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同学

刘增森

　　今天是2022年7月28日。45年前的今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广场老主楼前，我和我大学同学拍摄了上面这张“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74级全体毕业生合影”。

　　1974年9月初，来自北京郊区的20名青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5名北京知青和5名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走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组成了地理系74级学生——一个新的班集体。

　　我们74级学生，是文革中高校大规模招生的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大家是在原工作单位经过群众推荐、领导审批、政审合格后，迈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

虽然我们称为“工农兵大学生”，但班里的学生都是来自于农村，没有工人和当兵的。大家从事的是农业劳动，有的人还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妇女队长和兵团的班排长。只有个别同学在兵团担任老师、司机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

我们的年龄普遍偏大，在19～25岁之间。最大的是张友旺同学，25岁。最小的是冉景凤同学，19岁。

同学中没有高中生，都是初中毕业。十几个“老三届”的初中生，中学时还学习过中学课本。而我们69届学生，虽说也是初中毕业生，但由于文革的耽误，实际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水平。

　　上学前，我和苑向阳、宋惠同学都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插队。

我是北京69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苑向阳是北京89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我俩是同一天、乘同一列火车奔赴北大荒，我到了32连，他分配在17连。

1970年8月中旬，17连撤点，部分知青调到了32连，苑向阳是其中之一。一个月后，他领工资时傻了眼。原来，向阳最初分到33连，私下他和一个分到32连的人换防。因此，俩人都没有领到当月的工资，没办法，又各自回自己的连队。

多巧呀！4年前曾经工作、生活在同一个连队、住同一间宿舍的兵团战友，现如今竟又是同一个班的大学生。

宋惠是1连的知青。记得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到孙吴县城检查身体时，我俩是乘坐同一辆客车去的孙吴。那天，她和1连的几个男生坐在车的最后面，叽叽喳喳高兴地聊着天。通过他们聊天，我知道他们当中一个男生叫“黑子”，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学院。那个女生叫宋惠，分配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

　　入学时，张友旺、秦旺、马宝霞、刘忠泽、王淑霞、胡国浩、孙志琴和张淑芳同学是中共党员，其他同学是共青团员。

我们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张友旺同学，第二任党支部书记是刘援朝同学。第一任班长是孙志琴同学，第二任班长是刘忠泽同学。

　　大学期间，同学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号是：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因为我们上大学国家是包吃、包住、包分配。

我们的伙食费标准是15元/月，凭餐券到食堂打一份饭吃。虽说主食30%是粗粮，但伙食还是蛮不错的。因为那年月物质尽管没有现在丰富，但物价是很低的。我们每人、每月还可以领到4～6元不等的助学金。

住宿比较拥挤，每间屋子住5～6人，睡上下铺。那时的宿舍没有安装空调，夏天屋里异常闷热，夜里一觉醒来常常浑身是汗。

　　文革时期，北京师范大学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将“五七”指示作为教育路线和办学方针。

　　开门办学是文革时期出现的一项办学新举措。师生来到工厂、农村办学，并结合学习的知识，为工农兵服务。

地理系开门办学去的地区主要是北京的平谷和昌平县。学习测量和土壤课时，我们来到了平谷东高村，测量坑洼不平的土地，为平整土地提供数据；测量土壤中的氮磷钾含量，为科学施肥提供数据。学习地质课时，我们在北京市水文大队工程师的指导下，为平谷县一些缺水地区寻找地下水源。开设水文课时，我们雨季来到平谷县的山区，测量地表径流和地下水位…….。

印象最深的一堂地质课是在平谷的南岔村进行的。南岔是一个小山村，华国锋的女儿在那插队。该村缺水严重，北京水文大队决定在村里打一口机井。

经过勘探，确定了机井位置，但打下200多米后没有见水。后经过进一步勘探，在比该井位高出20多米的地方，又打了一眼井。结果只打到150多米，就出水了。抽不完的井水，不仅解决了村民的饮水困难，从此该村还有了水浇地。水文大队的工程师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南岔村的地质结构，以及第二眼井为什么比第一眼井位置高，却还有水的科学道理。

学习气象学时，我们走进了北京气象台；唐山大地震后，我们走进了丰台大灰厂地震台；学习经济地理时，我们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三条石……。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上学时，工人宣传队还驻扎在学校。地理系的工人宣传队员是北京清河毛纺厂的两位女职工。我们不叫她们老师，而称呼她们为师傅。

