婺江边的军营记忆

钱宁宁

一作者：张浦西 “大葛啦——”“法切过咪——”“哈农好歪——”“喝芒喝芒葛——”粗犷而尾音上扬的金华话，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婺江边的金华小县城。197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生日，也是我人生中最值得记念的一天——我穿上了绿军装，和30多个女兵们一起，从南京来到了位居金华的122医院。在那里，我提干、入党、结婚、生女，直到1982年调离，度过了12个春秋。革命的大熔炉，把我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锻炼成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军人。记忆的瀚海里，虽然有些许遗憾、纠结甚至不堪，但是留下更多的是珍贵的闪光点，够我一生细细品味…… 郭明霞医务处助理员 北京兵王丽艳 一、新兵连来南京接兵的是医务部助理员郭明霞，一位皮肤白皙，高个儿大眼睛的美女老兵。从她用抹布蘸着自来水小心地擦去解放鞋鞋帮上的泥巴这一细节，就不难看出她是个非常仔细的人。冷艳美女郭助理员一接上我们，就宣布：“现在，大家都穿上军装了，心里都定了，也不需要再隐瞒什么啦。一会儿都把你们的真实年龄告诉我。”原来我们这批女兵年龄参差不齐，大小相差很多，既有55年、56年的小鬼，也有50年51年甚至48年的“大龄青年”。为了在审兵过程中减少麻烦，不少人在表格上改小或是改大了自己的出生年月。那年头，大家都没有身份证，你说自己几岁就是几岁。但一过招，就被火眼金睛的郭助理员揭穿了真相，乖乖改了回来。在后来的卫生员培训课上，身手不凡的郭助理员手把手教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如何静脉穿刺、如何冲热水袋等等一系列临床护理基本功，桩桩件件一步一步讲得有条有理，我至今都忘不了。郭助理员的助手是69年的北京兵王丽艳，圆圆的脸，一笑一对小虎牙，说话很好听。后来她就是我们新兵排的排长。女兵一共三个班。记得我们班有张继军、刘媛、方卓建、冯南生、李卫东、吴江平、周朝珠、唐正琴、陈志芳、张秋榕、杨芸芝、张浦西。 在二号宿舍的一排平房其中的一间，是我们班的家。在地上铺了厚厚的稻草，铺上新发的军用褥子、床单，棉被，一方本白色的粗棉布包上换洗衣服就是枕头，我们挤在一起睡地铺，加上盖在最上面大棉袄，严冬的晚上睡得暖暖和和的。我们就坐在地铺上学习毛主席语录、读报讨论、交谈心得体会、写日记、唱歌。最难忘的是新兵连的夜间紧急集合。酣梦中一阵急促的哨音，我们弹簧般的一跃而起，尖叫声中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打背包……等我穿鞋的时候，右脚是我的鞋，左脚却不知道是谁留下的一只大鞋，而且也是右脚的！天哪，至今也不知道哪一位战友的右脚是怎么穿着我左脚的小鞋走完这一大圈行军路的！ 张继军 孙屹华 李卫东 方卓建 冯南生 陈自芳 唐正琴 张秋榕 吴江平 刘媛和我 对于我来说，从插队的黑龙江农村知青，摇身一变成了全国人民都要学习的解放军，简直就像老鼠从糠箩里跳进了米箩里，心情别提多灿烂了！新兵连的那点艰苦真是小菜一碟，留下的记忆都是令人忍俊不禁的美好。那一年跟我们一批入伍的男兵来自两个地方：安徽阜阳和浙江温州。安徽话没问题，很好懂。温州话——简直就是天外之音！至今我都一句不懂，难怪对越自卫反击战里被作为明码呼叫的首选语言。出操跑步时，领操员：“一！二！三——四！”队伍里整齐雄壮的男声：“一！饿！萨——四！”那么的理直气壮，那么的不容置疑，碾压一切其他声音。我笑得两腿发软……院务处陈聚福助理员，我们的新兵连长，在训话时再三强调：大家现在都是军人啦，必须以军人的言行举止要求自己！我在温州待过许多年，我晓得你们温州话的意思。以后不能动不动就“阿给！阿给！”（意思是“喂！喂！”）地叫啦！没想到回应老陈的是一阵开心的哄笑。解散后，温州兵们像是受到了鼓励，“阿给”“阿给”地叫得更起劲了。后来，“温州小阿给”就成了温州兵们专属的昵称。 卫生员新兵连的生活结束后，女兵都分去了病房。我被分到了一所。应对当时的战备形势，122的业务科室都以战时需要而编制。一所在二楼，以外科为主，涵盖着手术室、五官科、眼科、妇产科。记得一所教导员是张建平、石其贵；所长干远中，护士长江玉明。我们卫生员的主要任务是打扫卫生，打水送饭、端屎倒尿，相当于今天的勤杂工。当然，有空还得学习护理知识，啥都得了解，随时顶半个护士用。而且那时的社会风气是视伤病员为家人，学习雷锋、老三篇，病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护士和卫生员的职责范围常常是混合的。一天上午，我正上卫生班，打扫着走廊和病房。当我扫到妇产科产房门口时，听见里面蒋银仙军医叫道：“门口是谁啊？你进来一下！”我应了一声，走了进去。“哇哇”的婴儿啼哭声中，小蒋军医独自一人正在给一个产妇接生。“来来来，过来帮个忙！