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柔的那些日子（一零五）

牧羊人

113. 扑克牌

我们刚到怀柔的时候是没有人玩扑克牌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扑克牌曾作为“封、资、修”的产物在社会上被禁锢了一段时间；再一个原因或许是：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是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因此，在当时的大背景下，除了“红宝书”外，根本没有人会想到要带这个“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到怀柔来。

到了怀柔以后，我们的业余生活大多是聊天、侃大山和睡觉。一些有文艺细胞的知青们自发地组织了文艺小分队自娱自乐，还有的知青会到关系比较好的老乡家串串门。他们把这个形容为：“访贫问苦”，但是按我的理解，他们应当是“套近乎”去了……。

总而言之，在我们刚到怀柔的那一、两年时间里，知青们的业余生活是单调乏味的。

　也可能是社会上会玩扑克牌的人实在太多的缘故，无论扫“四旧”也好，还是厂家停产不再生产了也好，政府根本没有办法从源头上禁止了老百姓玩扑克牌的爱好。

于是，聪明的扑克牌生产厂家就开始动脑筋了。你不是说扑克牌是“封、资、修”的东西吗，他们就从扑克牌的传统画面上下手让扑克牌改头换面，生产厂家要让那些有着“小资”图案的扑克变得中性化起来。这个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但却是富有成效的。

　譬如，生产厂家让那些最最饱受诟病的“爱司”（A）、“老K”（K）、“皮蛋”（Q）、“杰克”（J）等英文字母全部改头换面成了数字。结果“爱司”成了1，“老K”成了13、“皮蛋”成了12、“杰克”成了11，以此类推等等等等……。

　除了这些变化外，生产厂家还将相对应字母的传统画面全部用与数字相符的花色来替代了。比如红桃“老K”，就用13颗红心替代了原有的“king”（国王）。

所以，禁是禁不住的，只有变通之后方能够变“害”为宝。这样一来，经过改良后的扑克牌在“文革”期间又成为了人民大众手中的娱乐玩具了。

　在怀柔，究竟是什么时候再重现扑克牌的时间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致的时间应当是1971年。

通过几年的插队落户生活，知青们或许明白了：必须要“苦中作乐”的道理。他们认为，应当在业余时间里给自己找点乐子消遣消遣才对，否则我们的生活也太单调无趣了！

知青们谁也不愿意在怀柔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于是，这一年回家探亲的知青在上海搞了几副扑克牌带回了怀柔。

　一天，我到祝宝忠的宿舍去串门，正好遇见杨白劳（何金福）、程建、邱新海他们几个在玩扑克牌。看到我去了，他们说要给我玩一个新的牌戏，他们管这个游戏叫“猜牌”。

杨白劳（何金福，左一）、程建（左四）和部分怀柔知青在上海（拍摄于2015年11月6日上海）

　整个玩牌的过程说起来倒也简单：在桌面上倒扣着54张牌，这些牌按照矩阵的方式整齐的排列着；一个人在现场翻牌并确认这张牌的花色和大小以后，然后让另外一个不在现场的人来猜牌……。

　神奇的是，不论你摸过了什么牌，另一个不在现场的朋友总能说出你摸过的是哪一张牌；不仅如此，他还能准确地说出这张牌的花色和数字大小。

我自认为应当算一个玩扑克的好手了，当时但凡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牌戏自己基本上都玩过，但这个“猜牌”的游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个游戏蛮神奇的！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想知道这里面的奥秘究竟在哪里？

只见程建他们当着我的面把手里的扑克牌反反复复地洗了好几遍以示没有作弊。接着，他们再将我切过的牌全部数字冲下整整齐齐排列在了桌面上；这时，他们会将猜牌的人用毛巾蒙住了眼睛，以表示猜牌人是什么都看不见的。然后，他们让我随意翻动任意一张牌，并记住这张牌的花色和数字……。

当这一切全都完成了以后，那个蒙住眼睛的朋友会揭开毛巾来猜我刚才动过的是哪一张牌。

最终的结果令人吃惊！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无论我如何小心地去摸牌、放牌，但蒙眼人总会一张不差地猜出我曾经摸的是哪一张牌，它是什么花色、这张牌面的数字又是多少。