同学们对两位工人师傅印象不错，她俩还参加了我们班的毕业合影。

　　1975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总支要求我们学生们向天津小靳庄的农民学习，以诗歌形式批判右倾翻案风。

班里召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会。同学们站在讲台上朗诵自己写的诗歌，还在楼道中开辟了大批判专栏，粘贴上自己书写的诗歌。记得驻足观看大批判专栏时，我们几个同学不是评价诗歌的内容，而是看哪个同学钢笔字写得漂亮。最后，大家公认夏英达的硬笔书法最棒！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唐山发生了大地震。这一年，粉碎了“四人帮” ，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年记忆最深的事情，是我们班的同学们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

1月初，周总理去世，同学们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大家买来白纸，找来松枝制做成花圈，准备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悼念周总理。

后来，系里传达了学校紧急通知，悼念活动只能在校内进行，花圈绝不能出校门。同学们找到班长刘忠泽，要求将花圈抬到天安门。班长同支部书记商量后决定，同意大家的建议。

　　由于白天校门有学校领导和工人宣传队师傅看守，花圈抬不出校门。所以，第二天凌晨，同学们将花圈伪装好、分散溜出了校门。大家戴着黑箍、排着队、举着花圈，从学校走到了天安门。

同学们来到纪念碑下排好队，默哀、宣誓后，迅速挤进人群将花圈敬献在纪念碑下，然后赶回学校。大家拿上书包、没吃早饭就快步来到教二楼上课。

　　在教二楼正门，同学们被班主任老师堵在了门口。他气愤地大声斥责我们说:“你们给系里添了多大的麻烦！是谁带着去的？”。大家纷纷说:“没人带头，是我们自己去的！”。 同学们一边说，一边拥着班长和几个班干部进了大门。

　　那天，上的是气象课，授课的是李志宝老师。他提着两壶热水、几个茶杯走进教室后，对大家说:“同学们，喝点热水吧。我知道你们忙活了一晚上，待会讲课时，困了的同学可以趴在桌子上睡会儿，没关系”。那时节正是三九严寒天，在楼门口受到班主任的训斥后，大家心里拔凉拔凉的。而在教室，听了李志宝老师的一番话，我们心里立刻又暖烘烘的，几个女同学眼泪掉了下来。

清明节前后，我们班来到了昌平的黑山寨、西峰山开门办学。由于消息闭塞，加之学习紧张 ，同学们一直安安心心地在昌平学习。

后来听说系里的领导很庆幸，说如果“清明节”期间他们班呆在学校，会不会也卷进“四·五天安门事件”呢？

　　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是既紧张，又丰富的。每天早晨6点，校园里的高音喇叭准时吹响了起床号。不一会儿，体育委员苑向阳就会敲响男生各宿舍房门，督促大家到操场跑步、锻炼，新的一天开始了。

　　同学们酷爱体育活动。记得刚入学一个月，迎来了学校篮球联赛，我们班男生组队代表地理系参赛。结果成为了一匹黑马，一路杀进决赛，与物理系争夺冠军。

决赛是在灯光球场上进行的。面对物理系一百多人的啦啦队，地理系毫不怯懦，比分交替上升。最后，地理系以几分之差遗憾败北，但虽败犹荣。从今往后，各系再也不敢小瞧地理系了。

排球是我们班男女学生都非常喜爱的一项体育活动。由于下午第二节课结束后，排球场往往被其他系的学生占领。因此，我们班常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排球场打排球。比赛时，同学们分为两队，各由校排球队员胡国浩和刘忠泽带领，输的队每人掏两毛钱买糖，大家共享。因此，比赛非常激烈。

在校三年，学校春季运动会男女团体总分第一名都是地理系。除了田径运动会有外班同学参赛外，篮球、排球、拔河、游泳、越野长跑等比赛，都是我们班组队代表地理系参赛，且成绩优异。毫不夸张地说，地理系是一个班打败了人家一个系。

也难怪在毕业分配会上，总支书记王经感叹说道：“你们班为地理系取得的体育成绩，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了长江。从那以后，每逢7月16日，全国各地都组织群众性的横渡江湖游泳活动。

1976年7月16日，北京市组织横渡昆明湖，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北师大师生参加此次活动，组成一个20X20人的方阵，代表农民队伍。班里会游泳的同学踊跃报名，组成了地理系“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代表队。并且邀请周伦启和刘清泗两位老师加盟。