把手平放，摊开……对，就这样！”她利索地把一块治疗巾铺在我的双肘上，接着，把一团血糊糊的肉球放在上面：这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女孩。我顿时目瞪口呆！虽然从小没少去医院，却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从一个被“闲人免进”拒之门外的闲杂人员，瞬间转换成义不容辞的“助手”，落差太大，且容不得我半点犹豫和退缩。好在这个助手还算镇静。按照小蒋军医耐心、有条不紊的吩咐，我小心地把新生儿抱到体重秤上称重，简单擦拭血污、穿好衣服，包好“蜡烛包”。那边，小蒋军医已经熟练地处理好胎盘，结束了所有的工作。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这样风平浪静地结束了。哦，原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来到人世间的！后来的日子里，我和战友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但是，我永远记得产房里的“这一次”。 3、展览会和广播员到了1971年的下半年，医院里要举办一个《122医院中西医结合成果展览会》，我被抽调去了筹备组，同时抽去还有二所的冯南生和三所的王苏明。筹备组的骨干，是化验科的戴浚瑞、二所的楼方定和13分部的刘助理员以及后来调到我院医务处的胡助理员四员大将。大将们个个身手不凡！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电脑制作，所有的展板上的照片、标题大字、内容小字都是出自他们之手制作，一笔一笔画出来，而我们三个小女兵则用剪刀剪，用胶水粘，把主创们的设想最后实现、固定在展板上。1号宿舍大院一进门东面的平房，初期是我们的工作室，后来布置成展览室。三个新兵蛋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展览会的讲解员。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展览会结束后不久，我就被调去政治处，当上了一名广播员。这段经历，是我在122医院最顺心遂意日子。本人生性好动外向，从小就喜欢写作朗诵、唱歌跳舞，这回又是从病房调到机关，纯属老鼠第二次从糠箩跳进了米箩。我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定好了闹钟，除了每天按时播放起床号、出操号、早间新闻、上班号、下班号、转播中央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熄灯号外，还像前任（调回父母身边上了大学）老兵何荔军一样，包下了政治处的三块黑板报，定期更换内容。经常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各个所了解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动态、思想状况。 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保持广播线路畅通，让毛主席的声音毫无故障地传遍天涯海角。20世纪70年代初期，尽管是部队医院，122的有线广播系统跟我在农村插队时所见社员家的“小喇叭”一样，没什么区别。从广播室，到院部各个病房、一号宿舍、二号宿舍、小药厂，还有高山头那边的幼儿园，大部分外接线都是裸露的铅丝，而且都是跟电话线并行的。碰到刮风下雨，一根断落的树枝就能让一整片区域的广播通通“哑火”。这个时候，就得拿着一根长竹竿，顺着广播线一路巡查。不是挑开落枝，就是用竹竿使劲拨开搅在一起的电话线和广播线，排除故障。如果还是不响，或者毛病在我力所不能及处，就要请出高手了：保密员胡根强，人高马大。爬高上低，整修电路一把好手。是我常常麻烦的救兵。甚至放射科的军医王忠元都常常被请来应急帮忙。日子久了，我也跟师傅们学了一些门道，也会自己琢磨着拿个万用表检测修理出了故障的小喇叭，用电烙铁焊个线路。还曾经拿着医院的介绍信去金华县广播站学习取经。 4、文艺宣传队在政治处的另一个重头戏是抽调各个科室的文艺骨干，组成122医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参加13分部的文艺汇演。乐队骨干是手风琴孙屹华，弦乐（小号手）史有雷、曾清平、陈兰生。载歌载舞的是钱宁宁、张继军、曹秋莉、王春花、甄华、苏菲、我，还有我们的老大哥戴浚瑞。1972年，正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也是我这“新官”上任第一次带领宣传队，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我在学校里、农村里演过的节目搜肠刮肚地一番动员，和同志们一起绞尽脑汁编导了一台戏。 