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大师•王阳明】征文 ——之“盖世智者”

風過丿雲傷

　　

前 言

近来，《文学名家追忆文苑》的馨洁老师，又出了一道关于“心学大师•王阳明”的“论题”，面对史上罕见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盖世智者，愚犹比一粒微不足道的露珠儿，不经意掉进了浩瀚的汪洋一般。每当直视这个经天纬地的宏博思想时，愚除了膜拜，那就是畏服与崇敬。

有人说，智者就是天上闪烁的明星，而在愚的眼睛里，明星与智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曾经生活在大明王朝中期的王阳明，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就接受在朝庭做吏部尚书的父亲的薰陶和社会道德沦衰时的世风刺激，由此这才成就了那部传世千秋的“阳明心学”。

为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阳明心学”的诞生与贡献，愚就借用《文学名家追忆文苑》这个平台来班门弄斧一番解析愚心目中的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与“知而不行”的对立关系。

　　

（注意，关键词：王阳明；心学；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A、王阳明与他的人生履历

　　 （一)、出生及个性简介

　　摘自《传习录》：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阳明是他的号，浙江余姚人。生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

①、 “知质：聪慧，性情：豪爽，年满十五，便游历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

十八岁读朱子之书，二十八岁以进士入仕，进工部观政。弘治十三年（1500年），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因执言上疏拯救戴铣、薄彦徽等人而触犯权阉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②、“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王阳明苦苦思索二十余年，终于明白：理不在外物之中，而在自己心里，心即是理，不能将两者一分为二，这就是史称的：“龙场悟道”。

　 ③.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正德十一年（1515年），刘瑾失势后，朝廷重新起用王阳明，并任命他为南赣汀漳巡抚，同月被勒令前去镇压民乱，相隔数十日，便荡平了诸“寇”，不日便安抚了当地的居民。据史料记载：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后，又一次被阉宦馋言，险遭不测；嘉靖六年（1527年），朝廷再一次复用他为两广巡抚，并同时下令其提兵讨“贼”，而此时的王阳明却一反前吏平乱的作派，采用了“以抚代剿、土流并用”的方略，不久，便很快的平定了思恩和田州的叛乱；紧接着又出奇兵，一举剿平了藤峡瑶的叛民。这些经历，就是王阳明临死前自诩的：“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千古名句，也是后辈们公认的：“圣人胸襟与气魄”！

（二)、浅析家族背影与功业

　　①、 “出身书香门第，传统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史载：王阳明为山东大族琅琊王氏后人。两晋之际，琅琊王氏举家南迁，并驻留江南。相继东晋末年，王氏家族中的另一支族，便由王羲之带到山阴（今绍兴）；后在两宋之际，王羲之的第二十三代曾孙王寿，又迁居余姚，并在此繁衍生息十余代王氏子孙。虽说从未出现过十分显赫的人物，但王氏族人世代坚持耕读不辍，以诗书治家，一直保存着中原大族的传统风范。

　　 ②. “一身正气，从不向任何权贵折腰。”

　　正德元年（1506年），阉宦刘瑾专权，朝中大臣戴铣、薄彦徽等人因上疏要求惩办刘瑾而被陷害入狱。此时的群臣慑于阉宦淫威，噤若寒蝉，唯有王阳明敢于仗义执言，为戴铣、薄彦徽等人辩屈申冤。面对权贵威胁，王阳明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临危不惧，而且还直面抨击那些残害忠良的阴毒奸宦，做了别人所不敢做、为别人所不敢为的仗义之举，从而，直接彰显出王阳明一身的正气。

　　③. “文人用兵，战功显赫。”

　　作为一介文人的王阳明，既能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又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这种由文弱书生创造出来的历史奇迹，不仅仅罕见，而且稀世。1872年，晚清名臣曾国藩辞世之后，他的一位故交为其送上这样一副挽联：