训练是在北京积水潭湖中进行的。由于代表农民队伍，我们每个人头上都要戴一个毛巾。所以，游泳时一是脑袋不能没进水里，以免毛巾掉下来。二是要眼观三路，与前、左、右人保持等距离，匀速前进。

7月16日活动当天，颐和园彩旗飘扬、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一声枪响，工农兵学商各路队伍从佛香阁前陆续下水，游向对面的南湖岛。

我们地理系的游泳队员都游完了全程，没有一个中途上船的。

　　大学期间，每年学校都要组织学生参加无偿献血。作为一名人民选送的大学生，当然有义务积极参加。

记得第一学年通知义务献血时，全班同学都报名了。经过体检，最后选定了几名身体好的同学，除范桂萍外，其他人都是学校田径运动员。

班长刘忠泽爱开玩笑。抽血时，小护士让他转过脸去不要看抽血。他对人家说：“得看着抽，我怕你把我的血抽干了”。结果，小护士抢白怼他说：“这是社会主义，能抽干了你的血吗………”。

我非常诧异贾长春同学是怎么面对抽血场面的，因为他晕针呀！

记得一次在平谷开门办学时，我和长春等几个同学分在了一组。一天夜里，长春发高烧39度多，我们赶忙把他送到当地公社卫生院。医生给长春打了一针退烧针，也就一分钟时间，长春脸色苍白、呼吸急速、满头大汗。

我们立刻叫来大夫。医生看到长春到样子，也着实吓了一跳，赶忙查看原因。过了一会儿，长春对大夫说：“大夫没事，我晕针”。大夫没好气地怼他说道：“你怎么不早说呀！挺大个老爷们还怕打针”。

　　我不会抽烟，但在北大荒插队时，学会了喝酒。馋酒时，晚上就和刘忠泽骑车来到新街口，走进警察岗楼旁的饭馆。俩人一人一升啤酒、就着一个咸鸭蛋，不到两分钟，一升啤酒灌进了肚子。然后，转身潇洒地骑车返回了学校。

由于我们上学时的年龄偏大，且又在社会上闯荡了五六年。因此，系里没有特别要求我们学生不能吸烟，有时师生间还相互敬敬烟。

一天深夜，总支书记王经敲响了刘忠泽宿舍的房门，把他叫了出去。大深夜找班长，着实把他们宿舍的人吓了一跳，不知道出了啥事。

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王经书记就学会了吸烟，算是个老烟民了。他家住在人民大学，常常因为晚上加班不能够回家，就在办公室凑合一宿。

这天晚上，王书记又在办公室加班写稿件。到了后半夜，烟抽没了，可工作还没有结束。烟瘾犯了，实在没辙，书记想起了烟友刘忠泽。所以深夜来到了学生宿舍，向他讨要香烟来了。

　　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地理系在校园气象观测站（现化学楼位置）建了一个“地震观测点”。暑假结束、回到学校后，同学们每天24小时轮流在“地震观测点”值班，观测地电、地应力，以及地下水位的变化。另外，我们还到了中、小学，为学生们宣讲防震、逃生知识。

为保卫首都安全，北京市政府组织了《北京市地震地质会战》，全面开展北京地震地质研究，北师大地理系是参加单位之一。由于地理系地质、地貌教研室教师缺编，系领导决定让胡国浩、赵秉辉、降庭梅和我4个学生，参加北京市地质地震会战，不再随班上课。

从1976年新学期开始，我们4个学生就脱离了班集体。有时老师带着我们到水文大队抄写北京地区地层资料；有时到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查看北京地区航空照片；有时随着北京地形地质勘测处的钻机到一些地区钻取岩心；有时跟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去野外考察。

　　1977年5月中，我和降庭梅同学跟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分乘2辆吉普车到河北阳原县野外考察。没想到在去阳原的路上，我乘坐的那辆车发生了翻车事故。

我伤得较为严重，腰部刮破了一寸左右长、一公分深的口子，被送到附近公社卫生院缝了5针。其他人还好，只是有些擦破伤。

大家商量后决定，把我送回北京，其他人继续到阳原县考察。我当即表示反对，要求和大家一样参加野外考察。理由是我这点伤是皮外伤，没有伤到筋骨，不妨碍走路。另外，这是一次难得的地质野外考察，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好机会，放弃了会终生遗憾。

由于此次野外考察，北师大只有我和降庭梅同学，没有老师参加。因此，中国科学院的同志电话联系了地理系领导，征得他们的意见后，同意我留下来继续参加野外考察，直到工作结束。

