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2003年8月29日,我从老红军郭佳仁家采访结束,打车前往老红军王兴家。</p><p class="ql-block"> 11点40分,车子在西安北四府街4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三干休所门口停了下来,这时,雨也小了许多,我在传达室一打听,当兵的小伙子很热情地打伞送我到老红军王兴家。</p><p class="ql-block"> 王老夫妇见我来很高兴,说:“郭佳仁已打电话来说江西来人采访我们这些老家伙,我们正在等你呢!”边说边让我坐下休息。</p><p class="ql-block"> 得知我的采访意图后,王老说:“我原来自己整理了一编《我的历程》自传记,你拿去参考,能用就用,没用就算了。待我拍完照片后,他忙起身去拿《我的历程》给我。</p><p class="ql-block">他在《我的历程》中详细的记录了自己革命工作六十一年来的重要事件。</p><p class="ql-block"> 1916年,我出身在江西万载县高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王少九在本县关帝庙开了个药店,维持一家生活,我八岁读书,九岁就缀学,上山打柴。我十一岁那年,父亲患肺痨病故,家中全靠母亲种植番薯和蔬菜为生,生活极为贫苦,灾荒年月靠捡野菜、挖观音土吃,全家五口人饥寒交迫,除大姐出嫁外,大妹送给姨娘抚养,二妹给人家当童养媳,仅剩我和母亲二人相依为命。</p><p class="ql-block"> 1928年初,我们家乡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地苏维埃运动。我参加了儿童团,配合赤卫队站岗放哨,斗争地主。同年十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红五军主力一部解放了万载县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p><p class="ql-block"> 1929年,我参加了农民运动,1930年,为扩大红军,红军第四军第三纵队来到万载县召红军,我当时14岁,我积极要求参军,同东渡村的朱春元,詹仁辉同去报名,这一批动员了100多人参加了红军,编队地点在湖南浏阳。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是肖克,排队时,首长看我年龄小,就分配我到司令部给肖克司令员当勤务员,当时,肖司令员也只有20多岁,当我向他报到后,他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多大了,家里还有什么人等,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听后说:“家里很穷嘛,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就是替穷人翻身解放的”。接着他又问我识字吗?又鼓励我认真学习,好好工作。每逢行军打仗,肖司令就肩背地图皮包,腰挎小手枪,骑在马上指挥部队战斗。每次战斗前,他都要亲自察看地形,与参谋长聂鹤亭一起研究方案,在行军路上,肖司令是用马给我驼行李,有时累了也给我骑一阵子。</p><p class="ql-block">离开他后,我于1944年到延安学习时,曾到枣园去看过他,他当时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他见我来看他,很高兴,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进步和成长。建国后,他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我曾几次看过他,他来西安视察工作也专程看我。并给我寄了照片、字画。他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发表后,也曾给我寄来一本。我参加革命的第一步是在肖司令员培养教导下开始的。</p><p class="ql-block"> 我参加红军后,经历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1930年十月,蒋介石先后调集十一个师零三个旅,约十来万人,向中央苏区采取分进合击的第一次“围剿”。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指挥下,红一、红三军团采取诱敌深入,运动歼敌战略战术迎击敌人。我们第三纵队跟随肖克司令员在红一军团第四军指挥下,参加了战斗,我记得是10月29日,我们在江西永丰、兴国交界的龙岗附近设下埋伏,第二天,战斗打响,一举歼灭敌军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共九千余人,活捉了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p><p class="ql-block"> 1932年四月,第三纵队改编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由刘亚楼任团政委,此时肖克司令员调到红二方面军独立五师任师长,我当时得了疟疾打摆子,肖司令要我安心养病,就没有带我去。病愈后,上级安排我在刘亚楼政委身边当通讯员,同我一起入伍的万载老乡朱春元,也在红二师第五团搞宣传工作,在他的介绍下,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p><p class="ql-block">在毛主席和中央的指挥下,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我们红五团参加了攻打漳州的战役,从天宝山一举攻进城内,歼敌第四十九师全部,还缴获了两架飞机。</p><p class="ql-block"> 1932年底,我奉命调到江西瑞金红军总政治部学习,在瑞金遇到了万载一同入伍的老乡詹仁辉,他在军事工业局工作,通过他的介绍,1933年我由团转党。学习不久,我调到军委总政治部秘书处任誊写员。</p><p class="ql-block"> 1934年初,我调到总兵站部工作,部长是杨立三,我在运输科任科员,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开始,由于“左”倾路线的指导,采用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作战方针,造成红军损失重大,结果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失败,到十月上旬,苏区日益缩小,敌军已重兵包围了离瑞金不远的广昌县,十月中旬,中央决定,实施战略大转移。</p><p class="ql-block"> 1934年10月16日,我奉命连夜销毁文件,总兵站部随中央军委机关从江西瑞金出发,经过于都,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了信丰河,此时,我由总兵站部调到红军总司令部当内收发。专门负责收转中央军委领导的机密文件。行军途中,经常能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军委首长,他们在队伍中与战士们一道前进,那时,康克清同志担任中央军委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兼机关指导员,常在队伍里健步行军,看到我们这些年青人,不断给予鼓励。