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壮族学生

专题

作者 高绍钦

我的一生有两段做教师的经历，而且都与壮族学生有不解之缘。

一九六八年十月，本应只读三年高中的我，和所有六三级的同学一样，在百色地区高级中学待了五年多后，终于怀揣高中毕业证书，回到了各县各自家中。

百无聊赖之中，广播里、报刊中，常常听到看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可为”的宣传。尽管“文化大革命”动荡日子中的激情经过冷静期，渐渐地，渐渐地熄灭了，可是，对于“上山下乡”的洪流，依然充满了激情与期待。

一九六八年金秋之际，我和百色高中老三届部分同学卷起铺盖，来到了田东县林逢公社平桥大队那沙生产队插队落户。因为有一批田东中学的学生先期到该生产队插队落户，所以，我们这批后来者并没有大费周章，很快，便融入到生产队这个集体之家。

农田劳作，是必须要学会的，但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有时还不习惯。一天傍晚，出于好奇，我骑上了一头老牛的后背，悠然自得地往村屯路回去。

路上，被一老社员看到了，他深情地跟我说：“老牛已经辛苦一整天了，你不应该再骑它了。要爱护我们忠实的劳动伙伴。”这是我在农村的第一课，既简朴又富有深意。

这近一年时间，我和大多数知青都学会了犁地、耙田、拔秧、插秧、耘田、收割等农活，除了种水稻的水田，还有种甘蔗、红薯、凉薯等作物的种植、培育、收割的劳作。同时，我还参加了当地六钮水库和公靖水库的建设。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国家教育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国教育进行改革的决策，推出了为方便农村孩子上学，在农村的小学增设附中班的决定。当时的平桥小学是林逢公社，乃至整个县条件比较好的小学。而且平桥大队又是全县先进的农业生产大队。因此，平桥小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增设附中的学校。不知道平桥小学增设附中是否得到县教育部门增拨经费。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增派师资。

为了解决师资问题，大队革委会决定，在广大下乡知青中遴选文化基础好，在接受再教育表现好，身体条件好的“三好”知青，充当附中教师。

或许，我在六钮水利工地主编过《工地战报》，还写过简要报道，刊登在《右江日报》上，引起了大队革委会的注意。再或许，我这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在他们眼中具备担负初中课程教学任务的能力，最终，我被从公靖水利工地紧急召回队，并成为平桥小学附中一名“民办”教师。

这，就是我，人生第一段教师经历的开始。

在平桥小学附中，除了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还担任了整个初中班两个年级四个班的物理、化学课，一个班的语文课以及小学高年级自然科学的繁重教学任务。每周大约二十个课时。

由于没有接受过师范教育，开始时我还是感到比较吃力，后来也慢慢适应了。

在平桥小学附中的工作还是顺利的，经济待遇也不错。每个月和大队干部拿统筹工资27元。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些招工到工厂的当学徒的知青，每个月才拿到18元的学徒工资。

平桥小学（含附中）除了我和一位玉林籍的女教师（谢有芬）是汉族外，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壮族老师和学生。我虚心向教师们学习，以弥补自己没上过师范学校的不足。与学生们相处，我更像是他们的大哥哥。

在农作物收获季节，在我宿舍备课桌上常常发现不知道哪位同学放的花生、玉米、红薯......其间，我还学会了用壮话和学生及家长进行沟通和交流。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我教师名称上冠以“民办”二字，我或许愿意在平桥学与一茬又一茬的学生相处。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带班的学生毕业了，正好也迎来了县里对知青招工的大潮。

不知道县有关部门是有心或者无意，招工时喧闹了好几天的县人民礼堂冷清了下来，招工的被招工的走了，我却被告知：自己到县劳动局报到。我被单独分配到县冶炼厂工作，和我一样被“照顾”单独分配放到县工厂工作的还有好几个知青（谢贵生、沈源、贺黎明）。

斗转星移，岁月荏苒，十年过去了。我辗转到了第三个单位——田东县物资局工作。由于历史原因，一年六六年的高考取消了。由于“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出现，一九七三年，在简易高考中成就优异的我，落榜了。一九七七年，由于第二个小孩即将出生和家庭方面的原因，我放弃了上某师范大专班的机会。

八十年代初，面对可以上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区直分校这个机会，我抓住了，并且进入广西物资学校教学点带薪学习。凭借老三届高中生的底蕴和多年积累的社会经验，在电大的学习中，我显得游刃有余。