　难道蒙眼人真的有“隔空猜物”的绝技吗？对于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去验证，但结果都是一样的。蒙眼人居然还是“百发百中”，这是不是有一点儿太神奇了？

后来，为了防止猜牌的人作弊，我索性将他撵出了屋子，由我自己来洗牌、切牌和摆牌，等我把牌看好了以后再让猜牌人进屋。

但无论我怎么操作，这位朋友还是能够猜中我动过手脚的那一张牌……。

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邱新海、“杨白劳”以及程建等三人都具有猜牌的神技，而且都是一猜一个准！这就有一点儿不太正常了！我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猫腻”！虽然这个“猫腻”是什么我并不清楚……。

以我对程建他们几个人的接触和了解，自己很清楚，他们并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特异”功能，而且，这三个人绝不可能都一样聪明！正是基于这一点才让我有了怀疑。

要证明我的判断是否正确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三个人都一起“回避”了才行。于是，我对他们下了“逐客令”，除了我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留在屋内。

一开始，他们都不愿出去。他们告诉我，至少要留一个人在里面盯着我才行，否则怎么能保证他们猜对了牌而我却“耍赖”、不承认怎么办？

他们的一再坚持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于是，我向他们发誓并保证，自己绝不耍赖！于是，他们才悻悻然地离开了现场……。

接下来我们又玩了一场，结果证实了我的猜测，他们三个全都失手了！当看到我戳穿了他们的“把戏”以后，程建告诉了我这个游戏的奥秘。

原来蒙眼人确实是一点儿也看不到我翻过的哪一张牌，猜牌的关键是留在室内的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说白了是“托”。

“托”们会将牌的信息通过他们事先约定好的手势或脸部的表情暗示给猜牌的人。例如，一个人负责指示牌在哪个位置，而另一个人则负责暗示牌的花色和大小，所以嘛……。

　在当时，大多数知青会打的牌戏都比较老套，无非是“接龙”、“争上游”和“四十分”这么几种，这几种游戏只要是上海知青都会玩。每天干活儿下来的空余时间那么多，大家聚在一起时都会拿出扑克来玩上两把。

知青们之间也大多是通过这种方法自娱自乐的。不用说，在当时那个非常的年代，扑克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乐趣，也丰富了我们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

这一年，胥学政曾送给我了两副“文革”中期生产的扑克牌，一副扑克的底牌是红的，一副是蓝的。

　　这个扑克牌所用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非常好，硬呱呱的，捏在手里很舒服。而且，里面的图案还是老的式样，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改良，因此很受我的喜爱。虽然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它们。

后来我得知，胥学政手里这样的扑克牌还有很多副，真不知道他是怎样从上海搞到的。

但更让我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个，而是他为什么弄了这么多扑克牌带到怀柔来，他究竟想拿这些扑克牌干什么……？

　　2014年6月，胥学政重返怀柔，在乡亲们的欢迎酒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1973年夏天，我还在西安探亲的时候在部队大院里学会了玩桥牌。桥牌的技术性很强，一下子让我玩上瘾了，每天至少要跟朋友们玩上一局、打上十六副牌才肯罢休。

后来，我转道上海回怀柔的时候意外地发现，铁路新村的几个朋友如丁士会、韩四东、刘永谦他们也在玩桥牌，我曾和他们打过一局（16副牌），他们几个的打牌水平都挺不错的。

我知道，桥牌要比玩“四十分”、“争上游”有意思多了！因为它算是一种高级的牌戏，在国际上非常流行；桥牌非常锻炼人分析问题的能力，当时我曾异想天开，“桥牌”若是在怀柔推广，一定会有很大的受众群体，它的发展前景应当是不可估量的。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玩“桥牌”的人多了，知青的业余生活不会再像原来那样单调而无味了。

从上海回到怀柔不久，我开始物色起对象来，打算在怀柔推广起桥牌运动。

那时，刘永谦等几个“铁村子弟”都还没有回来，看来这个推广的“重任”就只能靠我一个人去担当啦。

我找到了胡建新、王益平、赵宝良等人，教他们桥牌的玩法。一开始他们倒是蛮有兴趣的，也愿意跟着我一起学着玩桥牌。

或许是桥牌里面的规矩挺多的，另外还要用一些英文的单词去叫牌，以用来表达持牌人手中拥有的牌面花色和级别，所有这些，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朋友来说确实蛮搞脑子的。就这样过了几天以后，那几位朋友对桥牌失去了热情，至此，我的推广活动也就落地无声、无功而返了。