</p><p class="ql-block"> 当时,红军红一、红三军团为左翼,红八、红九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担任保卫,掩护中央军委纵队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经过湖南、沿贵州,广西边境西进。1935年1月,我们进入贵州遵义城,党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那时年纪小,只知道开重要会议,知道撤消了博古总书记的职务,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罢了李德的官,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红军继续挥师北上。</p><p class="ql-block">遵议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四渡赤水、二进遵义、佯攻贵阳、威迫昆明、巧渡金沙江,在云贵转战72天,1935年5月底,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到达宝兴西北的大雪山——夹金山。</p><p class="ql-block"> 做了几天准备后,部队准备翻越夹金雪山,康克清指导员亲自对我们进行动员,说明了困难,鼓足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当时,我们一无棉衣,二无皮袄,每人仅有一个夹被或毛毯,天不亮就开始登山,中午才到山半腰,大家大多数都气喘嘘嘘,腰腿发软,当走到山顶时,山顶风大雪急,地下冰雪相加,行走极为困难,有些战友没下去就长眠在那里了。我们整整走了一天,没有停步,没有吃喝,终于翻过了大雪山,到达目的地,想起来真是不容易呀!</p><p class="ql-block"> 翻过了夹金山以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当时,正值六月,我们来到了藏族大寺庙所在地卓克基,休息了三天,筹集了一些青稞作口粮,在藏区宣传党的政策,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使藏民与红军亲近了。</p><p class="ql-block"> 从懋攻到毛尔盖,一路上中央开了几次会,决定北上抗日,时届七月,我们从毛尔盖往北约走了四十里到达班佑,不久,就进入了松潘草地,荒无人烟,没有一棵树,也没有路、水草杂生、潮湿不堪。部队前面有土司带路,按照地图标向行进,饿了吃炒面,夜晚几个人背靠背在一起,就在草地露宿,走到第三天,遇到一条河流,河道不宽,可河水深到脖颈,水流湍急,难以通过。大家把绑带结成绳索,一个拉一个过河,大家发挥阶级友爱精神,大人帮小孩,身体好的帮病人,我那时人小,个子也小,头顶背包,由两个大人架着过河,有的战友不慎滑到河里,被急流冲走淹死了,有的骡马也被冲跑了,损失不少。特别在草地深处,草地长年泡水,形成海棉一样,人马走进去就陷到泥潭里淹死,开始部队没经验,吃了不少亏,有时暴风雨袭来,人都成了“落汤鸡”苦不堪言,在整个六七百里行程中,不少人饿死、冻死、病死,吃到野菇毒死,在草地上牺牲的战友最多,到处是遗骨。</p><p class="ql-block"> 1934年9月,我们到达甘肃南部,国民党鲁大昌两个营把守住天险腊子口,我们红军红一、红三两个军团相互配合,于十七日攻占腊子口,打开了前进的大门,当我随中央军委纵队通过时,只见两山高耸,峡谷中仅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山两傍布满了滚木擂石,通过腊子口,我们翻越了岷山,于九月十八日到达甘南哈达铺。</p><p class="ql-block"> 我记得中央军委领导在一个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进行整编,对外称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在回汉群众支持下,我们冲破了胡宗南的渭河防线,击溃了马鸿宾的骑兵尾追,翻越了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同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p><p class="ql-block"> 不久,上级调我到军委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36年春毕业后,分配到前方红军总部任见习报务员。</p><p class="ql-block">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随八路军总部经山西洪洞、赵城到晋东南,驻在辽县,我担任电台台长。</p><p class="ql-block"> 1942年5月,日寇对晋东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我随八路军总部机关住在辽县的麻田,桐峪一带,那时保卫总部机关的仅有一个警卫连,日寇对我八路军总部机关实行“铁壁合围”,一次即出动九个大师,约万余人对总部所在地进行进攻,当时,炮火连天,战斗十分激烈,左权任八路军参谋长,他带领一个警卫班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他让彭老总先行安全转移到武乡,自己坚守阵地抵抗日军,不幸壮烈牺牲。</p><p class="ql-block"> 五月十五日晚,总部首长指示,将五部电台全部埋掉,准备突围,我们坚持到第二天拂晓时,又将电台挖出来背上,这次日军大扫荡,除五分队少数受损外,大部分电台人员均利用黑夜向东突围成功,当时,同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总兵站长杨立三。过了沙河,安全转移到河北邢台地区,总部机关损失很大,我们司令部三科科长海风阁和政治部干部科科长龚竹村也不幸牺牲了。</p><p class="ql-block"> 1943年冬天,我从前方奉调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调中央党校二部学习。1946年胡宗南调集大军进攻延安,中央党校转移到山西吕梁,王震担任吕梁军区司令员,罗贵波任政委,上级分配我到吕梁军区七分区政治部任党总支书记,不久,调分区下属58团任政治处副主任。</p><p class="ql-block"> 我在参加陕西关中扶眉战役后,部队往咸阳以西追击逃跑的敌人,我因患病在临潼县野战第一医院治疗,留在了西安工作。</p><p class="ql-block"> 说着,王老像记起了什么,拿起电话给另一位老战友打电话。韩闺君阿姨说:“他在给一位兴国的老红军打电话,叫吴振兴,也是搞通信的。”王老说:“他住在高新一路,待会吃了饭,叫司机小王送你过去。”</p><p class="ql-block"> 这时肚子也“咕咕作响”已经是中午1点多钟了。</p><p class="ql-block">王老叫司机小王开好车,穿好衣服,下楼一同在不远处的大饭店吃中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