“尽瘁武乡侯，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上联呈墨的“武乡侯”，是指诸葛亮，而下联落笔的“新建伯”，指说的就是王伯安。此人将王阳明与智圣诸葛亮相提并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足以可见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有着多么的无可限量。就连传世千秋的《明史》也用四十五字清晰地褒扬道：“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由此可见，王阳明“文治武功”的卓越智慧，确实应该名垂青史，并且还一点都不过分。

　 ④、“强化统治，高压治民”

　　王阳明的一生，在政治上竭诚尽忠于朝庭，为大明江山的统治，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业。

1516年，王阳明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要职身份，亲赴赣南及福建的汀州、漳州等地镇压农民起义军。在剿叛期间，王阳明除了用武力对起义军施以血腥镇压外，还强制推行一系列诸如“十家牌法”、“连坐法”等政令和律罚，严密地监视所有民众的言行举止，企图把农民起义与反叛官兵始终消灭在萌芽状态，使封建统治得以长治久安。

B、阳明心学思想的内容及分析

　 （一）、“心即理；心处无理”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及宗旨有三：一是高扬人的主体性；二是强调天地万物对“人心”的依赖性；三是天地万物不能离开人心及人心对它的感受。基于“天理亦不能在人心之外，而必须在人心之内”的这个认识，那么，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心外无理”的意义就在于：

　　①、用心统一万事万物，把基于主观的物和客观的理一起“上统”到“心”，从根本上否认在物之理的存在。【如果承认心外有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客观事物（如：忠孝观念和天理均存在于事物中），那就不可能实现人心对事物的统一驾驭（即：君子死后心中也就没有了忠孝之理）】。

②、综合以上逻辑，可以推理出这样的观点和结论：“一切相关的道德规范，完全丧失了本初的意义。”

③、由此及彼：那些原有的，诸如用“独尊儒术”来“一统天下”的思想，就存在着若干的漏洞，只有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的学说，才能积极地修补这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漏洞。

④、王阳明的“心学精神，在维护固有的封建道德秩序上，实实在在地起到了以“实”补“虚”的优长和作用，给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暂时扎起了一道“迷惑人心”的坚固防护栏。

　　

（二）、“知行合一”

　　在王阳明的意识准则中，知行合一的“知”，主要是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而“行”，又独指人的道德践履与实际行动。其思想形态，总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是以知为行，以行决定知。正因为如此，“阳明心学”才出现了另外的哲学隐秘：

①、过分夸大了“知”与“行”之间的关系，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②、从强调“行”中的“知”才是真正义意上的“知”的那一刻，就决定了王阳明哲学方向的极端行动已经开始；

③、与其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在逻辑上不夠完整，还不如直接认清：正是这种不完整，才反映出王阳明痛感浮华学风之弊，从而忘我地对“行”的意义进行极端化的强调；

④、单从对现实的补救意义上来看，这种“矫枉过正”的应用，对于唯心哲学思想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三）、“致良知”

　　王阳明指出，良知是普遍的必然之理和个体“自心”的统一，这就在一定的意义上积极地表现为：“天理”与“吾心”的融合。为此，在逻辑上就可以这么认为：

①、王阳明将先天的“良知”与后天的“致”联系一起时，这才发展到他的“致良知”学说。

　　②、在努力挖掘和推扩人性的善端时，王阳明认为：只要积极地听从“天”与“心”的引领和召唤，遵从良知的指引而行，将良知付诸于实践(即：致良知），就完完全全可能成为圣贤。

③、在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刻，(即：道德标准无法维系人心的时间)王阳明力图挽狂澜于“统治大厦”而不倒，于是，又重新拾起了世道人心向往的“方便法门”、“简易工夫”等一些迷惑心智的现实，这样，不仅仅降低了“成为圣贤”的门坎，而且还为“成为圣贤”坚定了执迷的信心，确确实实地显现出了王阳明对众生的诱惑和大才之范，同时，还缓解了社会上的躁动与纷乱，为统治者的反省和寻找新的出路赢得了喘息之机。