电大毕业的论文答辩中，我向物资学校建议，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组织共青团员学生代表到边境线慰问守疆卫土的解放军指战员。一九八七年六月，广西物资学校赴国境线慰问解放军代表团，一行六十多人。在校党委书记的带领下，乘坐两辆大巴车向宁明、凭祥进发，并登上了著名的法卡山。

在广西物资学校学习期间，我不仅努力学习还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在校学生会主席任职期间，我花了相当长时间和精力组织了学校体育、文艺、墙报等活动，受到了校领导和同学们的好评。当然，每当活动结束了，人散了，我仍需要在宿舍加班补课，把因搞活动耽误的功课补回来。毕业当年，我还因此被评为一九八六年广西全区物资系统先进工作者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由于我的表现符合学校的要求，学校决定让我留校任教，成为广西物资学校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这也开启了我人生第二段教师生涯。

在物资学校，我被选举并任命为共青团广西物资学校委员会委员、书记，也就是人们俗称的校团委书记。同时，我还担任一个民族班的班主任（注：民族班，即广西四十九个老少边山穷县，每县一名学生组成的班级）和物资经营管理、应有写作课程的教学。

1990年，阳春三月。广西物资学校体育运动会正如火如荼地举行。运动场上各项目比赛轮番进行。加油声此起彼伏，即井然有序又不失热烈。可是，这时，八八级物管二班的梁家俊同学却默默地回到了宿舍。他面色苍白，头晕乏力，几乎摊在床上。这位憨厚的壮族孩子，为了不影响同学们参加校运会高涨的兴致，他强忍着种种不适，当天下午独自来到了他嫂子工作的广西区（省）医院。

梁家俊同学在他嫂子的帮助下，完成了各项检查。可他得到的是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结果：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这晴天霹雳的消息，梁家俊几乎崩溃了。梁家俊同学不知是否和在南宁工作的哥嫂商量，不知是否和在武鸣县乡下的父母沟通，他不动声色地回到了物资学校。他在收拾自己简陋的行李，准备与老师和同学们来个不辞而别，回到武鸣县乡下的家中听天由命。

梁家俊同学的奇怪举动引起了同宿舍同学的注意，并一路由男同学、到班团支部支书韦惠敦，再报告到校团委书记我这里。丝毫没有耽搁，我马上向校党委作了汇报。

得知梁家俊同学的情况，校党委做出决定，在全校号召广大师生员工向梁家俊同学捐款救助。

一时间，全校上下，你五元我十元的捐款投进了校团委办公室的捐款箱。因此梁家俊同学得以住进了广西自治区医院的血液病科的病房。

每年的三月五日是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纪念日，共青团各级组织都以此为契机，大力倡导“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在团区（省）委、区直属机关团委的会议上，作为物资学校团委书记的我，详尽地介绍共青团员、壮族小伙梁家俊同学的情况，以及开展募捐活动的初步成果。

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汇报激起了团区委（时任学校部长温卡华）和区直属机关团委（时任书记白莺）的高度重视，并决定联合区（省）学联发起倡议，号召全区大中专（含中学）广大共青团员和学生捐款救助梁家俊同学。

人间自有真情在。广西大中专学校及物资系统开展了轰轰烈烈“学雷锋，为梁家俊献爱心”的捐募活动。《南宁晚报》记者张旅平也闻风而动，率先以《真情！真情！》为题，做了连篇报道。南宁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也进行了跟踪报道。广西大学实习记者庞革平多次来到物资学校采访，并在《广西法制报》上刊登题为《梁家俊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报道。

一时间，慰问信如雪花片片汇入物资学校。捐款像溪溪流水融入募捐办公室。尽管那个年代人们并不富裕，大多数捐的都是十元五元两元，乃至五角。但是，收到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片片真情，充分体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的真谛。

三月二十五日，广西医学院一位来自非洲乌干达的留学生骑着自行车，来到十余公里开外，位于南宁市西郊的广西物资学校。我亲自接待了这位来自非洲的身高一米八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马龙古巴哈伊亨利。他今天来就是为了帮助梁家俊同学来捐款的。接着，他拿出了五十元人民币，交到我手上。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马龙古说：“我很崇拜中国的龙马精神，所以我的中国老师给我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马龙古。”他还说：“世界公民不分肤色。小梁是世界公民，我们应尽力帮助他。雷锋精神应该在每个人的心中。”会后，他给梁家俊同学留下了一封深情地慰问信。他在信中写道，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希望梁家俊同学早日战胜病魔，早日康复。

