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72年12月（72届高中）我于苏北的一个小县城毕业，就彻底结束了我的校园生活，那时因为近三年多的时间国家没有招工任务，使我们这一代的高中毕业生成为社会的包袱、抛弃者，成为社会的流浪儿。</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我们虽说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但我们的命远不是很好的，我们经历了自然灾害的三年，文革动乱的十年，我们虽说不是“老三届”，但我们是名符其实的“小三届”，因为我们66、67、68三届小学生一起进的初中门，我们饱经了人世间的沧桑与苦难，我们的同学大部分人营养不良、身体不够强壮，我们还要面临“上山下乡”的动员，那时我的弟弟较小，是居委会主住给我免去了上山下乡的任务，在这期间我对我的前途产生迷茫，看不到方向，特别是文革中受极左极右思潮的影响，一会批“读书做官”、一会批“读书无用”，不知所磋，小学成绩优秀的我、还是一名少先队中队长的我，一度认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在学习上自暴自弃，投入到文革批斗的洪流中，放松了对文化的学习，以至于后来在全国恢复高考后，没有勇气加入到高考的行列，没有进入大学门而成为自已终身遗憾（因为遭受过同学的嘲笑），当然其主要责任在于自已，因为成功都是给予那些有充足准备的人，如和我一同进厂的同学恢复高考后，通过自已的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南京医学院”，改变了现状、改变了命运，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这就是我身边的案例（当然他的父母都是教师），而我不同: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后代，命运就不可能那么好了，这就是我的宿命论，命运安排不可逆转。</p> <p class="ql-block"> 这就是家庭环境不同，思维考虑不同，由于家境贫寒，考虑的是挣钱，为家庭分忧，那时流行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飯”，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当过小学代课教师，通过杂工生产组的介绍，打过很多零工，比如:粮食一库输送机上运输粮食、下河轮船码头灌装“666”粉、泊油马路上手工浇拌泊油石子、磷肥厂晒矿石、大红染料厂抬冰抬料上楼，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只能默默做着自已的事，才能拿到自已微薄的收入，正所谓象“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必须是“奶”才是，时间不知不觉在过去，1975年的下半年我们组织了一部同学上访到县劳动局，才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直至1976年元月我们这批学生才得已安排，我进了一家大集体上班工作，才真正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可留绐我们的还是创伤，2000年元月企业破产倒闭，成为一名下岗工人，为生活所计，通过自学，走上了书法培训的道路，后来通过作品参赛，2003年成为一名省书协会员，这是后话待后再述。</p><p class="ql-block"> 傅强胜记于2022年7月27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