C、认识与解析

一、关于王阳明个性双重化

与现实矛盾化的由来。

溯有“叛逆”与“顺服”并兼的王阳明，从小就受吏部尚书王华（父亲）的熏陶和社会道德沦衰时的刺激，其性格有着“矛”与“盾”的双重性：既要做官, 又想当圣贤；既仇视农民起义，又感慨士风败坏。虽然曾经被权阉刘瑾迫害流放， 但却从没有改变过对朝廷的忠心。

二、历史沉淀出的结论

（1）、亲自带兵镇压闽赣两广的农民和少数民族暴动，平定了宗室宁王朱宸濠对朝廷的反叛。

（2）、不惜忘我地深入探讨“程朱理学”这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庞然大物，将它所论证和宣扬的纲常法度分为“天理”、“人欲”等核心思想，并做出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矫正。

（3）、不论是学术还是“功业” ，王阳明都是统治阶级必不可少的核心人物；

（4）、他的主观唯心论，是“陆九渊学说”的引伸和发展，而且还带有十分浓烈的佛教禅宗色彩。所谓“阳明心学”，其实就是被禅宗化了的儒学。

（5）、不可否认的是，“程朱理学”在明朝初期占有独尊的地位。只是在成化弘治以后，那被长期压抑的“陆九渊心学”才开始逐渐抬头复苏，这一隐忍重现的时期，正是王阳明为弘扬他“良知学说”的开始，但随着社会道德的日见沦衰和急需一个符合民意的“革新道德”来维护其封建统治，于是，王阳明便公开打出了“陆学”的旗帜。由此以来，就给了儒家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一个极端的发展。

（6）、嘉靖以后，“陆王心学”在思想界风靡的时间，可以说长达百年余之久, 据《明史•儒林传》的叙述：“‘阳明学’的门徒遍及天下，流传达百余年之长。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儿人矣。”

（7）、“程朱理学”，从根本上讲是适应封建制度、符合地主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大体说来, 王阳明主要从两个方面做了矫正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强调主观精神( 人心) 的决定作用，以防止异端邪说损毁有益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德；

第二、给普通人指出了一条道德修养乃至成贤圣的快速、简易之路，也就是说，把百姓尽快变成为被封建思想愚弄的“圣贤”。

D、对阳明心学的“心即理、知

性合一和致良知”的综合见解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 王阳明认为，理全在人心， 应该向内去求。“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

意思是说，每个人生活的世界， 实际上都是由自己的内心决定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快乐的， 那么，再苦再累的感觉也是自己的幸福；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痛苦的， 那么，锦衣玉食的满足也是自已的灾难。你的心，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知行合一中的“知”， 是指“心之本体”。意思是，人的固有道德意识即为“良知”，也就是孟子说的“是非之心”，进一步说，就是先天具有判断是非、选择善恶的道德标准。

而“知”与“行”，恰好又是由内心的道德标准发动出来的。知是行的主导，行是知的体现。倘若“一念发动出来便即是行”，所以，知行是一回事，统称为：“知行合一”。

王阳明指出：知中有行， 行中有知，守仁的知行合一，升华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学”中的以“知识论成分”的思想。

“阳明学”认为，知行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分割的，由此，便批判（或推翻）了“先知后行 ”和“重知轻行” 的观点。

在“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中，着重强调了“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学问”的辩证逻辑。因为这个逻辑中存在的知与行，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只有去实践了，你才拥有这个知识，不去做， 即使你看再多的书，学再多的理论，也无法真正获得这个知识。

据《明史》记载，程朱理学曾抑制了长达几百年的思想自由，对此, 王阳明首先否定了“理” 的外在性，主张把理置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从而建立起尊重各人主体作用的“ 心学” 。

