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课程》读书笔记——黄璐瑶

YURI

《意识形态与课程》是由当代美国著名教育哲学家迈克尔·W·阿普尔所著。本书一共有八个章节，分别为分析霸权、意识形态与文化再生、经济再生、日常学校生活中的经济学与控制、课程历史和社会控制、潜在课程与冲突的本质、系统管理与控制的意识形态、常识性分类与标签政治学和超越意识形态再生。在长期的教育研究和实践活动中，阿普尔写了大量涉及教育与权力关系的著作，通过揭示教育中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通过思考课程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提出了具有现实批判性的教育理论。

本书的第一章节首先考察了学校再创造和再创造学生中的霸权时扮演的角色，考察霸权如何在教育者的“头脑中”进行运作。接着第二章通过分析了课程在文化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之间相互作用所扮演的角色来考察学校教育在技术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探索获取和缺乏“合法性”知识分配与文化和经济不平等的再生之间的联系。第三章的内容通过关注社会关系和非正式课程，以及正式的学校课程，阐明意识形态和霸权教学。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社会控制中带有公开承认利益的学校知识怎么样编程组织日常学校生活的基本框架提供一个简要的历史性的分析，其次是提供幼儿园经验的经验主义证据以证明学校在教授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知识和具有相当保守结果的倾向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第四章的内容继续深化前面的内容，探究具体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根源，探究为选择从总体上仍然支配着课程领域和教育的原则和实践提供意识形态背景的规则。第五章的内容分析科学和社会研究中存在于广泛可接受的课程中的显在知识，以及更具有政治性的课程知识分配的缺乏。接着在第六章中，集中探讨了霸权如何在教育者头脑中运作，指出教育者基本上缺乏伦理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中立，实际上，他们把霸权看作为达成共识和社会控制的机制。同样，第七章的内容继续探究了教育者意识的意识形态渗透，并证明学校在分配不同种类的意识和倾向给不同种类和阶级的人们发挥着根本的作用。最后在第八章中，本内容指出了理解存在与学校和文化与经济的再生产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并建议采取多种途径更进一步研究学校知识的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

在书中，阿普尔认为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霸权往往采取共识或默认的方式发生作用，而这种共识和默认在教育中就具体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作为一种“合法化”的知识，背后隐藏着某些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课程是主流阶级的权力、意志、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体现和象征。因此，课程知识不仅仅只是一个分析的问题，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或一个纯粹的心理问题，而是阶级、经济实力和文化霸权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价值冲突带来的结果。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所说的选择性传统那样，其是赋予一种群体文化资本而剥夺另一种群体的文化资本的结果，即在显在知识的水平上，选择性传统和合作的作用导致某些价值和实践——常常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得到重视而另一些价值和实践则被忽视、排除、淡化或重新解释。所以，课程知识的选择和分配是社会有权势者做的意识形态的选择，课程知识上是一种法定文化，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与控制的工具，弱势群体如少数民族、女性等在课程中找不到他们的文化和知识，也就很少有发言权。在此之下，阿普尔除了分析了公开的显性课程，而且也深入进行了对潜在课程和隐形教学的研究，并且持有“潜在或隐性教学比市民阶级或其他形式的有特殊价值取向的有准备教学对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起到更大的作用”的观点。阿普尔认为第一类潜在课程是学校的基本规则和由此而产生什么样的隐蔽意识形态的教学，它“数年来一直通过他们每天的生活和对学校制度与常规的适应，向学生潜移默化地传授规范、价值和倾向。”第二类则是课程内容的选择性传统。学校知识体系本身往往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隐蔽课程就是与学校中没有出现的某些事件相联系的课程。在探究第一类潜在课程中，学校的考评制度则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切入点。学校的考评总是作为科学和技术的中立方法。执行、知识、意向、成绩和癖好等类型本身并不必然地就是好的或具有好的品质被分类运用到考评对象上，而学校和社会把低的地位强加给这些所谓产生越轨行为、迟钝的、知识贫乏的考评对象上，所以儿童不仅有差异而且有等级，也就可以看出，社会中起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发挥了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校制造的差异被法律、经济、健康和团体机构所借鉴，并用来界定个体。就这样，隐蔽课程之一的学校制度无声地传递着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另外，教育者在传递意识形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普尔认为：“虽然教育者一贯试图把自己描绘为‘科学的’，指出他们的活动是‘科学的’，并因而处于中立地位，以赋予其合法性，但他们支持官僚化的假设和制度，否定个体和人们群体的尊严和重要选择‘中立的科学’术语成了掩盖这个事实的粉饰，因而比帮助性更加意识形态化。”教育者作为学校中的关键性角色无法回避阶级问题的考验，而且必须有明确的立场和态度——你站在谁的一边？或代表谁的利益？阿普尔认为，教育者应该站在被压迫者和处境不利的人，成为争取民主教育的斗士。教育者要批判地审视现有的教科书和课程，要运用智慧去判断和分析隐藏其中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并进行深刻反思，最终是为了通过课程来传递批判信息给学生，帮助学生塑造自己的观点、价值观和选择取向。同时，处于社会最底层、最没有权力的群体需要得到最大的关注和维护，这也是教育者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阿普尔的《意识形态与课程》向我们阐述了教育决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意识形态、伦理和政治的问题。阿普尔的批判教育理论也为我们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课程背后的政治因素，譬如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抹去知识政治性的人文社科类的课程需要注意政治性内容的取舍，教师应当把握好意识形态内容的介入程度，让课程知识在中立性与非中立性之间达到良好平衡。