募捐款涓涓细流汇成河，募捐款将近十万元，后续捐款达十四万元。这在九十年代初，可是一笔巨款！梁家俊在区医院进行保守治疗，无法完全治愈。这只是权宜之计，加上当时广西医疗技术水平有限，骨髓移植治疗白血病只有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医院有能力施行。因此，学校领导决定，赴北京寻求救援。

我作为校团委书记，又是“学雷锋，为梁家俊同学募捐”活动的发起人、执行人，加上一九八九年刚到北京参加全国中专学校共青团工作研讨会（听取了李源潮、刘延东书记的报告），我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赴京的重任。

早春四月，我和梁家俊的哥哥来到了位于北京前门东大街的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大学处办公室，我向处长做了详细汇报，并提出需要援助的请求。当团中央领导得知我们来自祖国的南疆，救助的是一位共青团壮族小伙时，表示将大力予以支持和协助。

当天下午首都北京迎来了一场沙尘暴。可是我们乘坐的出租车顶着大风、开着车灯把我们送到了北京医科大学团委会。经过与北大人民医院和陆道培教授汇报沟通，最终，北大人民医院决定接受梁家俊同学入院治疗。我们的北京之行得到了中国青年报、在京广西老乡（武鸣黄成武、田东黄文思等）的关心与帮助。

返回南宁后，学校积极联系了梁家俊的家人，沟通协商后，由梁家俊的哥哥梁家富牵头，带着梁家俊的另一个哥哥和姐姐一同前往北京做血液配型。人们都说，幸运常常眷顾于善良的人们。终于哥哥梁家富与弟弟梁家俊配型成功。

一九九零年五月十四日，梁家俊在他哥哥梁家富和嫂子的陪同下，启程前往北京。当天，南宁火车站特意开启贵宾候车室接待梁家俊和哥嫂以及送行的人们。在候车室，前来送行的有团区委、区学联、区直团委、物资学校领导。广西新闻出版局团委还特地赶在梁家俊一行人上车前，送上捐款一千元。梁家俊和哥嫂深受感动，激动地热泪盈眶。梁家俊激动地说：“感谢全区各界人士给我的经济上的资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到北京后，我一定配合医生的治疗，争取早日康复，重返校园，完成学业，报效祖国和人民。”

手术成功啦！陆道培教授亲自主刀，据说，陆教授还为此推迟了访美交流的日期。梁家俊度过了排异期，在逐步康复中。消息传来，我和物资学校广大师生、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一样，备受鼓舞，甚感欣慰。万千善意终成果，承载二十万家乡人民的爱抚，梁家俊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一九九零年七月，受各方委托，我到北京看望还在康复中的梁家俊同学。再一次给他带去了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并向北大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深切的谢意。

一九九零年，梁家俊康复归来，进入物资学校下个年级继续学习。一九九二年，梁家俊顺利完成学业。毕业后，到武鸣县参加工作。

二0一二年六月，广西物资学校八八物管二班同学匡世鸿从柳州出差到南宁，工作之余他向在南宁的同学建议，组团到邻近南宁的武鸣县看望梁家俊同学。同时进物校，尽管没有同时毕业离校，多年来，对梁家俊同学身体健康的牵挂，在同学们心中却从未间断。

六月，南方水果飘香的时节，在武鸣县、灵水旁、武鸣中学的校园，我和匡世鸿、陈文略、韦惠敦、谢玉兰、甘艳英、覃新、黄斌，以及家住武鸣的冯一鸣、黄建忠同学，与在武鸣中学工作的梁家俊同学，欢聚一堂。后来，得知这一消息，远在近200公里外的许军同学，也从田阳赶了过来。

回忆22年前，病魔缠身的壮家小伙；看看眼前，尽管脸上留下些许风霜痕迹，但仍显健硕的壮家汉子，大家百感交集的同时，坚信：梁家俊同学康复之路，走得踏实。

中午，在梁家俊同学引领下，我们来到一家由民宅改商用的“土菜馆”用餐。大家吃着土鸡、土鸭、土菜，不开车的同学还喝起了壮乡的“土茅台”——香醇的米酒。小菜馆里充满了浓浓的情谊，同学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情谊浓时意亦浓，依依不舍终须别。告别时，在场同学凑了1000元钱，委托我交给梁家俊同学，并祝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不知什么时候，梁家俊同学准备了一大筐当地特产龙眼果，回赠大家。

三十二年过去了，尽管后来我的工作有了调动，离开了物资学校，但我和我的这位壮族学生，以及广西物资学校八八物管二班的同学一直心心相印，保持联系。可以告慰大家的是，现在的梁家俊，身心健康！这就是我第二段教师生涯中，最值得记忆，最值得回忆的往事。

写于二0二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