到的这些丰硕果实吧。

                           作于2007年7月11日上午

图片取自百度，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