两周后，我回到了学校。此时，同学们还在一些中学进行教育实习。

　　入学时，尽管一些人的年龄已经二十四、五岁了，但全班40名同学都是未婚的单身青年 。大学三年，经过相互了解，有的同学偷偷地谈起了恋爱。临近毕业时，有三对恋爱的同学，公布了他们的恋情。

大学生中，有体育特长的男生确实招女孩子喜欢。班里三个谈恋爱的男同学，都是学校田径运动队员。那时，常常有人在这几个人的饭盒中，偷偷地放进餐券或馒头票，也不知道是谁放的。现在明白了，这些餐券和馒头票肯定是暗恋他们的女生放进去的。

　　大学三年，班里党支部召开了两次新党员发展会，刘援朝、降庭梅、王江和范雨启同学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学期间，我们没有考试。但是每门课程学完后，同学们都要提交一份学习报告，由任课教师给予评价。

教育实习结束候后，我们的大学课程全部结束了，同学们都拿到了大学毕业证。因为我参加了“北京市地质地震会战”工作，尽管缺少了两门课程的学习、也没有参加教育实习，但也获得了大学文凭。

　　转眼进入到了1977年的大学毕业季，同学们开始了紧张的毕业分配。

40名同学都向地理系党总支递交了《决心书》。每个人的《决心书》里都写上了：坚决服从祖国分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西藏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由于北师大73届学生中，有15人分配到了西藏。因此，我们的《决心书》里都要写上到西藏去。

三年大学相处，我们班的学生和地理系的老师们关系非常融洽，产生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老师们也非常关心我们毕业分配的去向。宣布分配结果的那天，20多名老师也早早地来到了教室，站在学生的后面，共同等待系领导宣布对我们毕业分配结果。

　　毕业分配那天，总支书记王经老师开场白后，副书记郁光影老师宣布了每个同学的毕业分配去向。

来自北京郊区的20名同学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由教育局进行二次分配。住在朝阳、石景山和海淀区的同学，也回到自己家所在区的教育局，由教育局进行二次分配。住东、西、崇、宣四城区的同学，分配到了丰台和门头沟区教育局，由教育局再二次分配。我和降庭梅、刘援朝同学留在了北京师范大学。

我被留校工作，提前一点也不知道信息，同时也感到很意外。因为那两个留校同学都是共产党员，而我却不是。后来，有老师私下告诉我，说是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给系里来了公函，对我在“北京地质地震会战”工作中的表现给予肯定、表扬。并提出如有可能，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工作……，原来如此。

毕业散伙饭在学校的东饭厅举行。那天，除了饭菜非常丰富外，学校还特意添加了啤酒（没有白酒）。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区县教育局派来拉学生的大轿车，将北师大74级毕业拉走。至此，北师大地理系74级学生结束了3年的大学学习，各奔东西开始了新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一些同学小有成就，担任了领导。刘忠泽担任了丰台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贾长春、宋德恒和张健同学担任了所在中学的校长。由于工作繁忙，大家很难聚在一起。

2002年，是北师大建校一百年。9月21日中秋节那天，同学们在毕业25年后，第一次在母校聚会。

大家游览了校园，看到了母校25年来校园里的巨大变化；参观了“文博馆”，欣赏了北师大珍藏的文物；见到了久别的老师；也得到了校友会赠送的礼物，最有意义的是一枚“北京师范大学”校徽……。

　　自从建立了“大学同学”群，同学之间联系起来方便多了。由于我居住在北师大，常常见到同学们尊敬的老师。这几位老师虽然已经90多岁了，但还能够记起当年他们教授过的学生……。

　　毕业后，大班长刘忠泽继续履行班长职责，多次组织同学们聚会。

上一次聚会是在2019年，同学们入学北师大45周年的时候。在刘忠泽、苑向阳和张健三位同学的策划下，11月1日那天，同学们在张健的家乡们门头沟聚会，度过了开开心心的一天。

今年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同学们肯定还会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地神侃、举杯开怀畅饮……。

　　如今，同学们都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胡元忠、胡国浩、刘忠泽、胡振芸、降庭梅和赵秉辉几个属虎的同学，今年72岁，是本命年。

刘忠泽同学的党龄今年已50年了，领到了荣誉奖章。祝贺你大班长。

　　最美不过夕阳红。愿我的大学同学们保重身体、安度晚年，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地过好每一天。

特别感谢北师大档案馆，提供了地理系74级所有同学入学时电子版的标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