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春秋》第二卷 第五章 十二 那时候的生产责任制

草根练剑

网络图片农业生产责任制，将生产队的土地改为“口粮田”，“责任田”，实行分组作业，“包工包产” 网络图片农业生产责任制，将生产队的土地改为“口粮田”，“责任田”，实行分组作业，“包工包产” 网络图片农业生产责任制，将生产队的土地改为“口粮田”，“责任田”，实行分组作业，“包工包产” 网络图片农业生产责任制，将生产队的土地改为“口粮田”，“责任田”，实行分组作业，“包工包产” 再一个对生产小组的事情也上心了，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带之而来的是秋天丰收的成果。 再一个对生产小组的事情也上心了，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带之而来的是秋天丰收的成果。 生产责任制，说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们那里农村农业上改革开放的一些事情。

1978年12月18号至22号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与此同时，广大农村也开展了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具体的就是将以前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特别是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也就是那时候农村普遍实行的“大寨分”改为全面农业生产责任制，将生产队的土地改为“口粮田”，“责任田”，实行分组作业，“包工包产”，“以产计酬”的土地联产分组作业责任制。

第一步是分“口粮田”，按照各个生产队的具体情况，将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一分为二，一人一亩“口粮田”，剩下的是“责任田”。

其次，将生产队所有男女劳动力分为两组，将“责任田”根据地块好坏搭配，也分成两部分，抓阄定地块。

开春按照地块定产量，定报酬，超产有奖，完不成产量有罚。各组再根据情况实行以人承包，或者包工计酬等等机动灵活的办法。

全大队十个生产队分为二十个作业组。这样，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干劲，和以前评大寨分的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生产队评大寨分的时候，不管你出多么大的力，流多么大的汗，最高分一天就是11分，而好些出工不出力的人，也是照样如此，出现了好多好汉分，人情分，权利分。

由此，不由得想到了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当地流传的一个关于利用权利记“大寨分”的荒唐段子；

那是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有一天，生产队里有一个年轻人办喜事，中午同一生产队的社员们大都是在婚宴上吃了酒席，好多人都喝了酒，还有几个喝的有点过量了，其中还有一个生产队的副队长喝的更是吆五吆六醉眼朦胧，下午到了地里的时候，那个副队长还是昏昏沉沉，还没有布置生产劳动就在地头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他这一睡不要紧，因为还没有布置劳动任务，于是，其他社员们也跟着他躺条了，这一觉好睡，直到夕阳西下，早升的月亮也出来了，已经快到往常下工的时候了，副队长才醒了过来，乍眼一看，人们都没有干活，而且还有一个喝酒更多的老汉，还在那里呼呼大睡，不觉大怒，便要发作，可转念一想，自己还是刚刚睡起来，便揉了揉眼，瓮声瓮气的说道；“怎么就没有人叫一下哩！睡！睡！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睡！”随即用脚踢了踢那个还在酣睡的老汉；“赶紧起来，回家吧！”

见状，记工员忙问道；“队长，今天的工分咋记吧！”

“问球什哩，和平常一样吧，记日工，强劳力11分，妇女老汉们7分，”副队长不耐烦说道；

刚睡醒爬起来的那个老汉，六十多岁了，平时就挺厥，酒劲还没有完全退去，一听说同样的睡觉记两样的工分，不禁火气头上冒，喷着酒气质问道：“一样是睡觉，凭什么你们记11分，给我们记7分，难道你睡着了，我没有睡着，还是我比你睡的少？”说的那个刚刚醒过来，还有一些醉眼朦胧的副队长语失了。

这是说到了那时候评“大寨分”时候的一个冷笑话。

而实行了生产劳动责任制以后，确实是调动了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比如以前“大糊隆”（泛指那时候学大寨运动）的时候，生产队一种活计可能要五六人，还不一定能够完成，责任制以后，两个人就可以保质保量的完成。再一个对生产小组的事情也上心了，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带之而来的是秋天丰收的成果。