我知道，要想推广“桥牌运动”至少需要三个会玩的人一起带着才行，否则这个桥牌是根本无法玩起来的。所以，我想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推广桥牌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1974年的 3月初，这时的怀柔仍然是冬天，后山白雪皑皑，气温仍维持在零下三、四十度左右。

村子里蛮冷清的，大多数上海知青回去探亲了都还未归来。一天早上在仓库派活时，当时的生产队副队长、知青沈国桢安排我、朱晓东、崔建华和陶建丽四个人到后山打柈子。

这一天，我们在山里到处寻找可被采伐的白桦。也许是后山离着村子比较近的原因吧，山上可供采伐的白桦树基本上绝迹了。我们在山里寻寻觅觅找了大半天后，最终算是找到了几棵落叶松的倒木，这才让我们勉强完成了一天的定额。

为了寻找可供采伐的树源，我们在后山无人走过的雪地里走了很多很多路，那一天下来后，我们都感到蛮疲劳的。

但是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沈国桢还是派我们几个人继续到山里打柈子。而且，他根本不听我们的解释，也不管我们是否能打到柈子……。

更何况，像这样漫无目标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打柈子，到了来年，拉柈子的小老乡又怎么找得到这些柈子，找不到要拉的木头柈子，不就意味着我们的柈子白打了吗？

但是，沈国桢的想法很简单：反正我已经给你们派过活儿了，至于你们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就不是我该操心的事儿啦……。要是说起拉柈子，那是明年的事了，谁还会闲着没事干去操心未来的事呢？

　于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每天上山前都会在宿舍里先用扑克牌算上一卦，算一算今天应当去哪一个方向打柈子？

不用说，这都是心理作用在做祟，哪里会有这么灵验的事情？算卦的牌戏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按照算出来的方位去打柈子往往都是空手而归的。

如此几天折腾下来，有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打够规定数量的柈子。但是，我们又不能就此而早早地下山，否则，肯定是会被领导“训斥”的！

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总会静静地待在后山上，远远地瞅着知青食堂的烟囱，我们在等待着太阳下山……。

坐在雪地里，我们呆呆地幻想，盼望着会从烟囱里冒出令我们垂涎的迷人香味……。

所有这些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哪里会有什么香味会飘得那么远？但有一点儿倒是确定无疑的，食堂的烟囱冒烟了，意味着开饭的时间快到了，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收工下山……。

　这一天，沈国桢又派我们几个去后山打柈子，我们几个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不乐意了！派我们干什么活儿不行啊？明知道后山已经没有什么树木可供采伐了却还硬要派我们去干这个，这不明摆着是“为难”我们嘛！

于是，我们几个在被派了活儿以后先去了食堂买馒头，然后，我们带了中午的口粮返回了宿舍。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活儿不好干，如果想要完成任务我们必须走的更远才行。但就是这样，是不是能够找到能采伐的树源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对于我们几个而言，干活儿累一点儿倒也没有什么，我们都能够承受的，问题的关键是，去寻找可供采伐的树源实在太难了，因为我们对后山的树木分布情况一点儿都不了解……。

这时，忽然有人提议，既然大家都不想干活儿，倒不如我们躲在宿舍里玩扑克吧！只要大家不出宿舍，队里是不会知道我们今天有没有出工的。这位朋友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我们关起门来开始玩起了“四十分”……。

朱晓东的宿舍位置比较偏一些，位于知青食堂的背面，在食堂和宿舍之间还隔着一个存放土豆、白菜的大菜窖，这里平常是见不着人的。加上现在又是冬季，村子里的老娘们大多都躲在家里“猫冬”呢，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会有人突然地闯进知青宿舍来。除非是……，但那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打牌期间，为了不出去方便，我们尽量地控水，否则，因上厕所而被人发现就麻烦了。就这样，我们在宿舍里玩了一天扑克直到太阳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