朱熹主张用客观的天理来主宰世界，由天理去限制每一个人的行为。而王阳明则主张由“吾心” 来主宰世界，他说人之心“ 只是一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对天地的主宰”。这一主张的提出，解放了天下所有人的“ 心” , 使人人的“心” ，由驯顺被动的地位，转向独立和自我用功的主宰地位。

王阳明的心学，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意义，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联系实际”。“知行合一”论，在认识论上虽然具有主观主义的色彩，但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一理论对当前高校走出德育困境并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读智者人生履历

解“阳明心学”对“德育”的启示意义

从王阳明的履历中，我们不难找出他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知识的积累与道德修养的提升，跟现实社会的行为均不能成正比。很多时候，那些饱读四书五经，诵读圣贤书的所谓上上人，其言行极其龌龊。

特别是他被贬到龙场的那段脱离浮华的人生经历：虽然龙场是一个蛮夷之地，人们也不懂礼乐、也不通诗书，但是，其言谈却非常的真实；其行为却十分的光明磊落；其性情却是权贵们没有的淳朴与挚诚。强烈的反差，使王阳明革新了自袭前人的观点，他认为：道德上的觉悟并不在于增加知识，而在于消除胸中的渣滓。

观点的改变，必然导致认识的矫正，因此，王阳明指出，应该专门开设一科道德教育，而不能再用知识教育来代替知识，因为，仅凭知识登上高位的有才无德之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可能要比有德无才的人更大，由此结论，便让王阳明得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践履道德”。

如果只能背诵书本，并且还能理解文义，但真正与现实对映，那就算不上“知”了，一个完整的知，须对事物本身有所体验，所以，“阳明心学”主张“知外无行”，“知而必行”，反对“以知为行”、“以知代行”，只有“知了即行”，才能“知得真行”，否则，“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同时他还强调“不行不知，行而后知”的哲学观。

“阳明学”的“知行合一”，就是道德修养倡导的“在于行”，行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解决当前知行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途径。故高校德育必须打破思维模式，调整德育评价标准，让学生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之中，通过社会调查、公益劳动、勤工俭学、咨询服务、教学实习等，来培养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热爱劳动、热爱人民的思想情怀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尽责的道德情操，从而增进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群众的和谐与统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F、结 语

阳明心学与王阳明辞世后的影响

　　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去世之后，也就是在大明王朝的中后期，一批批如夏炎、徐阶、张居正等权倾朝庭的大臣，都相继成了“王学”的笃信者，并且，个个都做出了相当显赫的功绩。由此可见，王学思想在维护当时及其身后的封建统治有着何等重大的推波助澜之举。

但遗憾的是，从明朝末年到清朝统治的296年间，“王学思想”一直遭到统治利益的制约和后继门徒只会高坐论道、脱离实际而逐渐衰落。那么，“王学思想”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背景下又被重新提上日程的呢？据历史记载：

①、应该是在晚清时期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开始的；

②、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些“保皇派”都积极地追捧过“王学思想”；

③、在那个近似于明朝即将崩塌的晚清时代，“王学思想”便成了康有为救亡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④、1897年11月，梁启超也在湖南时务学堂高举起了两面旗帜：一是王学，二是民权；

⑤、“五四运动”暴发的前后一段时间，李大钊、郭沫若等一些红色革命先烈也都是“王学思想”的积极推崇者。

⑥、整个民国时期的一代枭雄蒋介石，更是王阳明思想的崇拜笃奴，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他败退台湾之后，将台北市北郊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⑦、“王学思想”早在明朝中后期就传到了日本，后来又逐渐传播到整个东亚地区，并且被输入国文化所消化，形成“海外阳明学派”。可以肯定地讲，阳明学说是“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过最重要影响的思想学说之一”。

⑧、更重要的是，到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受到了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

⑨、20世纪初，日俄战争中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就随身挂着一块腰牌，上面刻着七个工工整整的小字：“一生俯首拜阳明”。由此可见，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力，无论是在教育上、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想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