记得有开场歌舞（张继军提供歌谱）《“讲话”字字金光耀》、表演唱《小杨的星期天》、诗表演《联合国飘扬起五星红旗》、歌舞《解放军医疗队下乡来》等等。或许是整个班子绝大部分都是新人，都是70年、71年的兵，节目整体面貌和风格，都非常吸人眼球。那次的分部汇演，面对101医院、695医院的雄厚实力，我们122医院宣传队脱颖而出，大获全胜，好评如潮。汇演结束后，史有雷、钱宁宁、王春花、和我，四个人被抽去13分部，参加了那一年的分部宣传队。 后来的几届汇演，我们又拿出了女声表演唱《都像雷锋一个样》、女声二重唱《小道》、《健康的卫兵》（本人自创）、婺剧《龙江颂》选场《后山访水》（向金华地区婺剧团学习）、男声小组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诗表演《冲向烈火的英雄》等等。演员有付朝、瞿艳萍、沈红、陈爱民等人，后起之秀有来自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李傾浪、张明，外请过1军3师文工团手风琴演奏员万帆影。我清楚地记得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广播室里编本子的情景，当冥思苦想之后忽然灵光一闪时的兴奋，和所有节目都落实后的欣慰。那是一段段愉快的回忆，因为只要有去分部的演出任务，都会路过杭州，我就能回家一次。 5、小儿静脉穿刺70年代中期，根据形势需要，122医院内部科室又进行了一番调整，一所纯粹保留了外科，剥离了五官科、眼科和妇产科；二所剥离了小儿科。这几个科室合并成妇幼五官科。新建的妇幼五官科位于病房大楼一楼的西边，教导员罗绮英、宋保安，主任敏华，护士长张苏华。印象深刻的是这个科治疗班的紧张和繁忙！先提溜着装满各种眼药水瓶的小架子从东头往西走，从1床五官科病房开始。眼睛盯着治疗单，心里默念着“左眼、右眼……”千万不能弄错！还有，阿托品、匹罗卡品，万万不能搞混！否则，不但达不到治疗效果，眼睛还会瞎掉！这可是严重的医疗事故啊！时间一长，我们会嘱咐病号自己先把不滴眼药水的好眼睛捂起来。往西，一个个病房扫过去，走过楼梯、治疗室，就是小儿科病房了。听话的半大小孩还好办，打针吃药鼓励一下下，顺利完成。再小一点的就麻烦了，吃药得家长抱着夹着，捏着鼻子灌；肌肉注射青霉素更得遵循“二快一慢”的原则，格外留意，不能让扭动挣扎的小屁股把针搞断。最麻烦的就是，这边正在纠结地打着小儿静脉针，老是针不见血，患儿哇哇的哭喊声不绝于耳，那边妇产科病房的孕妇叫唤：“护士啊，我不行了！肚子疼！”自从20军和1军换防之后，妇产科的待产妇中，经产妇占了大头。这些人都是两三个孩子的妈妈，产程快得惊人，往往是一有宫缩，胎儿的头就露顶了……再后来，医院为了提高我们的静脉穿刺水平，送我们轮流去金华地区医院小儿科进修。担负着整个金华地区儿童治疗任务的金华医院小儿科，是一个独立的正规科室。一早去上班，治疗车上密密麻麻的摆满了输液瓶，足有二三十个！带班老师王护士平静地告诉我：我们天天都是这样。跟着干练的老师，我明显感到进步多多、收益多多。学到了：固定针头的胶布条事先剪好，贴在方便取用的板上；两个无菌小直止血钳，一个夹住橡胶管，一个夹住针头，浅浅地刺入皮下，以最佳角度，顺着血管走，可谓指哪儿打哪儿，百发百中；无敌神器是一把刮胡刀。那些胖手胖脚根本找不到静脉的小患者，把额颞部的头发剃掉一块，浅表静脉立刻清晰可见；最关键的就是学会了跟家长沟通：“你一定要抱紧孩子，保证他不动，我才能有保证打得进去。”——这句话真的很管用。学成归来后，小儿静脉穿刺水平的确提高了很多，基本上不再害怕那些细如棉线的小儿静脉了。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一个职业病：只要是碰见了小孩子，都会习惯性地抓起他的小手，看看他的手背静脉，再摸摸他的额颞部，端详一番，好像立马就开始酒精消毒似的。姜援元的妈妈张淑媛老师，是上海著名的小儿科专家，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她患有严重的过敏性哮喘，需要经常易地疗养。来到女儿这里，又闲不住，主动要求来小儿科上班。她对我们这些老护士非常放心，放手让我在医嘱本上把她的口述变成文字，最后由她签名把关。陈维洁，苏南姑娘，护校实习生，细高的个子，白净的皮肤，精明能干。我们三个人搭班，效率特别高。那天下午，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接二连三地送来四五个小病号。张淑媛主任不慌不忙，从容对应，一一全面检查后，口述医嘱，签字确认。我在张主任的口述下，写完医嘱本，又写临时医嘱本，接着抄治疗本、病历本。这当儿，陈维洁已经在治疗室里麻溜溜地配好了输液。三查七对后，第一时间给所有的新病号挂上了液体，开辟了静脉通道。这一通忙活，配合默契，一气呵成。真爽！离开122四十年了。但直到现在，还经常做梦，梦到在上小夜班，梦到在配药，梦到在画体温单，梦到手足无措地忙乱……永远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