到了秋后联产计酬决算的时候，两个小组粮食产量都比定产有大幅度的增加，而工分开支还往往用不了原来定下的用工，那时候的分配原则就是联产计酬，上不封顶，你超额多少就兑现多少，而到了年终，生产大队还有奖励，记得那时候第九生产队的作业组长郝根庆，一年下来超额奖金就有四五百块钱。

那时候那个分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比以前出力多了，流的汗也多了，但相对说来挣的工分也多了，一年下来收入也比以前多了，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人们还是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只要出力流汗，好日子就有希望。

于是干起活来，劲头十足，认为分组联产承包责任制前途光明，但是，人们的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那个分组作业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没有实行了几年，就又被更加自由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那就是将集体公有制土地，全部生产资料，包括牲口，大小农机具，及原来集体的所有财产，物资分发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即实行了新一轮的村集体与个体农户签订新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形式。

（附录）：联产计酬资料：状元组长（《山西农民》1980年8月30日）任永礼 王兴富

提起郝根庆,汾阳县演武大队干部社员都叫他是“状元组长”。

这个称号的来历，还要从去年说起。

去年春天，演武大队普遍推行了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第九生产队副队长郝根庆兼任了第一作业组组长，秋后算盘子一响，郝根庆领导的作业组，粮食产量超过春定包产指标七万多斤，在全大队二十个作业组里，夺得了头名状元。全组组员，都高高兴兴得了一份超产奖。郝根庆本人也领到四百二十元的奖金，在受奖干部中夺了个“金榜第一”。从此“状元组长”的称号，在全大队叫开了。

郝根庆听着人们亲切的呼唤，趾不高，气不扬，他心里想，状元不状元，还得看今年。如果去年当上状元组，今年坐个红交椅，自己丢人是小事，全组社员都得跟上咱受损失。

从今年开春以来，他更是加倍地为全组的工作操心出力。郝根庆当组长以来，时刻把农活质量放在心上。他不论做什活计，都给全组摆出样子来。对于劳动技术差，农活一时跟不上的社员，他内心点拨，手把手的教他们。

社员张爱萍是去年冬天刚从山里嫁来的小媳妇，她劳动积极肯干，就是不熟悉平川的农活，做不好活计。今年开春深翻玉米地，她翻的坑坑洼洼，有人当场就讽刺她说“山区人进城，寻不着城门。”甚至有人说这是出来混工分。爱萍听了这些冷言冷语，气的哭了。这时候，郝根庆对大家说；“山区和平川劳动的活计，做法不一样，开头总得有个学习的过程嘛。爱萍劳动积极，只要大家勤教她，没有学不会的。” 说得爱萍心里热呼呼的。这以后，根庆派活时总把爱萍和自己挨在一起，或让她和技术高的韩秀芳挨在一起。耐心地教她带她，几个月后，爱萍很多农活都干得满是样子了。

郝根庆对劳动技术差的社员，热心帮，耐心教，但是，对于个别耍奸卖乖的社员，他却是该批评的批评，该返工的返工，毫不客气。

今春有一天撒粪时，他发现有个社员撒下的粪，东一圪堆西一团，很不均匀，便当场批评了一顿。没料到他这一批评，那个社员当下火冒三丈，大吵大闹起来。郝根庆也不由得火气冲天，但他转念一想，自己是一组之长，不能跟社员一般见识，他气你就火，他吵你就闹，既教育不了本人，又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影响全组工作。这样一想，他压住火气，没有再多言语。收工的时候，根庆把全组社员集合到那个社员撒过粪的地块里，来了个“明公断”。大家看了，七嘴八舌，纷纷议论。这个人说:“要是给我干活，贴上金子银子也不要！”那个说，现在以组包了产，谁再耍奸卖乖，掺假弄杂可不行。”社员你一言，我一语，那个社员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得当场认错，并情愿返工。

最近我们访问郝根庆的时候，演武大队的干部和社员都说；“根庆不愧是‘状元组长‘，今年的状元还得让他夺了。”实行了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人们还是满怀信心，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只要出力流汗好日子就有希望。于是干起活来，劲头十足，认为联产计酬责任制前途光明。

但是，人们的思想还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分组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没有实行了几年，就又被更加自由的土地联产责任制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